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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作斌 2012-8-12
【作者简介】
殷作斌（1940 -）男，江苏涟水人，江苏 淮阴工学院电子技术学科著名双师型技术人员，曾受聘于台办炎黄大学任客座教授。江苏淮安市劳动模范、江苏省高等学校一类精品课程奖获得者、中共江苏省省级优秀共产党员。退休后，任殷商传承文化研究网站长，改行从事殷代史和甲骨学研究。
导 读
本文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学术价值与特色；第二部分，美中不足；第三部分，对帝辛（纣）的评价有失公允；第四部分：对殷末“三仁”之首微子的评价值得商榷。其中，第一、第二部分构成本文的主体。第三、第四部分以大量篇幅的赘文对殷周之交的一些人和事的评论提出了与宋氏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相悖的意见，仅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第一部分，评述该部巨著断代专史的巨大学术价值与写作特色。学术价值在于，它是构建中华上古信史大厦的奠基之作，更是重建中华上古史的中流砥柱。有了这部力作，上可以追溯以前史料贫乏的五帝及夏的文化发展，下可以推测周代文化的本源。写作特色可以用“真、全、专、新、争”五个字来概括。
第二部分，指出宋先生主编的这套商代断代史的五点美中不足之处。作者在此强调指出，因为第二部分是作为该书的美中不足提出，需要进行充分的推理和论证，才能使读者信服，因此篇幅比第一部分还长。请读者不要因此发生误解，不要以文字的篇幅多寡论褒贬。作者的这点希望也适用于本文的第三、第四部分。窃以为宋氏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优点和不足之处相比，优点当占九个半指头，不足之处仅占半个指头而已。如果说第一部分讲的是九个半指头的事，那末其余部分讲的就是剩下的半个指头。
第三、第四部分是本人不成熟的即兴发言，言指的对象也并非宋氏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一书，也包括未能客观、公正地评论末商关键人物（特别是帝辛）和殷周之交重大历史事件的其它史书，如历史所刚刚推出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等。本文设置第三、第四部分的目的，是恳求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历史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和以宋镇豪先生为主编的《商代史》课题组等历史研究组织和权威专家们，在《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十一卷本《商代史》等影响较大的史学著作重印或再版时，或在推出新的殷商史著作时，考虑郭沫若、董作宾等老一辈史学大师兼甲骨学专家所倡导的为帝辛正名和科学审视殷周之交重大历史事件的意见，酌情适当添加一些对末商重要人物（如帝辛、“三仁”之首微子等）和殷周之交重大历史事件（如武王伐殷究竟是兵不血刃还是血流漂杵、牧野会战周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武王挥师入城时究竟是军纪严明致繁华殷都得以完整保存还是乱杀无辜致殷都严重被毁、成为箕子笔下的一片废墟等）的记事和客观、公正的评论文字。
第一部分 学术价值与特色
新体例断代史――《宋镇豪》主编十一卷本《商代史》的出版，是当代最伟大的史学成就之一。该项目原计划出十卷，但至2010-2011年7月最终结项出成时，为十一卷。该课题于1999年10月2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作为重点课题立项，2000年7月24日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列为2000年度院级A类重大科研项目，2001年6月21日被纳入国家社科基金2001年度资助项目。2000年8月，该项目正式启动，经过《课题组》专家13人六年时间的磨砺笔耕，终于在2006年，形成约 400万字的十卷本统稿。后来，又经过几年的修改、出版准备和校对，终于以688.4万字的十一卷本巨著在2010年10月～2011年7月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卷陆续出齐问世。
