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河文研8

《淇河文化研究》 第8卷
     

 

淇卫名人 - 访美髯公朱彦民教授

访美髯公朱彦民教授
 


作者:《太湖春秋》访谈录  加入时间:2013-7-14 15:58:55

 身悬六合浮云外,诗在千杯烈酒中

——访美髯公朱彦民教授


    做学问,他是“书不读秦汉以下,史当究夏商之间”的史学家;搞艺术,他是“飘逸有出尘之致”的书法家;书斋里,他是“位卑未敢忘国忧”的读书人;生活中,他是“酒资无多足尔醉,头颅尚在任我狂”的真豪士;讲堂上,他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私下里,他自谦为小知识分子;他有儒雅风度,又有不羁的气质;他登楼作赋,他泼墨写诗;他游历天下,他读史阅世;他人称“美髯公”,留着浓密黝黑的大胡子……

   本期《太湖春秋》有幸采访到了太湖书院高级研究员、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从豫北黄河故道里走出来的著名学者朱彦民教授,让我们有机会去了解他诸多身份后的别样人生。

 清寒淇水怀乡曲,荦确伾山铸此身

    “汩汩兮,一线弱水;悠悠哉,千古淇河。”“平原突兀,孤岫只峦。山名大伾,汉封青坛。”淇水、大伾山,在这灵山秀水的孕育下,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
   1964年,朱彦民于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贫困家庭中。童年的他受尽了人间的饥寒和苦痛。那时他的父亲蒙冤退职,又被错划为五类分子,常年流落在外,家中全靠母亲一人辛勤操劳,苦挣工分,艰难度日。家中年年欠工缺粮,时常断炊,母亲经常带着他与弟弟偷偷到外村要饭。果腹尚难,求学更不易,好几次都差点因贫困辍学。但他没有被家庭的不幸和困难所吓倒,而是从小立志,刻苦努力,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太湖春秋:我们在您的作品中,看到很多描写家乡山水的佳作,如《淇水赋》、《大伾山赋》等,摹景写情,拳拳乡情跃然纸上,家乡在您的心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又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朱彦民: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诚哉斯言!

    我的故乡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古称黎阳,虽然是一个撮尔小县,但在历史上却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浚县是较早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县城。因为历史上著名的黎阳仓就在那里,黎阳仓位于县城东边大伾山北麓,那里也是古老河道的码头,过去粮食主要是靠漕运。黎阳仓从隋唐一直持续到宋代、明代,这对故乡浚县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古语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就要先备粮草,所以历史上这里屡经战火,主要是争夺设在这里的粮仓。前几年黎阳仓被正式考古发掘出来,是近年来中国田野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这也是我为家乡感到骄傲的一个原因。

    其实,浚县的历史色彩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非常浓厚了。当年大禹治水时,足迹就曾到达这里。《尚书·禹贡》篇说:禹疏河,“东过洛汭,至于大伾”。这个“大伾”就是现在位于故乡浚县县城的大伾山。大伾山虽然山形不高,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里山势巍峨,松柏苍郁,秀丽幽静,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禹贡名山。而且据我自己的历史学考证,商汤建立的所谓“景亳”,即对商汤推翻夏王朝、建立商朝非常重要的根据地,也是在大伾山周围。现在这里是国家四A级景区。大伾山在我们老家又称东山,因为在其西边,即县城之南还有一座被称作南山或西山的浮邱山。

    在大伾山上,最著名的景观就是闻名于世的中国最早、北方最大的大石佛了。这是中原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物,也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这也是大伾山历来香火很盛的一个原因。大伾山石佛的凿建,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因为这里是黄河故道,古时黄河流淌在大伾山脚下,每到雨季,常会洪水泛滥,所以要雕凿石佛以镇之,于是在故乡大石佛又有“镇河大将军”的称谓。该石佛始建于北魏或者北齐,这在学术界和佛教界有不同的说法的争论。大石佛依山开凿,方面螺髻,趺坐莲台,总高八丈,藏于七丈高的楼内,所以当地有“八丈佛爷七丈楼”的说法。大伾山大石佛也是现存世界佛屋景观的唯一遗存,另一座著名的佛屋就是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但是可惜被塔利班炸毁了。

    大伾山、浮邱山不仅是宗教名山,儒释道三教合一,不同的宗教流派在这里竟然可以和谐相处,共保一方平安。

    然而对我个人来说,大伾山、浮邱山更重要的是两座书法名山,这有点像江苏镇江的焦山一样,因为这里摩崖石刻满山遍布,诗文对联,真草隶篆,风格多样,各具特色。正所谓“遍山摩崖铭宝迹,满目贞珉纪兴迁”。我少年时代就在大伾山西麓的浚县一中上学,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要爬山,我对书法艺术的兴趣爱好,就是从反复观看、临摹满山的摩崖书法开始的。

    生于斯长于斯,故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大伾山珍贵的摩崖书法艺术,对我后来成长的启蒙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的,比如我后来学习历史文化、学习书法艺术,都是于此相关的。用我在《大伾山赋》中的话语讲,那就是“莫不当初肇基母校,正缘少年立志灵山”。 

    太湖春秋:我们查阅您的论著目,看到那份写满您著作的长长的目录时,真的被您的勤勉吓了一跳,我们猜想您的勤奋刻苦,或许是童年时期就养下的好品质,您童年时期经历的是怎么样的生活,有什么难忘的事?

    朱彦民: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说过:“清贫,不但是思想的导师,也是风格的导师,它使精神和肉体都知道什么叫淡泊。”说实话,不经历过刻骨铭心的饥饿的人,是不懂得幸福生活的真谛的。想想当年经受过的那些苦难艰辛,经历过的那些痛苦的挨饿日子,就会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多么来之不易,就不会再去抱怨什么了。

    我出生在1964年的秋天,即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的那一年。实际上那时并没有什么严重的自然灾害,三年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普通的农民都知道,这纯粹是人为制造的人间灾难。据我妈妈说,虽然已经过了“三年灾害”,但我一出生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墙外是别人家的自留宅基地,种了玉米,邻居可怜我们,那点玉米给了我们家,救了我家的饥荒。那个年代很多小孩儿就是因为饥饿与营养不良夭折了,瘦弱多病的我能活下来,只能说是一种命大的侥幸。记得小时候经常吃的就是南瓜、红薯。现在红薯好像成了营养食品,成了城市人爱吃的防癌食物。可是我小时候吃红薯吃红薯面窝窝吃的满嘴发酸,只盼着能吃一个净面的窝窝头。尤其是南瓜,性热是发物,常吃南瓜,使我额头上长了一圈脓疮,现在还留下了浅浅的疤痕。一般人家是“半年红薯半年粮”,而我们家连这都达不到,一年之中多半是吃红萝卜吃野菜。到了青黄不接的春天,野菜都挖不到,只好跟妈妈偷偷去邻村乞讨,因为不敢在本村要饭,村干部是不允许的,说是给大队丢脸了。

    有一次在地里割草,实在忍不住了,就偷了生产队菜园的一个茄子吃了,不巧被大队看青的发现了。我被关在一个黑屋里,晚上在村民吃饭时,被迫游街示众。还有一次是在割过的麦地里捡拾遗落的麦穗,也被看青的民兵逮住了,又一次背着背篓游街示众。当时觉得羞愧死了,面对满街的相亲,我敲着铜锣检讨自己偷窃的“罪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两件事是我童年时代最为难忘、也最为难堪的事情之一。

