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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丁，亦称羌丁，子姓，名绚，是商帝太甲之子。
商帝沃丁在位期间，仍以伊尹为相。沃丁八年，伊尹逝世，终年100岁。伊尹辅助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帝王，历时50余年，为商朝强盛立下汗马功劳。商帝沃丁以天子之礼把伊尹安葬在西亳（今河南偃师）商汤陵寝旁，亲自临丧三年，以报大德，以表彰伊尹对商朝做出的伟大贡献。
伊尹为商朝的建立和繁荣立下了不朽功勋。商王朝建立后，伊尹以其雄才大略、精通治国之道，又辅助商帝汤“铸金钱，制礼乐，定献令，迁九鼎于商都”。商帝汤称伊尹为“元圣”，意思是说伊尹是最高尚、最伟大的圣人。
伊尹的一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汉书•刑律志》伊、吕并书，称赞其治国和军事才能。杜甫诗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也是从这个角度评价伊尹的。苏东坡著《伊尹论》则更从政治角度称赞他是“辨天下之事者，有天下之节者”。夸赞他不以私利动心，“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当代的教育史家毛礼锐、沈灌群等称他“在帝王教育方面堪称典范，在殷代政治舞台上，也是一名重要角色”。在今嵩县元圣祠题诗云：“五谷丰登时不碱，亿万斯年存古迹。”伊尹的名字和他对历史的贡献将继续留传千古。
“殷人尊神”既是商代思想的主要特点，也是商代教育的主要特点，伊尹就是被称为“格于皇天”的天的代言人。在《伊训》中，伊尹告诫太甲说：“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就是代天传意，说明老天爷要用降百祥奖励作善者，降百殃惩罚做不善者。就是伊尹用天命、人事、祸福对太甲的申戒，也是神道设教思想的体现。
虽然伊尹抬出皇天以先知先觉的天意代言人教育太甲，但那只是借天之威，给君权涂上神授的色彩，以统治百姓。伊尹一方面用君主若不从天意，天必警以祸殃的思想教育太甲，另一方面他更看重人的修养，特别是帝王的道德修养。在《太甲》篇中，伊尹通过太甲的反省自悟认识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huan)
。”强调的是自我修养的重要作用。这句名言至今还是人们常引以为戒的格言。伊尹还告诉太甲说：“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意思是说，只有自己克敬、克明、克诚，才能取得臣民的忠和亲。他还说：“天难堪，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慢神虐民，皇天弗保。”意思是说老天爷是难以相信的，命运也是靠不住的。只有常于有德，才能保住王位。否则统治九州的权利就要失去。如果轻慢祖先和神灵，虐杀老百姓，皇天也保不了你的王位，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眷求一德”。“一德”就是纯一之德。虽然伊尹的整个思想体系是为神权政治服务的唯心主义，但其更重视个人道德修养，以“眷求一德”，以求天佑，以求民归于一德的思想，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在政治上，伊尹主张“居上克明，为下克忠”。做国王的要“惟亲厥德，终始维一，时乃日新”。就是说要始终如一的注意自身道德修养，不断更新自己的道德意识，使自己“时乃日新”，处于时时追求新的状态中。他还强调“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主张尊贤、用贤，用人适当。他强调“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就是做大臣的要上对天子负责，下保庶民安定，并视此为大臣之职。
在教育上，伊尹认为“习于性成”。就是说人的性格、品质是在日常生活行为的习惯培养中形成的。他还说过“慎终于始”的话，可以推知他在做“师仆”时，一定是十分重视幼儿的起始教育的。从他放太甲于桐宫，并著训词以促太甲觉醒的教育实践看，他已经懂得并自觉地创设特殊环境教育太甲。这说明，他已看到了环境在教育中的作用。太甲改恶从善，伊尹立即亲自到桐宫迎太甲还朝当政，并著书加以褒扬，这一教育实践，至少说明伊尹对太甲的激励是适时的。这叫惩恶于前，奖善于后。正确运用奖惩实施教育，这一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不失为教育方法之一。
在道德上，伊尹主张“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就是说谁能积众善之德，谁就可以为师。对于德和政的关系，伊尹说：“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意思是说德、政是否修到以德服众、一以贯之的程度，这要从万民是否悦服今王和后世、是否尊祀七庙上得到验证。可见伊尹是主张德政的。
商汤灭夏，与伊尹军事方面的天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伊尹参与了整个灭夏战争的策划、准备与实施，用他的智慧，协助商汤打赢了这场战争。
他将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用于指导战争。人类社会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政治与军事便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关系，政治的兴衰与战争的胜败密不可分，而人心的向背正是政治形势的反映，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心向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又各有不同。在夏商之交，中国处于奴隶社会发展时期，当时社会生产力不高，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部门——农业的生产水平还很低，还具有对自然不可抗拒的依赖性。有神论的唯心世界观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人们认为，唯天是尊，唯天是教，上天是人世的最高主宰，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都受上天支配，这反映到政治上就是神权政治。最高统治者以上天之子自居，其权力和行为被视为上天意志的体现，因此，每有重大举措必祈请上天，祭祀神祖，以求福佑。每次战争更是如此，战前除向上天和神祖祈祷外，还要占卜请示，以决定行动和指导作战。但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伊尹通过对过去战争的总结，发现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意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于是开始冲破天命思想的束缚，集中注意力研究人心向背这一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了“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的思想，即把民众是否拥护最高统治者，看作是衡量国家统治兴亡的一个重要尺度，进而将这一思想用于指导灭夏战争。