《商代史》是构建中华上古信史大厦的奠基之作，更是重建中华上古史的中流砥柱，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有了这部力作，上可以追溯以前史料贫乏的五帝及夏的文化发展，下可以推测周代文化的本源。过去，因文献的不足及真伪难辨等种种原因，在断代专史“商代史”的著述方面，长期属于空白。孔子早有商史“文献不足徵”之叹，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尽管被视为信史，然而过于简略。在上个世纪初，在西方史学、西方田野考古学的冲击下，以传世文献为主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受到了疑古学派的严厉批判。针对此，1921年1月28日胡适先生致顾颉刚先生信中说：“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胡适：《自述古史观书》，收入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时至20世纪，虽有十余万片殷代卜辞（甲骨文）的陆续出土和众多专家对这些卜辞内容的释译，但构建《商代史》史料贫乏的问题并没从根本上解决。正如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港台史学泰斗李定一教授所言：“甲骨文又称为‘卜辞’，贞卜的人多数是当时的史官奉王命而行之，天子有时也亲自贞卜。贞卜之事是天子所独享，其他人等均不得行之。因此卜辞只代表国王对于宗教信仰的记载。贞卜的事项，写刻卜辞的多少，也全由王的兴致而定。”“国王所关心的事，自然不能代表全部殷代历史，而我们今日所能看到的甲骨文，又只是余劫的一少许。”（李定一著《中华史纲》，第2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书，第22页，大陆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引文中的四个“贞卜”，在2012年大陆横排新版本中均改作“占卜”。）。甲骨文大家董作宾更是为此发出了无奈的感慨：“这号称十万片的卜辞，我们现在能见能用的又不到五分之一，就这样‘从宽’估计，那么甲骨文所能代表的殷代文化，也不过百分之一。用这百分之一的材料，却希望能写出百分之一百殷代文化史，那岂不是做梦？”（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转引自李定一著《中华史纲》，第2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书，22页，大陆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显然，今天《商代史》的重建，对于“四顾茫然”的中国上古史研究来说，也就变得格外重要，成为学界翘首以待的历史学科发展的急需。如果从1921年1月适之先生提出慢慢拉长中国上古史算起，到2011年7月《商代史》各分卷陆续出齐为止，可说是学界九十年的梦想终于成真。总之，正如宋先生在《总序》中所言：“十一卷本《商代史》著述的完成，彻底改变了在商断代史专著方面的滞后状态，长期属于空白的领域得到填补，与大力弘扬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正相应，了却了我等中华学子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
我对《商代史》虽缺少研究，但在正式出版后，却有了先睹为快的机遇。纵观《商代史》全书，其特点可以用“真、全、专、新、争”五个字来概括。
“真”就是用无可辩驳的史料，特别是百多年来地下发掘的史料，再现了三千多年前幅员辽阔、以“祀与戎”为“国之大事”的真实的商王朝。其中以利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帛书等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和遗址遗物（特别是通过商人周祭制度的发现和厘定）来印证订补《殷本纪》，是全书去伪存真的绝妙之笔。令读者叹服。
“全”就是通过丰富多彩的史料，再现了商代社会的方面面，体现了劳动人民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唯物史观。从王廷贵族到奴隶平民，从王畿核心到周边方国，从宗教祭祀到生活习俗，从国家社会到战争军制，从经济科技到都邑城廓，最后以殷遗和殷鉴收笔，各方面都涉及到了，创中国各朝“断代史”全面之最。正如宋镇豪先生在《总序》中所言，“商代史研究 ，过去基本集中在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社会等某些单项或者稍多几个方面，不少商代史著作是属于上古通史之一部，而作为全方位整体性著述的断代史著《商代史》，却因种种原因，长期属于空白。”这部巨而全的《商代史》正好填充了这项空白。
“专”是相对“全”而言的。该书的定位为全方位集体研究的大型多卷本原创性学术著作，各卷在写作体例上大体相同，全书十分注意“全”与“专”的把握。这种思想几乎深透到了每一卷，每一卷都既全又专。