    当然,童年时代也不尽是这样的苦难记忆,也有欢乐的时光。比如跟邻居二哥去大河里捉鱼、与三哥去芦苇荡里逮蚂蚱、与小伙伴儿去沙窝用麦秸燎知了,因为这些事最后都以难得的打牙祭结束,所以就成了经常怀想的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 

    太湖春秋:您的童年如此贫苦,有好几次都差点辍学,但是在那种环境下,家里仍然能够让您完成学业,这对父母来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您的家人对您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

    朱彦民:其实童年时代受过的饥饿,只是苦难的一个方面,而政治上的受压则是更加令人窒息的痛苦。我童年到少年的大部分时候,在家里基本上看不到我爸爸,那时他一直在外地“流窜”。我爸本是县里税务局干部,因为“不懂官场规则”,做事不买领导的账,还查领导的账,人家自然给他小鞋穿,终于借故将他除名。回到村里当农民,因为有文化,所以他做了几年会计。但他仍然不改“旧习”,揭露乡领导和村干部贪污腐败,结果被人家联手整治,运动一来就批斗他,成了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成员。小时候最害怕大队的喇叭响,喇叭一响就是村里开批斗会了。逢到此时,别的小朋友会朝戏台跑去看热闹,我则是提心吊胆地赶紧哭着往家里跑,看看爸爸在没在家,如果爸爸不在家,那就是被拉去挨批斗了。我见过一次爸爸被批斗的场景,五花大绑,头戴高帽,被两个基干民兵左右押着,摁他的头,他不肯低头就被痛打。他说谁谁谁贪污公款,我有证据。一堆村干部就跑过去搧他的嘴巴,只打得满嘴流血。我不敢再看下去,哭着往家跑去找妈妈。又有一次爸爸被批斗过,他实在忍受不了委屈与痛苦,就跳井自杀。被亲友救上来后,抬到家里,躺在床上,蒙着脸哭泣,整个一床被褥都是湿的。从此以后,爸爸就离家出走,在外流浪了,被村里干部称为“流窜犯”。一直到我考上大学,我爸爸才从外面回来。后来听他讲,那些年他在外面的日子也是九死一生,历经苦难。晚年的父亲,对待当年批斗打过他的人,宽大为怀,从不记仇,还经常为这些人揑骨疗伤(我爸是当地有名的民间捏骨医生,他在外地流浪时曾经骨折自学骨科知识,久病成良医)。在我的心目中,爸爸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年轻时还是自行车运动员,曾创造过几项市县运动会记录),他性格耿直,仗义执言,这些对我自己的性格养成,都有较大的影响。

    我能够上学读书,更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妈妈。因为爸爸常年在外流浪,就苦了我的妈妈。家里就我妈妈一个人是整劳力,我们姊妹四个都是小孩儿。就是去生产队劳动,与大人干一样的活儿,也只能给个四分之一的学生分。所以每年工分不够,因为是黑五类家属,生产队也一点不照顾,别的缺粮户还给以照顾,所以一年到头白劳动根本分不到多少粮食。每年到青黄不接的时候,没有吃的,只好外出要饭。这时两个姐姐年龄稍大一些,知道要饭难为情,就执意在家不肯去,母亲就领着年时尚小的我们弟兄俩去要饭。不仅如此,因为爸爸的缘故,妈妈还要经常去大队部坐政治学习班,代替爸爸学习政治文件,接受批判和检讨。这样也耽误了不少下田劳动挣工分的时间。为了多挣公分,以免年终缺粮,妈妈干起了村子里最脏最累的活计——挑茅粪。每天天不明,就去各家厕所搜集人粪尿,然后挑到离村子几里地开外的生产队菜园子。早上挑茅粪,白天不耽误与其他社员一起下田干活儿。挑茅粪是男劳力都干不下来的重活儿累活儿,妈妈却以一个女人柔弱的肩膀,一挑就是几年。如此起早贪黑,没命地干活儿,还要照顾我和弟弟上学的一日三餐。真是苦了妈妈了。我记得上初中时,我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就是《我的妈妈》,我妈妈的故事打动了老师,老师在全班念时,也打动了所有同学,我则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我是由衷地心疼妈妈。后来这篇作文还被推荐到乡里参加作文比赛,并获了奖。我知道不是我写得好,而是妈妈的故事实在动人。

    就是在这样贫困无依的家庭中,妈妈却坚持不让我和弟弟失学。邻居都好心劝我妈妈,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对不上学了,去割草放羊都可以替你挣些工分,上学何用?我妈妈注意可坚决了,说就是砸锅卖铁,扒房子卖砖,也要供应孩子上学。为了报答妈妈的恩情,我和弟弟约定,好好上学,考好成绩,不要妈妈生气,要给妈妈争脸。我在小学、初中学习一直名列前茅,妈妈很为我自豪。上初中时,有一个班主任李老师,见我学习用功,可怜我家贫穷,就给我免了每年的学杂费。我也挺懂事,一回到家里就帮妈妈干活儿。那时我学会了养兔子、养羊,从学校回来的路上,别人走大路,我则钻进庄稼地里拔草,背回家兔子、羊群都有吃的了。记得有一年我跟着二爷赶了三只小羊去白道口镇赶集,一共卖了十二块钱,二爷做主给我买了一角壮馍,一碗刚出锅的热豆腐吃,剩下的钱回来就交给妈妈补贴家用了。那时家里没钱买煤烧,我经常下学后背上竹篓,拿个草耙子就去拾柴火。走上几里路,篓子里就会装满柴火,供应家里做饭烧锅用。

    我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越是有困难,越是要刚强。在村里极有人缘,老的少的都合得来,待人友善,自己吃亏,她以自己的勤劳、善良、乐观、豁达、能干、坚强,赢得了他人的赞扬,赢得了儿女们的孝顺。我妈妈是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1979年,朱彦民在本村读完初中,以优异的成绩被浚县第一高级中学录取。这个本是个好消息,但朱彦民的母亲却开心不起来。家里贫苦如洗如何付得起学费。但母亲还是四处跑了几天,从亲戚和乡邻手里借够了学费。就这样,朱彦民带着破被薄褥,捎上窝头咸菜报到入学。在一中,他学习上更加刻苦努力,生活上更加俭省节约,三年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以致使他面黄肌瘦,营养不良,1982年7月参加高考时,考最后一科时晕倒在考场,严重影响了高考成绩。

    太湖春秋:民间有句俗语“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相信您也属于“早熟”的孩子,您的少年时代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

    朱彦民:早熟倒说不上,因为到现在我仍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经常因言惹祸的性情中人。那时对于人生未来也没有多大的期望,更谈不上什么规划。因为经常吃不饱肚子经常挨饿,因为深知做农活儿的辛苦,不愿再做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土中刨食的农民,所以那时最大愿望就是努力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不当农业户。这倒不是出身农民的我看不起农民,而是深知农民太苦了。我们国家经过多年的阶级斗争,号称早已没有阶级之分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革命工作的分工不同,但中国真实残酷的现实却是阶层等级森严,农民一直是最底层阶级,最受压迫的阶级。比如说中国农民是种粮食的阶级,到了饥荒年景却是挨饿受罪的阶级。这是不能掩盖的历史与现实。农家子弟上升的空间很小,这种情况到现在也没有多少改变,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那时农民子弟的出路只有两个,一个是当兵,一个是考学。当时当兵复原可以安排工作,当官做领导,可这与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平民也是无缘,那都是要开后门的才能办成的。于是只有上学一条路了。幸亏这时已经恢复了高考,非常感谢邓小平先生,如果没有他,这条路也给堵死了。凭着自己的学习成绩考上大学,就是我当时的唯一目的,也可以说是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了。

   太湖春秋:听说您自幼喜爱地质找矿与考古,上大学原是一连五个志愿都报了地质院校的,您是什么时研究您毕生的研究方向的?

