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公元前520年—前456年，姓端木，另字子赣），出生于卫国黎地（今鹤壁市浚县）。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政治家，也是一位“家累千金”的富商巨贾。
　　子贡“巧口利辞”、“能言善辩”，是杰出的外交家。 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和他的弟子“在陈绝粮”时，孔子派子贡至楚请求楚国出兵营救，结果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史记•弟子传》）。这是子贡在外交方面的第一次胜利。鲁哀公七年（前488），吴国想称霸中国，兴师北上向鲁国征百牢（牛、羊、猪各一百），鲁哀公亲自到鄫地（山东枣庄市附近）去会见吴人。而吴人还叫掌实权的季康子也去参加会见，这时，季康子就派子贡辞谢吴人，子贡说了一套季康子不能去的理由，说得吴人哑口无言。这又是一次外交的成功。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吴国的军队伐齐得胜后，吴王赐给鲁国叔孙氏甲、剑等物，一时间使叔孙氏不知如何言语和答谢，而跟随叔孙氏的子贡就出来应酬，从而圆满地结束了这一外交场面。鲁哀公十二 年（前483），吴国人会见鲁、卫等国国君，吴人把卫侯扣留，还是子贡说服了吴国的太宰，将卫侯释放。鲁哀公十五年（前480），齐鲁媾和，经子贡斡旋，齐国归还它以前霸占鲁国之地。子贡在外交方面的才干，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承认和称赞。楚昭王说，楚国的外交官没有一个能与子贡相比。鲁季康子在外交上受到挫折时说，要是子贡在场的话不会遭此耻辱。司马迁对子贡的外交才能大加赞赏。《史记•仲尼弟列传》载，齐国田常欲作乱于齐，就想先出兵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公孙龙）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孔子知人善任，认为只有子贡才有解救鲁国危难的能力。子贡受命，先到齐国，果然说服田常，使之放弃伐鲁而伐吴。子贡又到吴国，说服吴国求鲁伐齐。但吴王怕伐齐时越国在背后攻吴。于是子贡又到越国，说服越国军队随吴伐齐。之后，子贡又到晋国说明吴国战胜齐国后必须加兵于晋，让晋国必须作好战争准备。后来，吴国出兵伐齐，大败齐军。晋国又出兵大败吴军。越王趁吴军在北方大败，从背后伐吴，终于把吴国灭掉而北上争霸。“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子贡不仅有出众的外交才干，而且还是一代儒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端木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三十岁”，未记他的家庭和出身。但在《韩诗外传》中却可找到“子贡，卫之贾人也 ”的记载，可知他出身商贾之家。至少在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就拜孔子为师。这时他已经商了。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子贡善于观察市场行情，东西贱时买进来贮存，等到东西贵时再卖出去获利。子贡就是这种能以观察市场，驾驭市场，从而能获利的精明商人。
　　子贡在孔子弟子中，从来以有钱出名。司马迁在《史记》中几次说他“家累千金”，“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吕氏春秋》中还记着这样一个故事：鲁国有项法律规定，鲁人到国外当了奴隶后，如果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可以到国库中去取赎金。子贡就曾拿出一些钱，赎回来一些鲁国在外当奴隶的人。他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仁德之事，不去到鲁国国库中支取赎金。这一方面说明他有仁德之心，也说明他确实有钱。
　　由于子贡经营有方，不但发了大财，而且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了几个著名的商人中，子贡是他极力推崇的一个。文中说他“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骋享诸侯，所到，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子贡到了一个地方，赶着成群结队的马。每到一个地方，便拿出许多金帛来向各国国君送礼。因此他所到的地方，各国国君都对他热烈欢迎，热情接待。以国君之尊，与他平起平坐，平等地谈问题。这显示出子贡经济实力的雄厚，也说明当时商人地位之高。子贡不但经商致富，“家累千金”，在孔门弟子中“最为饶益”，而且经过他以经济作后盾，支持了孔子在各国的活动，因而“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对此，司马迁深有感慨地说：“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对子贡以经济实力为孔子作后盾一事大声叫好。