“新”就是能及时通过地下或史志文献的最新发现，不断丰富 “文献不足徵”的商代史。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1999年发现的安阳洹北商城及对洹北商城的最新研究成果写进历史，确认安阳洹北商城就是当年盘庚迁殷后，在殷地设都的确切地点（请读者注意，我并不赞成只有洹北商城才是盘庚所迁之殷，我认为洹北商城只是盘庚迁殷后，在殷地营建的王都城郭遗址，而殷地本身应比洹北商城大得多。但殷地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我也说不清楚。模糊地讲，殷地应是包括今安阳在内的一块较大区域。但是否包括太行山以东、商时纵贯今河南省的黄河河东河西的大片范围，还是只限于太行山以东黄河以西的较小范围，我还不能确定。但由《史记•殷本纪》可知，这块殷地，应是成汤代夏后始迁之地，但一定不是成汤代夏前始居的亳地。因为如果盘庚所迁之殷地是成汤代夏前始居的亳地的话，司马迁就会直接说“盘庚迁亳，从先王居”，而不会说成“盘庚迁殷，复居成汤之故居”。至于司马迁说，盘庚未迁时都在河北，迁后都在河南，即司马迁指明殷地在河南之说，或恐因为黄河改道变迁，司马迁弄错了商朝时黄河在今河南和河北两省境内的走向，或恐是河东河西之误）。并能随着安阳小屯宫殿宗庙区和洹北武官村北王陵区发掘区域的不断扩大及时调整史家审视历史的视野。作者能独排众议，将这些基于最新发现的研究成果及时地写进书中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有不怕后世史家质疑的历史勇气的。
“争”就是体现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由于该书是13位专家的集体创作，各卷都有其独立性的一面，各卷的独立撰稿人都有学术上的执着或个性，故各卷间存在着某些学术观点的不同，甚至碰撞。例如关于灭夏前“汤亳”的地望和对《甲骨文合集》36567卜辞中某些地望和贞卜日期的理解，乙辛时伐夷方（人方）的征程等，《卷五•商代都邑》的独立撰稿人王震中研究员和《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的独立撰稿人罗琨教授的学术观点就大不相同。宋镇豪先生在统编时，对这些不同的学术观点采用允许共性与个性并存的编辑策略，保护了各个独立撰稿人的执着和求真精神。从客观效果来看，这种在同一著作中允许存在不同作者互相争鸣的现象，既是该书的一个亮点，也是该书的一个缺陷。亮在体现了学术争鸣，活跃了学术氛围。缺在不同学术观点间鲜有必要的说明，不便于初学历史的读者理解。
第二部分 美中不足
宋先生主编的这套商代断代史，也是有美中不足的。下面略举五点，供总编和有关独立撰稿人参考：
（一）该书各卷各章的的文字功底存在显著差异，有的卷很严谨，有的卷，文字功底稍嫌不足。错字、别字、漏字、语句不顺、史实叙述错误、未加必要说明的学术观点碰撞之处均有存在，与《汉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明史》等断代史相比，该书在文字功底方面似有一定差距。对全书，究竟有多少文字方面的讹错，我还没有统计，但对多人分章撰稿的《卷一•商代史论纲》的文字或史实叙述错误我已经作了较详细的统计，写成了《宋镇豪主编十一卷本<商代史•卷一•商代史论纲>刊误修改建议表》。现将其作为附件收录在本书评的后面，供读者参考，也希望《商代史》作者和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朋友们在再印刷或再版时予以修正。这些错误有的是排版或编辑时的文字错误，有的是不应该发生的严重史实叙述错误。例如：《卷一》201页倒数第10行的“《殷本纪》谓中丁为河亶甲子”就是原则错误，应修改为“《殷本纪》谓祖乙为河亶甲子”才对，因为《史记∙殷本纪》中并无中丁为河亶甲子之说，倒是有“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之说。再如，《卷一》192页 最后3行写道 ：“《殷本纪》叙述商族的起源发展比较简略，虽有契居‘蕃’、昭明居‘砥石’等地名，但其具体地望并不明确……”。这段文字也存在较为严重的错误。 众所周知，《史记•殷本纪》并无契居“蕃”、昭明居“砥石”等说法，契居“蕃”的说法是源于《世本》，显然，作者在这里是将《史记•殷本纪》和《世本》张冠李戴了。
（二）读完宋先生的《商代史•总序》，在书名《商代史》的确定方面，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总觉得就《商代史》冠名而言，应在《总序》中增一专题讨论或说明一下冠名《商代》的史据或史理为好。尽管今天中国大陆的多数学者已经习惯接受上古“三代”为“夏商周”的名称。但成汤代夏后的商族国号究竟是什么？是“殷”？是“商”？还是“殷商”？三千多年来的不同声音，还是不绝于耳。因此，窃以为，在《总序》中还是解释一下，为何从《殷代史》、《商代史》、《殷商史》三个可选史名中，编著者唯独钟情《商代史》这一史名的缘由为好。建议宋先生在再印刷或再版时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众所周知，胡厚宣、胡振宇父子合著的《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就设“专节” 讨论《殷商朝代之名称》。胡氏父子认为“上古时代的君王，均以其国都所在的地名作为国号，而不像后世的君主，是用国都地名以外的美称来作为国号。”所以司马迁称成汤代夏的国号为“殷”，不称“商”，也不称“殷商”，因为司马迁认定盘庚所迁之“殷”地，就是“复居成汤之故居”，后世史家多视此为圭臬，认为司马迁的考证是成汤代夏的国号为“殷”之铁证。