    朱彦民:你的资料搜集的挺全的!在高中时,我学习很好,班主任老师也对我们几个优秀学生寄了很高期望,你考北大,他考清华,我考复旦。但正当我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准备奋力一搏时,我的身体却出了问题。这主要是因为经常挨饿,缺乏营养,学习压力太重,终于在预考(那时因为河南考生多,为了让统计数据好看一些,施行了几年预考制度,即通过预考的学生才能参加正式高考,这样高考录取率会高些)之后一个月,正式高考前几周,我在一次上数学课时晕倒休克,十几分钟后才苏醒过来。从此一看书就头晕眼花,呕吐恶心,于是不敢再用功了,在别人复习冲刺练习模拟试题时,我则拿着一本书,每天去大伾山上摸游闲逛。这样带病参加了1982年的高考,这直接影响了高考成绩。

    高考成绩出来后,分数400多一点,很不理想。但是后来知道这个成绩如果在北京完全可以上北大,而在河南,只能报一个专科学校或者不大好的本科学校。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色。好在当时许多专科学校,比如师范类、农牧业类、地矿类等,不仅不要学费,而且还给大学生发生活费。可以不再为肚子问题发愁了,可以不再为学费让母亲为难了。于是我就报考了几个矿业类的本科,兜底的是师范类的专科。最后被安阳师范专科学校(后来安阳师范学院的前身)中文专业录取了。

    我本来高中是学理科的,当时有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后来则成了“有个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学习不好的才去学文科,自己有虚荣心,不承认自己的学习能力不行,所以坚持学理科,其实我的数理化三科都不行,高考成绩中这三门都不及格,好在我的文科成绩好,尤其语文写作较优,高中三年每年语文老师都夸我作文成绩好,作文常当作范文被老师讲读。所以上大学竟然阴差阳错学了中文专业,正合我愿。我想,这也是命运之神对我的一种眷顾吧!

    因为有高考的失败教训,所以上大学后就非常注重锻炼身体,坚持长跑训练。几年下来,我的身体已经不能算是瘦弱了。这为我以后的努力拼搏打下了一个较好的身体条件。我大致估算了一下,三年师范期间,我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专业知识,三分之一的时间临摹书法碑帖,三分之一的时间就是锻炼身体。

    又因为是在离老家不远的安阳(当时浚县归属安阳地区)上学,自己又自幼喜欢书法篆刻,自学古文字,自然而然地就接触到了发现于安阳的殷墟甲骨文,于是乎一步步由文转史,走上了现在这条以甲骨文字为史料路径研习殷商乃至先秦历史文化的专业道路。

     虽然历经坎坷,但朱彦民在求学奋进的路上永不停息, 1985年通过参加选拔考试,进安阳师专殷商文化研究班学习。1989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被郑州大学殷商文化研究所录取为硕士研究生。1993年9月考上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1996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处副处长,并在历史系文博专业任教。2000年任文物和博物馆系主任和支部书记。2003年任先秦史研究室主任。2004年被选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秘书长。2006年晋升教授,2008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5月被选为天津市国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0月被选为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2012年当选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

 大哲之门几度春,推敲甲骨究天人


    朱彦民读研时师从郑州大学李民教授,读博时师从南开大学王玉哲教授。这两位导师都是学富五车、渊博贯通的古史大家。朱彦民不知不觉中,也对中国早期民族历史产生了兴趣,开始了他对包括商族起源在内的商族早期历史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朱彦民与两位导师的观点都不相同。两位导师也都不囿于门户之见,支持他在商族起源上有自己的思路,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还以实际行动支持他的选择,为他提供资料,帮助补充证据。正是两位导师的辛勤培育,和两位大师的甘为人梯的大家风度、名师风范使朱彦民在殷商史研究上成就卓著。

    太湖春秋:您是怎样与甲骨文结缘的,为什么对甲骨文情有独钟?

    朱彦民:按说我本来只是一个专科师范生,没有资格考研究生。但是后来的人生机缘对我不薄,所以我一直对上天心存感激之情。师范学校毕业,我是有做一辈子孩子王的心理准备的,当时还在安阳市第十中学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学实习。但是到了临近毕业的时候,系主任在一次早操后突然告知我们,学校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成立两年制的殷商文化研究生班,旨在培养安阳当地的殷商文化研究人才,文史两个专业的应届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我相信当时同学们大都不知道殷商文化为何物,一时大家议论纷纷。我则因为在此之前代表学校参加了那次著名的“殷墟笔会”,顺便旁听了“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的一个讨论会场,虽然也懵懵懂懂,但是相比而言,比他们多知道一点信息,感觉可能与甲骨文与殷墟考古相关。所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同时也算是有一种争胜的心理吧,就报了名。文史两个专业一共报名20多位,最终经过考试,有六个人过关,成为殷商文化研究班正式学员。非常幸运的是,我就是这六分之一。从此之后,就开始了由文转史,逐步走上了研习甲骨文字与殷商历史文化的学术道路。

    你看我是与甲骨文有缘的,对吧!而且我非常珍重与甲骨文的这种缘分。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我对甲骨文的了解是从其书法艺术那里起步的,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甲骨文”不是实物,而是用笔墨写出来的甲骨文书法,这就是那次号称“殷墟甲骨文书法艺术还乡展”的“殷墟笔会”。当然后来随着深入学习和研读甲骨学方面的著作,由感性到理性,渐渐知道了甲骨文不仅仅是一种古文字资料,一种最早的文字书法形式,而且还是重要的先秦史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早载体,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所以甲骨文如此重要,怎么说它重要都不过分的,当然我也就对她情有独钟了。

    太湖春秋:您年纪轻轻在学术上就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相信除了您这么多年的辛勤努力,和两位历史学大师对您的培养和帮助也有很大关系,您能不能谈谈您的两位老师对您的影响?