为了弄清民众对夏后桀的态度，伊尹前往夏朝朝贡，借机探察民情。当他看到桀“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情况后，即大胆判断“夏命其卒”，认为夏朝已出现灭亡的征兆，因而与商汤共同下定灭夏的决心。在战争准备期间，伊尹仍以此为指导，一方面极力宣传夏之暴政，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夏的厌恨；另一方面针对“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现实，强调广布仁德，宽以治民，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对内扩大民众的拥护，对外争取其他方国的支持，从而颂声四起，不少方国归附，收到了抑彼扬己之功，使人心背夏而向商，九夷不起即为明证。
人心向背影响战争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众所周知的公理，但在3000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却是前无古人的创造。伊尹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并用于指导战争，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军事发展的重大贡献。
他是“上智为间”谋略的创始人。间谍情报战，在现代战争中已不新鲜，但在中国古代早期战争或者说在伊尹之前则未曾有过。当然在人类早期战争中也注意到了侦察敌情的重要，但在神权统治时代，这种侦察只是纯军事的战场侦察，而没有深入到敌人内部搜集情报和瓦解敌人。只有当伊尹认识到民心向背对战争的作用之后，才以朝贡名义打入夏王朝内部开展情报工作。如果说伊尹第一次赴夏是为了侦察夏王朝的政情民情，以便制定灭夏计划的话，那么第二次赴夏则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情况，而且还利用所掌握的情报，联络夏臣和当时已失宠于桀的妹喜，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削弱其实力，为后来灭夏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据《竹书纪年》载：桀“命扁伐山民，山民送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爱二人，……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妹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亡夏。”《吕氏春秋》亦有类似记载，充分肯定了伊尹用间的作用。后来孙武总结说：“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用间》）“用间”的重要性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而伊尹作为中国军事史上“用间”第一人，其功劳不言可知。
他根据敌我力量变化选择了有利战机。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能否运用发展的观点，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行止进退，是谋事成事的关键。对于战争而言，能否正确认识判断形势并选择有利战机显得尤为重要。
伊尹还是民间的厨神、中医药学始祖。据《吕氏春秋·本味》记载，商汤喜膳，伊尹便经常借汤王询问饭菜的事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让汤王明白了只有任用贤才，推行仁义之道才可得天下，得天下者才能享用人间所有美味佳肴的道理。
相传伊尹在当厨师期间，看到人们医病吃中草药的叶、干、根，很难食咽，就用陶器煎草药汤液帮人治病。于是，服食生药转化为熟药，伊尹成为将药物合剂浸泡，煎煮去渣取汁的方法制成药液剂的始祖。伊尹的《汤液经》在宋代时民间还有残存。汤液的发明提高了医药的疗效，成为中医药学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伊尹死后葬在西亳。今河南洛阳偃师西10里，汉田横墓东，离汤冢7里有商阿衡伊尹墓。
在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南3公里处也有伊尹墓，墓冢高3米，周长50米，周围一片古柏环绕。
在今河南嵩县城南沙沟龙头村，明代曾重修过的“元圣祠”，是作为纪念伊尹生地而立的。祠堂有副对联说：“志耕莘野三春雨，乐读尼山一卷书”。上联说的是伊尹事耕桑于莘野(今河南嵩县莘乐沟)，下联是说孔丘著书于尼山。可见古人把伊尹和孔丘等量齐观，一个是元圣，一个是至圣。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贤相，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后人尊他为圣人，
河南开封祥符区八里湾镇伊砦村有大量伊尹的后裔，他们保存有伊尹画像、《河南杞县伊氏家谱》。据伊氏后人介绍，伊氏已在这一带生活了数千年，传了140多代。
孔子第七十三代孙、衍圣公孔庆镕曾为《河南杞县伊氏家谱》作序，孔庆镕的夫人还亲笔画了伊尹像和伊尹庙图。以上这些证据说明，伊尹的故里和出生地可能就在今开封县、杞县一带。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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