其中，唐林宝撰 《元和姓纂》对此说得最明确：“殷，子姓，成汤国号也。”不过，胡厚宣氏父子又指出，商、殷、殷商，“这三种不同的称呼并见于先秦时期的记录”。在以前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因为专家们未在甲骨文中释出“殷”字，而“大邑商”却出现过多次，所以中国大陆的不少史家认为，即使在盘庚迁殷以后，当朝时人仍以“商”称呼自己，“殷人”则是商朝核心疆域外面的人对当朝的称谓，特别是灭商以后的周人对前朝的称谓。后来随着于省吾等人在甲骨文中释出“殷”字，虽有不少专家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但主流学者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可是港台地区学者的看法却大相径庭。例如，港台地区史学泰斗李定一教授在他的《中华史纲》里就说：成汤“代桀而称天子后，当天子前的封号商已不用，商成为供奉祖先的宗庙所在地，称‘大邑商’，是地名；而国号为殷。盘庚以前《史记》对之均称殷，有‘殷道衰’（原著误为‘殷复兴’----引者注）、‘殷复兴’、‘殷复衰’、‘殷衰’等凡四见。《史记•殷本纪》更是国号是殷不是商的铁证。盘庚即位前，已是‘诸侯莫朝’，盘庚乃由河北迁回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可见盘庚是回到殷，殷是故都。一般所谓盘庚迁殷，始国号殷，实误。事实上，商是始封的小地方的名称，商汤成天子后，‘大邑商’只用之为宗庙所在地而已。有的史学家说‘殷商’者，就是指住在殷地方的商人，也说得通。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李定一著《中华史纲》19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书，大陆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第20页）。
总之，我认为，宋氏主编的多卷本《商代史》和《史记•殷本纪》二者虽有详略的不同，但同是同一朝代的历史这一史学特性是不变的。既然宋氏多卷本《商代史》打出了订补《史记•殷本纪》的旗号，那就应该将《史记》中“殷代”订补为“商代”这件为朝代正名的大事（不是《殷本纪》朝代名冠错，就是《商代史》朝代名冠错，二者必居其一），在书的《总序》或正文的适当位置作出一番考证或必要的说明为好，否则，对中国大陆以外的学者就缺乏说服力。
（三）该书对一些深层次的历史问题，没有展开讨论，而取有意绕开或迴避的态度，我以为也是不可取的。比如，关于朝歌是否是晚商都城（纣都）的问题 ，我认为独立撰稿人王震中先生就有有意绕开之嫌。（朝歌读zhaoge不读chaoge,下同。朝歌古称沬，沬读mei, 沬与沫不是同一字。帝辛在征伐东夷高奏凯歌回朝时将沬邑改称为朝歌，取“喜迎朝阳，高唱凯歌，吉祥如意，兴旺发达”之意。自殷亡至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三千年间，史家通称纣之废都朝歌为“殷墟”。近几十年来，随着“安阳小屯”冠名“殷墟”之兴起，朝歌的“殷墟”名称反而为学界遗忘了。此说取之淇县燕昭安《朝歌春秋》，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传世文献告诉我们，朝歌曾是武丁、武乙、帝乙、帝辛四代商王的都城，其中，帝辛以朝歌为都已是家喻户晓的常识。查遍该套断代史书的《卷五∙商代都邑》全书和《卷一∙商代史论纲》第二章《先商文化与商代都邑》全章，只找到晚商盘庚、小辛、 小乙时期都洹北商城和武丁至帝辛时期都安阳小屯的叙述，而完全有意绕过了古都朝歌。王震中先生在《卷一∙商代史论纲》第83页下结论说：“洹北商城是盘庚所迁之殷都，为盘庚、小辛、小乙所居住。以小屯为核心的洹南宫殿区，则是武丁以来至帝辛时期的殷都。” 纵观全书，王震中先生的立论根据有三：
①考古发现。在安阳发现大量晚商卜辞，特别是殷墟黄组卜辞（即董作宾先生五期分法中的第五期卜辞，即帝乙、帝辛时期的卜辞）和大量遗址遗物，而纣都朝歌只是传说，没有过硬的地下发现支持。
②安阳殷墟边界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在不断扩大，因为“洹南殷都至今尚未发现城墙”（言外之意是，将来若有证据证明朝歌为晚商殷都，我也是对的，只要将小屯殷都的边界向南移动，将朝歌划入殷墟范围内就是了）。王震中先生在《卷五∙商代都邑》第五章中写道：“由于洹南殷都至今尚未发现城墙，因而关于洹南殷都的范围目前只能以殷墟遗址发现的范围加以认定。……而从周武王与商纣王决战之地是在朝歌的牧野来看，在帝辛时期‘大邑商’概念包括朝歌在内 ，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发现的面积有36平方公里的殷都范围，应该只是‘大邑商’的核心区域即王都区，亦即甲骨文所谓的‘中商’而已，而且这个核心区在今后的考古发现中还将会进一步扩大。”
③ 基于《竹书纪年》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卷五∙商代都邑》第318页）。