    朱彦民:没有没有!哪里有什么成就可言,说起来非常汗颜。虽然自己也承认非常辛勤努力,学习刻苦,认真钻研,但是要在甲骨学、殷商文化、先秦历史这些个领域取得成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对我有影响的老师,则不能不说。

    其实说起来,我这么些年来碰到的好老师不止我的两位研究生学位指导老师,还有许多,包括高中的、大学的。如果说在学术上对我进行启蒙、影响较大的,应该说是当年在安阳殷商文化研究班时两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两位主讲老师,一位是王宇信教授,一位是杨升南教授。他们都是新生代的著名甲骨学家,也是在八、九十年代开始主持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主持开展甲骨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的著名学者。王老师给我们讲“甲骨学概论”,后来他以此讲稿为蓝本,整理出版了著名的代表作《甲骨学通论》和《中国甲骨学》;杨老师给我们讲“殷商史研究”,后来他也以此讲稿为蓝本,整理出版了著名的代表作《商代经济史》。两位老师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的基础,让我们受益匪浅。

    当时给研究班学员上课的老师,除了王宇信、杨升南两位教授之外,还有从外地被聘请来的著名学术大家,如胡厚宣先生给讲“殷墟考古发掘史与甲骨文研究现状”,李学勤先生讲“新出土青铜器研究”,田昌五先生给讲“井田制之谜”、赵诚先生给讲“先秦音韵学与卜辞征伐人方地理研究”,李民先生讲“《尚书》与古史研究”等,校内的一些著名教授也给授课,比如连波先生讲“《诗经》与古史研究”,侯明儒教授讲“历史学概论”,聂玉海教授将“先秦史料选读”等。那些课程的开设,可以说都是极具权威的学术盛宴。我们当时的感觉就像是贫儿乍富的样子,目不暇接,耳不旋闻。只好上课听讲,下课再认真咀嚼消化。这使我们这些刚过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非常幸运地一下子了解了学术研究的前沿,知识面和学术素养都提高了很多。

    但是这个研究班并没有按照原来的设计坚持下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研究生班待遇也没有落实。所以后来大家都考出去,上了正式的研究生。

    因为郑州大学李民教授给我们上“《尚书》与古史研究”时,对我印象较好,鼓励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于是我就第一个报考了郑州大学,跟随李民教授做了正式的硕士研究生,那时李先生在郑州大学主持殷商文化研究所,所以我的学习方向是殷商文化研究,相对来说轻车熟路。李先生知道我有些基础,所以在我读书的同时,也让我参加他主持的一些科研课题。让研究生早早介入科研工作,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科研能力,而且也可以促进早出科研成果。我觉得这是李老师的一个较为有效的培养方法,对我后来带学生也很有启发。

    硕士毕业之后,我又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跟随著名史学家王玉哲教授攻读,方向是先秦史。说起来我考南开博士,也是硕士导师李民教授推荐的结果。因为他也是南开毕业,是王玉哲教授文革前带的第一个研究生。所以后来再见到李老师,他总是开玩笑,说彦民我们俩如何论辈儿呀,说你是我的学生吧,你也是王先生弟子,我还是你的大师兄呢!有了李老师的推荐,又蒙王先生的错爱,所以我就有了因缘来到海河之滨的南开大学读书,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王先生待人真诚,温文尔雅,恭敬谦和,平易近人,是一位难得的忠厚长者,完全没有一个大学者的架子,令人如坐春风,如饮甘泉。正如同样也是王先生早年弟子的范曾先生说,王玉哲老师就是一个并世难见的当代圣人。所以三年学习期间,我很愿意去找王先生聊天,每两周一次去家里拜访,除了交作业(读书札记或小论文)、讨论学位论文之外,就是听王先生绘声绘色地讲他当年在北大、在西南联大的那些师友之间的如烟往事,往往听了令人神往。

    但是学术上的王玉哲先生却是一个棱角分明、不惧权威、求真求实、不曲学阿的正直学者,就如同古代的所谓直笔良史。在这方面我曾经写过一些文字,可以参看,在这就不多谈了。

    王先生、李先生两位恩师,不仅倾力给我以知识上、学术上指导、教诲,也都给我以很多做人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帮助,这种教育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生都受益无穷的。
 

    太湖春秋:在研究的过程中,有不同的观点是观点是难免的,如您的《由〈康侯簋〉铭文说到周初三监》论文和王玉哲先生的《周初的三监及其地望问题》观点正好相反。在导师宏论之前,您有过怎么样的心路历程,又是如何解决的?

    朱彦民:在来南开读博士之前,我就和一个朋友合作发表了一篇《由〈康侯簋〉铭文说到周初三监》的论文。当时读书不多,见识不广,不知道王先生早已有这方面的研究。等到读了先生的大作《周初的三监及其地望问题》之后,才知道我们的观点和先生正好相反。王先生从传统的说法认为三监就是管、蔡、霍三叔。而我们从金文考证角度,主张三监人物中没有霍叔,而是管叔、蔡叔和武庚禄父。这篇论文正是我当时所发九篇论文中最为得意的一篇,考博之前专门寄给王先生以显示自己的研究实力。当时知道了后非常恐惧,与王先生观点相左,肯定会引起王先生不满,估计会影响考试录取。但当拿到录取通知书,来到天津拜见王先生时,王先生拿出了被他批阅的密密麻麻的那篇论文。王先生不仅没有生气,而是非常高兴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有自己的见解,而且自圆其说,说明你有研究的潜力。在那些批阅的文字中,王先生不仅指出了我论述中的薄弱之处,还从我的观点考虑提供了一些有利的证据。当时我惭愧得无地自容!

    南开读博之后,我由于受李先生、王先生两位导师先生的学术路径影响,对先秦民族历史也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做学位论文时,涉及到了商族起源的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我又与王先生、李先生两人的观点都不一致。王先生主张商族起源于山东半岛说,李先生主张商族起源于晋南说,而我则主张商族起源于燕山以南的京津唐地区渤海湾说。在研究过程中,导师已有宏论在先,自己又有心得体悟,是遵从导师之言,固守成说,还是独立思考,坚持己见。踟蹰再三,确实为难。但最后我还是秉承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术精神,开门别派,另立一说。两位导师也都不囿于门户之见,热情地支持我在商族起源上有自己的思路,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李民先生在一份给我博士论文的评议书中曾勉励道:“只有打破门户之囿而独立思考,学术才会有所进步。”王玉哲先生更以实际行动支持我的选择,主动为我提供资料,帮我补充证据。先生们的这种大家风度,名师风范,令人感佩叹服,终生难忘。

     太湖春秋:在您拿起教鞭为人师范时,是否也从您的导师那里汲取了丰厚的营养?

    朱彦民:那当然了,我在教学实践中,会努力向两位导师学习,不敢说能像他们那样培养出更多的有用人才来,但至少做到认认真真,尽量不误人子弟。

    朱彦民主要从事甲骨学(古文字学)、殷墟考古与殷商社会生活史研究,是一位勇猛精进的学者、著述颇丰的专家。自1998年起,他多次承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部、南开大学、天津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等部门的科研项目和课题。几年来,他的《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殷墟都城探论》、《殷墟考古发现与甲骨文研究》、《巫史重光——殷墟甲骨文发现百年祭》、《殷商社会生活史》、《甲骨文精萃选读》、《甲骨文精粹译释》等著作先后出版发行,还获得了河南省教委优秀图书二等奖、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天津市历史学会优秀成果二等奖、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南开大学首届亚洲研究中心优秀成果奖等。

    太湖春秋:甲骨学(古文字学)、殷墟考古与殷商社会生活史研究,其重要意义在哪里?