　　子贡在治国思想上非常重视教化作用。有一次，鲁国执政的季孙氏，在治理国家中，强调对有过的罚，对有罪的杀。子贡说这些残暴的方式不好。当季孙氏问他为什么时，他举出郑国子产施德行仁的实例后说：“赐闻之，托法而治谓之暴，不戒致期谓之虐，不教而诛谓之贼，以身胜人谓之责。责者失身，贼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最后的结论是“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韩诗外传》卷三）。
　　又有一次，卫灵公向几个人问执政时主要应做什么？史鳅说主要是刑罚，子路说主要是军事，而子贡却一反二人之说，坚决主张用教化治国。他说：“去民之所事，奚狱之所听，兵革之不陈，奚鼓之所鸣，故同教为务也”（《新书•政理》）。
　　子贡是尊师的楷模。子贡聪明能干，开始时他虽然拜孔子为师，但感到孔子也没什么了不起，自认为学不了几天就会超过孔子。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大大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论衡•讲瑞》载：“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当一年二年之时，未知孔子圣也，三年之后，然乃知之。”他越来越感到孔子了不起，以至认为孔子达到“圣人”的程度。
　　孔子的每个学生对孔子都说过赞美的话，但是谁也没有子贡称赞得多，谁也没有子贡颂扬得高。
　　《韩诗外传》卷八记载了齐景公与子贡的一段谈话，齐景公问子贡：孔子是位贤者吗？子贡回答：孔子已经是位高尚的“圣人”，怎么能只说是位贤者呢？景公又问，孔子如何“圣”呢？子贡说“不知也”。景公就变了脸色说，你说孔子“圣”，可是又说不知道怎么“圣”法，是什么意思？“子贡曰：‘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誉，得无太甚乎？’子贡曰：‘臣赐何敢甚言，尚虑不及耳。使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把泰山，无损亦明矣’，景公曰：‘善！岂其然！诗曰：民民翼翼，不测不克’。”对孔子的赞美，可以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为孔子如此高尚和高深，所以他的水平是谁也达不到的。有人对子贡说，你别客气了，难道孔子还真比你强吗？子贡就马上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
　　子贡不仅单纯用回答问题式的方式颂扬，而且也主动地进行宣传。所以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这句话说得很恰当的。这也是其他弟子所不及的。另外，子贡不仅宣传孔子，而且在生活上也照顾孔子。如“在陈绝粮”时，子贡就千方百计的弄些米来给孔子吃。子贡把孔子当成父母，而且是做到了“有酒肉先生馔，有事弟子服其劳”的。
　　《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今山东曲阜孔林内孔子墓西侧有子贡庐墓处三间。室内原置神龛一座，内供子贡木主。室前左侧立“子贡庐墓处”石碑一座，右侧立“先贤子贡庐墓祭碑”一座，均系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所立。这一古迹生动体现出弟子对老师的尊敬。
　　两千年来，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子贡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东汉明帝十五年（72年）东巡祭孔子时，“祠七十二弟子”，子贡亦在内。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子贡为“黎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加封为“黎国公”、“黎公”。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尊为“先贤端木子”。早在唐玄宗开元九年（720年）便被诏为“十哲”之一，从祀于孔庙大成殿内。清乾隆年间又定为“十二哲”之一，配享于孔庙大成殿内东面北起第三位。
　　子贡死后，葬在祖籍（今浚县大伾山东南张庄）。其二世端木炅为齐卿。三世端木叔家产破败。五世端木静为鲁下大夫。九世端木肇遇秦始皇“焚书坑儒”，去端姓木，隐蔽于鲁国。十世端木庚复姓端木，迁居祖籍。东汉光武年间，十五世端木质（字子西）为博士，十七世端木融拜议郎。
　　浚县乃先贤子贡故里，子贡的道德学问，识见功业影响深远。尤其经商有道，由平常之人变为显要之士倍受商界崇奉，“既在黎阳学子贡，何必南越法陶朱”的佳句流传至今。
转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浚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