如果史学界有一天认定古朝歌是小屯殷都的一部分，我以为也是不妥的，甚至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当时朝歌的规模应该远大于安阳小屯。朝歌应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发达的都市，完全可以与今天的美国纽约在当代世界的都市排名相比美。正如淇县政协燕昭安先生所说：“在商纣王时期，朝歌京畿之地的人口已经达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当代史学泰斗李学勤先生作序特别推荐，燕昭安著《朝歌春秋》，第1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此外，我们还可从商末全国人口数来推算朝歌的城市规模。商初成汤时，全国总人口约400万，西汉初全国总人口在1500万至1800万之间。依此推算，帝辛时的全国人口怎么算也不会超过1000万。据宋镇豪先生估算，商初总人口为400-450万人，晚商大致增至780万人，商代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0.1%--0.12%（见《卷一∙商代史论纲》第134页）。依照宋先生给出的晚商人口不超过1000万人的数据和燕先生关于当时朝歌人口至少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论述，当时的朝歌人口应是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以上。这么庞大的都市怎么说也不可能是安阳小屯殷都的一部分。因为安阳到淇县约60公里，按常规估计，在晚商时期，安阳小屯殷都和朝歌殷都只能是两个独立的都市，朝歌绝对不会是安阳小屯殷都的向南扩展。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帝辛时的朝歌城规模可能远大于安阳小屯宗庙宫殿区的规模。亦可能是帝辛时，王都在朝歌，只是祭祀用宗庙宫殿区在洹南小屯、王陵区在洹北武官村北而已。
其实许多学者早就看出了这个深层次的矛盾。民国时期的甲骨文考证大家罗振玉说，“迁沬（读mei，第四声，下同）必在帝乙之世”（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郭沫若也早就看出了这个矛盾，主张修正汉人张衡《西京赋》的商都屡迁“前八后五”说，主张加一次晚商迁沬 。郭沫若说：“帝乙末年必有迁沬之事。如无此事，不唯旧史料中有多少事实成为子虚，即卜辞中有多少现象也无从说明”（郭沫若：《卜辞通纂》的后记）。郭沫若直到晚年还要求参加《甲骨文合集》编辑工作的学者就“到底有没有帝辛时的卜辞”进行研究（胡厚宣：《郭沫若同志在甲骨学上的巨大贡献》，转引自王宇信著《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208页）。可见郭老对“朝歌必为纣都”这一问题的关心和执着。“李学勤先生更是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明确提出，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不能绕过朝歌说。李学勤先生在给燕昭安先生新著作序时进一步指出：“对于朝歌的历史文化，我们的历史、考古学界给予的关注还很不够，还有许多具有关键性的问题悬而未决，有待探讨和研究。”郑州大学李民教授则试图用商朝有“双都制传统”来化解小屯殷都的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记载帝辛都朝歌的矛盾，但若追究商代之所以设置双都的原因（如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安阳与朝歌相距不到60公里，从加强行政控制角度来看，两地相距这么近，似乎没有设置双都的必要，所以李民先生的解释似也难以成立。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周殷决战主战场在朝歌南郊牧野而不是在安阳北蒙之郊来推测这个问题。
当然，如果古朝歌城确实是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殷都的话。那么朝歌的地下一定会有许多证据。只是现在考古界多盯着安阳，很少有人关注淇县的地下而已。本人深信，如果古朝歌城的面纱一旦揭开，那就是了不得的事。到那一天，我们才能彻底弄清洹南小屯王陵宗庙区、洹北武官村北的王陵区、洹北商城、和朝歌商城的关系。洹南小屯王陵宗庙区、洹北武官村北的王陵区这一片地方，为什么只有物和甲骨出土，而一直没有发现围城呢？这里是否隐藏着什么玄机？如果它真是纣都的话，没有围城是不可思议的。建议学界要想方设法，在朝歌找到一些考古的突破口。只要能在淇县朝歌搞出几个惊人的考古成绩来，就会将国家考古的人力、物力、财力吸引到有争议的朝歌。