    朱彦民:甲骨学和殷墟考古的研究,如今都是较为引人注目的国际性显学,本身也都是较为烦难枯燥、令人望而却步的高精尖社会科学学术门类,除了自身作为一门新型的学科分支的学术意义之外,这些地下出土材料对于复原和印证殷商社会历史乃至整个先秦历史,都有其重要的划时代意义。

    说到这些学问的重要,似乎还得从学术史讲起。比如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以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这是一个在“五四运动”中出现的影响较大的学派,他们主张认真查阅古籍,重新审视这些古籍的成书年代和真伪情况,于是发现,中国历史上存在所谓的“层累造成的”中国上古史系统,“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即所谓“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比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大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三皇出来了,汉以后才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前边一大段,即所谓夏商周的先秦历史,大多不可靠,因为它一个人、一件事越往后发展材料越详细,越是远古的事情出现的越晚,显然是后人以层累的方法造成的古史系统。这一学说对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史系统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对当时世人与学界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么是否真的如此,中国上古史系统真的就不可靠了吗?就可以摈弃不要了吗?这个时候已经发现的殷墟甲骨文及学者对此的研究,为改变这种局面做出了卓绝的贡献。此时甲骨学尚在初步建立之中,研究者主要有罗振玉、王国维等著名学者。罗先生在公布出版甲骨文材料、考释甲骨文字方面,成就巨大,贡献颇丰。所以罗振玉(雪堂)被称之为是“甲骨四堂”之首,另外三堂就是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郭沫若(鼎堂)。王国维的学术贡献就更了不起。他是在罗先生释字考史的基础之上,将殷墟甲骨卜辞所见的商人先公先王名字,一一勾稽考证,与《史记·殷本纪》中所载殷商王室帝王谱系进行核对,即用地下出土文物印证传世文献记载,这就是他发明的著名的历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这一研究极具历史学意义,原来他发现甲骨文中的商王室先公先王名讳,与《殷本纪》中所记载的先公先王名字,基本上可以一一对应,他还发现了并纠正了《殷本纪》在谱系编排上的个别错讹乱简之处。这说明什么?因为甲骨文是近代才发现出土于地下的,不可能像传世经典那样有传抄的错误和版本的讹谬,它是未经后人改动的信史材料。而现在《史记·殷本纪》记载的这些商王室谱系,能与地下出土材料相互印证,那他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不是后世所能“层累造成”的,也就是说《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殷商历史系统是基本可靠的。

    那么就可以进一步推论,作为一代信史的司马迁,他写《殷本纪》是有所本据的,那么他写《周本纪》、《夏本纪》乃至《五帝本纪》,是否也是有根据的,是否也是将来可以得到如此的验证呢?王国维先生没有这么说,我们愿意这么想。由此我们说,这种研究对于我国古史系统包括对于我们国家文化传统的信心之恢复,都是极有其历史意义的。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到了古史辨派的若干不足,中国古史需要加以重新考证与解释,于是就有了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关于“走出疑古时代”的宣言,也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提出来的。

    当然,利用甲骨学(古文字学)、殷墟考古材料,对殷商社会生活史进行研究,也有对我国早期文明样态进行关照的标本意义。因为相对于夏代历史,有了可以据为信史的甲骨文材料和日益丰富的商代考古资料,殷商社会生活史研究就有了深入的可能。而目前夏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则远不能与之相比。

    太湖春秋:现在知道、熟悉甲骨文的大多还是一些学者、专家,您认为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接触甲骨文,并能够进一步的认识、了解甲骨文?

    朱彦民: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高了,对于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是我们现在普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普及国学知识非常好的一个历史条件。从我在天津举办过的几次甲骨文知识的讲座来看,普通老百姓对此还是非常踊跃的,要求也是迫切的。

    我个人认为,甲骨文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应该在普通人当中做这种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普及与提高。除了办学术讲座、做讲授辅导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便法门,那就是利用甲骨文书法艺术而推扬甲骨文知识的普及与传播。

    现在越来越多的甲骨学者认识到,甲骨文书法是甲骨学发展的重要一个学术分支,他可以走出书斋、走出大学讲堂,走向社会,走向民间,从而发挥知识传播、弘扬文化的巨大能量。目前来看,甲骨学研究依然局限于少数学者专家的象牙塔中,但是民间社会喜欢甲骨文字的就是甲骨文书法艺术。现在全国各省市县都有甲骨文学会成立,大都是当地喜欢甲骨文书法的一些学者组织,纷纷搞讲座、办展览、做评奖,如火如荼,效果极好。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我估计中国书法家协会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

    我个人既是学习甲骨文字的,同时又喜欢书法艺术,所以我对这一块非常看好。我希望将来我能在这一方面多多发挥我的特长与强项,愿意为中国甲骨文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觥斝常为佳句满,翰毫信待墨池屯


    朱彦民考字研史之余,寄情翰墨,临池不辍 。他自幼就喜爱书法艺术,从初中开始就给乡亲们写春联。上大学后,因为师范生教育要求“三字一话”基本功,正式开始临帖练字。从此开始了书法艺术的艰难跋涉。先后师从张虎溪、任志国、侯玉台、吕致远等老师。到南开读博士后,接触津门书法名家众多,读书研究也更深入,眼界大开,学问也有所长进。

    至2006年5月,又正式拜在书画大师范曾教授门下,对诗文书画艺术的认知又有了更高的境界。于众多书法名迹之中,偏爱二王和米襄阳,喜欢飘逸潇洒的行草书风。由于学术研究方向是甲骨学,对于甲骨文摹刻艺术也曾做过多方尝试,所以对甲骨文书法艺术有自己的独特认识和创作理念。

    太湖春秋:您的书法启蒙是在什么时候?

    朱彦民:我自幼喜欢写字,那时没有书法艺术的概念。每逢村子里面办红白喜事,总见到有一个管写礼金的记账先生,用毛笔在那里给主家写礼单。好吃好喝好招待,私下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活计,心想我长大了如果也能当记账先生就好了。但这只是对此向往的一个想法,并没有机会拿起毛笔来。

    等上了初中,学校有个外地来的公办教师李冬春老师,他是教物理的,板书写的非常规矩、漂亮,我总是在书本上照着他写的字临摹,逐渐我对他的工整的像魏碑一样方正漂亮字体熟悉了,也临摹得像了。村里也有一个李姓的民办教师,往往被大队部抽调去往墙上写标语,“要斗私批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他写的是宋体或仿宋体的美术字,看着满街满墙的这种红色的美术字,我也喜欢临摹学习。这些应该算是我的书法教育最早的启蒙吧。

    我们老家风俗,过年需要贴春联。因为知道我喜欢写字,春节时家里大人就让我写春联,不仅给自家写,也给邻里乡亲写。因为老家识字人不多,能拿起毛笔的人更少,所以往往一写就是半道街的春联,知道你家开笔了,又是免费管写,于是都拿着红纸来让你写。妈妈说,拿人家的红纸,练自己的字,就是费些笔墨,费些精神,也是值得的。这一写就是好几年,说实话这对我写字也确是个锻炼。

    后来考上县一中,高中一年级时语文老师仇霞亭先生有一定书法功底。所谓书法也就是板书和作文上批改的字迹,没有见过仇老师的毛笔书法。他的字用笔轻巧,结构自然,笔划潇洒,既优美耐看,又不乏老先生的学究书卷之气。因为我的作文成绩好,仇老师每次在我的作文本上批阅的字较多,也多是鼓励的话,所以对他的书法也就非常欣赏。学习写字的兴趣也日渐浓厚起来。经常在语文课堂上,临摹仇老师的板书。下课了别人出去玩,好静的我不愿意出去,依然趴在书桌上,在语文书的边边沿沿处,不停的写,每页都写满了字迹。所以在高一时,我的写字水平进步很大。仇老师应该是我的第一个书法启蒙老师,尽管他并没有具体指导我如何写字,而是我自己偷偷在临摹。

    后来上了安阳师专中文系,因为是师范生,将来是要做中学语文教师的,所以当时学校对师范生有所谓“三字一话”的专业基本功要求,即要求会写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熟练使用普通话。这时候,因为有了习字课,才有了专门教习字的老师——张虎溪老师。张老师应该是我正式的书法启蒙老师吧!虽然张老师只是教我们习字,还说不上书法艺术,但每次写的写字课作业,张老师都用红色毛笔圈圈点点,批改得十分认真,我也练得非常起劲儿。几乎每次习字课都会得到张老师的点评和表扬,对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除了上习字课(只有一年级有习字课)之外,每天中午不休息练习临帖两三个小时,如此坚持了三年之久。受我的影响,我的许多同班同学都爱好书法,跟我一起练字。我的楷书功底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

    太湖春秋:我们了解到在学生时代,您为了看一次正规的书展,只身骑自行车从安阳到郑州,一天一夜跑个来回。为了拓好一块您发现的唐碑,一人呆在野外丈余深的玉米田坟坑里,一天不吃不喝,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那时候学书法的故事?

    朱彦民:整个大学时代,都是我非常痴迷学习书法艺术的一个历程。其中像你说的这些故事可多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讲来。

    那时学习书法,不想现在这样方便,打开电脑,碑帖资料铺天盖地而来,那时买个满意的字帖都不容易。再说那时主要是太穷,买不起像样的字帖。我有个远房本家弟弟,他家里条件好,但没有考上大学,也跟我学写字,有一次回到县城见到他,他陪我去县城新华书店中,花了十块钱给我买了一套上下两册的《四体大字典》,中国书店出版,启功先生题写的书名,叫我非常感动,这套书现在我还珍藏着。

    那时除了临写楷书柳体字、颜体字外,我更喜欢米芾的行书字帖,在学校办板报、写海报往往就是大笔一挥,写出极其潇洒的行书字体来,引得同学很是羡慕。那时有一个上海的著名女书法家周慧珺老师,出了一本《雷锋日记》呀还是《鲁迅诗歌选》什么的,她的行书写得太漂亮了,结构安排得出人意表,用笔随意变化,美不胜收,章法布局也新奇可爱,喜欢得不得了。手摹指画,非常痴迷。后来知道了周慧珺是师法宋代大书家米芾米元章的,就上街买来了米芾的行书字帖,果然是我喜欢的东西。临摹之外,为了把握这些美妙的字形结构,我就用白莲纸铺在上面,用圆珠笔双沟描摹,然后粘贴在宿舍墙壁上,粘在蚊帐上,每天躺在那里就能反复观看,这些字形结构很快都印到了脑子里了。那时我为自己的“冰醋斋”做了一副对联,叫做:“龙蛇满墙字,风雅(凤鸦)半床书。”就是对我这种书法学习状态的一种真实写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华大地流行起来硬笔书法,著名的硬笔书法大家庞中华先生就曾应邀来到我们学校办讲座,带动起来许多大学生参与学习硬笔书法。我那时学习书法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是毛笔书法临帖,其二就是用钢笔练习写字。因为钢笔写字用途多,记笔记,填表格,抄录读书文摘,写作文,写信,写便条等等,写的机会多,练的自然时间长,进步也快。尤其是1984年春我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硬笔书法大奖赛”,获得了一等奖。这引起了全校的轰动,记得当时学校开大会,校长还在台上专门宣布此事,并表扬了我。你想一个专科学校学生能在高手云集的全国大学生比赛中获奖,确实不容易呀!上学期间另一个奖励是1985年安阳市群众艺术馆(文化宫)搞得艺术年展,我的一幅行书作品获得了书法一等奖。这两件奖事对我一个地方专科学校的大学生来说是个极大的鼓励,使我自信能够将这一艺术的爱好保持下去,并能继续有所进步。

    当然了,上大学期间更重要的是,我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全校五个代表,三个老师,两个学生)参加了1985年在安阳举行的著名的“殷墟笔会”。这个会虽然没有获得较好的名次和奖励,但让我大开眼界,结识了更多的书法界的老师和朋友,也认识了甲骨文书法的真谛,更重要的是让我有这样一个机缘,由书法到甲骨文再到甲骨学殷商文化研究的专业角色转换,是我始料不及的,现在看来也是非常自然然而又神奇的经历。

    2006年5月19日下午四时,南开大学东方文化艺术系范曾画室正在举行着一个隆重的拜师仪式,诗人寒碧(范曾忘年挚交)作介绍人,郭长虹(范曾得意高足)作证明人,赵均(东方艺术系主任)作司仪,在范先生女儿画家范晓慧、女婿著名演员翟军、画家刘怡羽及范门众弟子等人的见证下,朱彦民向国学大师、书画巨擘范曾敬献束修、鞠躬叩首,拜范曾先生为师,从此正式以范门弟子的身份得入范先生门墙,窥先生宫室之美、收藏之富。

    太湖春秋:我们了解到您和范曾先生的相识、相知中间还有一些故事,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朱彦民:我在上大学之前,就知道艺术家范曾先生的鼎鼎大名,那时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电视和广播里发表演讲,主题往往是爱国主义、励志图强,他慷慨激昂,汪洋恣肆,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看了听了犹如醍醐灌顶,如醉如痴,令人倾倒,钦佩不已。我相信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当时就曾妄想,将来如果能够拜范先生为师学习书画、请益学问,那该是多美好的事情啊!

    1993年秋天,我如愿负笈津门,来到了南开大学追随王玉哲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这时我才发现,著名的范曾先生就在南开大学任教,这让我兴奋不已。原来,范曾先生1955年17岁考入了南开大学历史系,只不过读了两年之后,因为太喜欢美术创作了,就申请转学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当范先生成名成家,名满天下之后,不忘母校的恩情,1980年代毅然回到南开,创办了南开大学东方文化艺术系,并以自己卖画所得400万元,盖起来东方艺术大楼。这在当时轰动天下。后来因为己巳风波,范先生辞国远游,居停巴黎达三年之久。我来南开时,正是范先生应历史系五老之力邀,归国回母校南开继续任教不久。

    转年春天的四月份,范先生应邀在南开大学东艺系举行了一次讲座,讲的题目是《国画的灵魂》。非常荣幸我聆听了这个讲座。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范先生的观点,他强调艺术必须保持民族性,而不宜中西合璧、兼收并蓄从而导致艺术趋同、不伦不类的现象,同时他还强烈地批评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及其造成的恶劣影响。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聆听了范先生讲话,依然是那样的黄钟大吕,那样的慷慨激昂。范先生讲演之后,想到自己心目中的大师就在眼前,就在一个学校之中,激动不已,一宿无眠。

    此时我非常想去结识和拜见书画大师范曾先生。但明知范先生门台甚高,又是素昧平生,会不会碰个钉子呢?我到了导师王先生家里,向王先生表露了这个心思。不料王先生非常干脆地说他可以帮这个忙。原来王先生就是范先生当年的老师,也是不顾政治高压、力邀范先生回归母校任教的南开历史五老之一。他先是给范先生打电话郑重介绍了我,然后又拿出他珍藏六十年、当年他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于云南曲靖拓制的《爨宝子碑》拓本,作为我的见面贽礼转送给范先生。第二天上午我如约来到东艺系范先生画室,拜见范先生。当把这个遍题跋款的“小爨”名碑拓本送给范先生时,范先生惊呼为无价之宝。范先生激动地感叹王先生对他的厚爱,我更感动王先生这种对待弟子的莫大恩情。

    自此,我开始与范先生交往,时相过从,游艺问道,执弟子礼如仪。那时范先生刚回国不久,摄于政治压力,许多人不敢亲近范先生。我则无所顾忌,经常到南开大学北村22号楼505室的范宅,请教书画诗文艺术及学习、生活、社会等各种问题。我不仅自己去,有时候带一些要好的同学朋友去,范先生很愿意跟青年学生交谈交往,对我们无话不谈。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他给我们大讲他的爱情观,他说一个人一生中至少要有一次真正的爱情,刻骨铭心的爱情,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的一生,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真正的人生。

    记得有一次去拜见范先生,他刚刚写好一篇诗作《莽神州赋》,非常兴奋地拿给我看。后来他干脆自己拿过来高声朗读,声情并茂,抑扬顿挫,我和同去的年轻朋友一起,坐在他家的地板上,静静地听着,随着他的诗意起伏而情绪变换着,仿佛是到了一个诗歌朗诵会,那个场景非常感人。

    还有一次我带去了自己写成一篇书法史论文《论书法艺术的自觉时代》,让范先生指导。范先生大致看了几页,就说写的不错,很有见地。因为此文太长了,约有6万字,范先生一时看不完,称回头继续看。后来再去时,范先生建议我进一步搜集资料,加强论证,将此文扩展我一本书的规模,并承诺将来要出版此书的话,他可以给写序言。我听了当然非常高兴,连连称谢。但是后来忙于专业学习和博士论文写作,工作之后更加忙碌,一直没有机会将此书写成,这是非常对不住范先生的地方。
 

    太湖春秋:范曾先生为您题写的斋名“怀醑堂”,这“怀醑”二字有什么来历和故事,寄托了您什么样的情怀?

    朱彦民:接触范先生之后,我经常拜访他,并将自己的书法或诗词习作拿去请先生指教、评点。先生对我的书法或诗词作品,总能一针见血,直指毛病所在,告诫我注意那些东西,如何修改与提高。这对我书法和诗词的学习都是很受教益的。同时,在生活中、学习中一些苦恼,一些不解之处,我也往往向先生倾诉,他总是和颜悦色地给我讲一些道理,以一个过来人的长者智慧和生活经验,一一指点,高屋建瓴,让人顿开茅塞,受益匪浅。

    有一天,我问范先生其斋号抱冲斋什么意思,范先生给我做了“抱冲寡营”、“抱冲怀璞”的解释。然后范先生就问我的斋号,我说是“冰醋斋”。范先生不解其意,我解释道:“我生在农村,自幼家境贫寒。今日能就读于高等学府,亲聆前辈们的教诲,实乃三生有幸。冰者寒也,醋者酸也。起此斋名,是警策自己不可忘了寒酸之时。”范先生听罢不以为然,说艺名斋名也是一个人重要的符号,名正言顺嘛,应该大气,不宜有寒俭之气。范先生还举了乃师著名画家李苦禅先生的名字,因为名涉苦寒之意,生前命运身后艺术都受到影响。我听了颇受教益,便请先生赐赐名。

    过了几天再去先生家,范先生问我可喜饮酒。那时我还年轻,而且当时与南开文科诸位博士生有博书饕餮会的每周聚饮之雅兴,也颇有好饮之名,就点头承认。范先生说:“那好!我已经给你想好了一个斋名:怀醑堂。如何?”我问先生何意,范先生说:“典出屈原《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醑)而要之。你是研究殷商历史的,应该知道商代的贤臣巫咸,到楚国成了天神,所以屈原邀请他下来一起歆享美酒佳肴。醑,美酒也。但大而广之,又可指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我们应以满怀热情去拥抱之。不知你可喜欢?”这是范先生专门针对我的个性我的专业给起的名字,而且我感觉“怀醑”与“抱冲”还有一些关联之处,真是独具特色,哪有不喜欢的道理,连连称好。范先生笑道:“那好,你给我研墨,我这就给你写。”范先生大笔一挥写了一幅,有些不满意;又写了一幅,依然不大满意;于是又写了第三幅。我连忙说:“我看都很好,您都给我吧!”范先生不允,遂将前两幅团着撕了。你可见范先生对艺术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佩服不已。

    后来我将这个斋号“怀醑堂”,让匠人做成了木头匾额,悬挂在书房中,而将珍贵的原作收藏起来。当时范先生还赠给我一副对联:“身悬六合浮云外,诗在千杯烈酒中。”表面看是鼓励我饮酒赋诗的,其实意思仍是嘱咐我为人游艺宜大气,莫以所历所学自限。我过去从小地方来,确实有些小家子气,范先生对我讲这些都是颇有针对性的,切中肯綮,他真是一个因材施教的好老师。这些文字我都置诸座右,时时激励,对我启发很多。

    确实地,这些年我从范先生那里学到的更多的,还不是诗文书画本身,而是其为人为艺的豪气大气,那种大儒之气,大侠之气,大美之气。这是我一辈子都学不完的东西。

    太湖春秋:您为什么要选择用传统礼节来拜范曾先生为师?

    朱彦民:我是1996年博士毕业留南开任教的。但一开始是在学校行政上面,做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处副处长,后来兼在历史系文博专业任教,是所谓的双肩挑干部。这个行政工作我是不得已才做的,做的心里很苦。不是胜任不了,而是实在不适合做行政工作。自己不适应,别人看着一个大胡子博士出入行政楼,也觉得挺奇怪的。有一次范先生问我的情况,我就如实相告我的苦衷。范先生说,我的性格确实不能做这个工作,建议我早点脱离行政,回到专业和艺术方面来。

    这时候范先生已在南开文史两院带博士研究生,那时我就想再从范先生读第二个博士学位。当时恩师玉哲翁、刘泽华师均表支持,范先生亦欣然同意。但是询问研究生院则知道不行,国内尚无读双博士学位之先例。后来范先生作为文史两院资深教授、终身教授,有资格指导博士后工作。于是,我就又打算随范先生做博士后研究。范先生自然同意,然而经过询问有关部门,仍是不可。原来制度规定,博士毕业后一年之内方可申请博士后入站,而这是我博士毕业已超过六年之久了。

    公元2000年,我顺利摆脱行政工作,回到了刚刚合并建成的历史学院,致力教研,专心学问。在此之前,我与友人在南开大学东方文化艺术举办了书画联展,时值范先生正欲回乡扫墓祭祖。得知此事,决然推迟回南通故里日程。一大早从京城寓所赶至南开校园,不仅为我们题写展头大榜,且为开幕式剪彩并发表讲话以资鼓励。不久我又出任文博系主任,正式聘请范先生为名誉系主任。因工作关系,与范先生接触更多。那段时间我是作为范先生指导博士生的家庭课堂的旁听生,经常侍坐于先生左右,我们常以诗钟、联语为戏,限韵限时,指掌得失,欢声笑语,乐趣多多。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6年春天,突然有一天范先生说他办妥离开南开手续。让我感到非常惊讶,不知所措。想到此前范先生提醒我,青岛宋某已拜其为师,收为入室弟子。我想何不步其后尘,向先生行拜师之礼?

    于是就有了2006年5月19日下午四时至五时,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范曾先生画室正式举办拜师仪式的隆重场面。在司仪主持下,我跪请先生入座,向先生敬献束修,行三鞠躬、三叩首大礼。从此,我正式忝列范先生门墙,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

    至于为何要举行这样一个传统的拜师仪式,范先生在当天的讲话中说得好:“今天呢,我们进行一个传统的拜师仪式。这个仪式,看来有些古老,可是古老的东西,我们不一定不给他注入一个新的内容。旧学商量,新知培养,都是我们师生从此以后应该做的事情。……那么,我非常高兴地接受朱彦民作我的入室弟子。而这个收入室弟子,我认为适当的仪式是必要的。尽管今天这里没有法律工作人员,可是心灵的法律是最神圣的。心灵的法律胜过一纸法律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是心智之果的创造者。”

 

    范曾先生与朱彦民经常和诗对联,谈诗论艺。范曾在书法功力和气势以及作画技法和神思上指导他,在范曾的悉心培养和指导下,朱彦民书法日益精进。近年来他的书法作品多次获奖,并被国内外知名大学、博物馆收藏。他还在天津、郑州、安阳、鹤壁等地多次成功举办个人书法作品展,颇受好评。范曾在《朱彦民书法集》序里,这样评其书法“飘逸有出尘之致,其结体神会殷虚书契,自有上古遗韵。于行草中,更增汉晋简牍、金文意味,则前未之见也。要之,心为书主,书为心画。苟有诗心为书羽翼,彦民之书当赴绝尘。”朱彦民还注重书法艺术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先后发表了《书法艺术探源》、《浅说甲骨文书法艺术》、《古文字与书法艺术》、《论书法艺术的自觉时代》、《魏晋时代的书法艺术理论》、《八大山人书法作品中异写字辨析》等书学论文,在书学理论上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

 

 醑解周易,太湖寄情叙春秋


    朱彦民不仅在史学、书法上颇有建树,在易学研究上也广有涉猎,同时也在课余闲暇时积极地组织、参与中国的国学文化的研究和推广,2012年,因高度认同太湖书院研究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扩大中华文化在当代世界的影响,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立院理念,原意提供学术指导,参与书院工作,受聘为高级研究员。


    太湖春秋:您是如何开始对周易的研究的?

    朱彦民:我对周易没有什么研究,这不是什么谦虚之词。因为那是另外一个行当,一个艰深难学的专业。不过因为周易属于先秦文献,读研究生时硬着头皮啃过几次,但我承认都不能完全读懂,可能是我自己的数理知识太差了吧,所以我一向认为研究周易的人,一定是头脑非常聪明的人,一定是数学比较好的人。

    因为周易是先秦文献,而我所学专业就是先秦历史,又标榜“书不读秦汉以下”,所以周易确实是反复读过,尽管多读不懂。不过我是把周易看作是历史资料来读的。“六经皆史”嘛,周易是十三经之首,自然也是治先秦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了。易经中确实记载了许多先秦时期尤其是商末周初之际的一些历史事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先辈学者像顾颉刚等人就曾考证这些周易中的商周史事。我在读研究生时,曾经就易经中所反映的商周之际的婚姻制度进行过考证,还写成文字发表了,即《“易经”中关于殷周之际的婚姻制度》。这是我学习周易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后来丘老看到我这篇文字,认为写得不错,还把它放在国际易学联合会的网站上去。

    我后来的所谓周易研究,也基本是按照这个路数,以周易治史,不搞也不会易学里面那些玄妙无比的易理、易象和易数的学问。所以经常有朋友问我,你既然是国际易联的理事,易学专家了,给我算算卦嘛?我会敬谢不敏的。古有所谓“知易者不占,善易者不卜”,我倒不是“知易”、“善易”者,而是根本不懂易经占卜术。 

    太湖春秋:您对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怎么样的理解,您认为易学研究对当代社会和当代人有什么样的意义?

    朱彦民:您知道我是范曾先生聘请的中国画法研究院兼职教授。今年春天我在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听范先生讲过周易文化,他的一段话非常精彩,完全可以放在这里,权代我作答。范先生讲:

    “易学,不是天命之学,不是神学,而是一种朴素的辩证之学。易学只告诉我们“可能”;而没有唯一的“必然”。易学的神秘化决不是原创者的本意,而是后来者的庸俗化,目的是神乎其说,以蛊惑广大的人群。……

    远古之《易》,可以讲是巫筮之术,是一种占卜的专门职业者的学问,巫师多为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智者,《易》之占卜,在远古是知性的、感悟的、归纳的,它不是理性之子。因此,笼统的以为占卜迷信则大错。古代的蔼然长者和老舍先生《茶馆》中的唐铁嘴是大异其趣的,与今之摆摊测字算卦者也非一路。而上古心传口述的《连山》、《归藏》之类,经过历代智能之土的锤炼熔铸,成为了东方智慧的象征,而其名言睿语已深深印入我们文化的神髓,成为了中华“中和之道”的核心价值观。”(范曾《深闳变易之学——谈易经》)

    太湖春秋:您对书院有什么样的理解,您对太湖书院有什么样的期望和建议?

    朱彦民:古代教育中最重要的知识传播和学术探讨,就是通过各地的许多书院进行的。所以书院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有其重要的地位。大家都发现,现在中国教育体系出现了许多问题,而民间办学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尝试性趋势。那么古老的书院制度,我想也不妨是我们将来改革教育制度、优化教育资源的重要选项之一。

    我希望太湖书院能够秉承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健康心灵胜果这样一个理念,充分发挥身在苏州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古老城市的文化优势,综合各方面人才力量,集思广益,开门办学,把太湖书院建成一个在全国都有名声、有影响、有地位的现代书院。

    太湖春秋:您对《太湖春秋》有什么样期望和建议?

    朱彦民:《太湖春秋》办了两三期了,每期都看了,非常好。起点高,立意新,品味雅,灵活,自然。这都是那些老旧刊物几十年不变老面孔所见不到的,这是其优势所在。希望能够坚持下去,突出其文化层次,讲究其学术品味,彰显其艺术特色,强化其地域色彩。我想如此数年,《太湖春秋》就会成为人们喜看爱看的一个高档次的文化期刊了。我对此比较有信心,我将拭目以待!


 
     
访美髯公朱彦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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