我认为，1999年秋发现的洹北商城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洹北商城的发现令考古家惊喜，他们总希望从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那么大的一座商城为什么说废就废了呢？无非是水乎？火乎？当时的考古家认为是一场大火造成的。洹北商城废了，大多数人都认为殷人移都洹南小屯了，但小屯没有发现城墙，一直困惑着他们。其实沬邑的兴起可能和洹北商城的废弃有关，洹北商城废弃以后，殷王的目光可能不是盯着小屯，而是盯着沬邑，沬邑有城且逐渐兴盛，而小屯无城，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在洹北商城发现的第二年，即2000年，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历史的真实很可能是这样，盘庚迁到洹北商城以后，又历小辛、小乙两王，洹北商城就由于火灾或洹河屡次泛水的原因不能用了。到武丁时，就把眼光盯在更南方的沬地，在沬地大兴土木，因此才启动了沬地建设，形成朝歌后来的辉煌。这就是对几千年来传世文献记录武丁以后沬地即朝歌日益辉煌的合理解释。现在的关键，就是要寻找并确认朝歌的商代古城墻，我确信能找到它。我在网上看到了2009年田涛先生的《朝歌殷墟城垣考》一文，希望考古界能去研究一下。现在我们当务之急，就是下决心寻找并确认朝歌商代古城。朝歌商城只要一旦确认，淇县朝歌的商都地位就能得到确认。到那时，宋镇豪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之晚商部分就得改写，古朝歌及其地下发现就有可能与安阳小屯一样引起世人的瞩目。总之，我认为寻找并确认朝歌商城是当前朝歌考古的最好突破口。朝歌考古还有一个更容易实现的突破口，那就是挖掘帝辛陵（纣王墓）。帝辛是不是安葬在淇河之滨？挖开便知。当然，也有许多考古家认为那只是后人造的一个假墓，不管是真是假，挖开便知。如果是真的，那就非常有价值，如果是假的，我们花费也不多。
最后再说一下黄组卜辞的王世断代与纣都是否朝歌的关系问题。郭老一生为什么如此关心安阳小屯到底有没有帝辛时期的卜辞问题呢？因为在甲骨学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如果纣都在朝歌，那么在安阳小屯发现的董氏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期）卜辞（黄组卜辞），一定不是帝辛时卜辞，如果黄组卜辞中包含有大量的帝辛时卜辞，则可断定纣都在安阳小屯，不在朝歌。其实甲骨学界的这个约定俗成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即使安阳小屯发现的黄组卜辞（董氏第五期卜辞）全部是帝辛时期卜辞，也不能否定帝辛先都沬后改朝歌的史实。因为卜辞档案的保存地点与贞卜地点并不一定都在王都。很可能贞卜在朝歌王都，而甲骨档案保存在小屯宗庙宫殿区，甚至可能纣王住在朝歌王都，而有时因祭祀的需要到小屯宗庙宫殿区去贞卜。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经甲骨学大家王宇信先生认定是商人的庙祭甲骨却在陕西周原出土，对此虽不明具体原因，但却开了此地甲骨在彼地收藏的先河（引者按：王宇信在分析陕西周原凤雏出土的涉及商王宗庙名和祭祀商人祖先的甲骨的族属时曾指出：“我们认为，周原庙祭甲骨确为商人之物。”----王宇信著《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489页）。
况且，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对黄组卜辞的断代分期研究成果并不支持“黄组卜辞是帝辛时期说”。近年来随着李学勤提出的区别于董作宾的新的分组说“两系说”及其支持者黄天树（《殷墟王卜辞分期断代》，1991，台湾，黄天树为北京大学裘锡圭先生的高足）、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1994）、李学勤和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究》，1996）、徐明波（《殷墟黄组卜辞断代研究》，2007，徐明波为彭裕商高足）等人的不断完善，对殷墟卜辞的分期断代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他们首次将卜辞刻写人刻写卜辞时的“字体特征”（类似于今天分析写字人字体特征的“笔迹学”）引入到甲骨文的分类中来。虽然这种取代董氏传统分期方法的“两系说”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认为它“过于烦琐，很难使人掌握”（王宇信《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205页）。但经过许多学者的艰苦努力，凭借这种新方法，终于从十多万片的甲骨中理出一些头绪来。其中彭裕商先生的高足---徐明波先生的艰苦工作最令人敬佩。他经过反复对比研究后，指出：董氏第五期卜辞（乙辛时期卜辞），即“黄组卜辞的时代特性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根据卜辞的字体风格和字体特征将黄组卜辞分为两类，即黄组一类卜辞、黄组二类卜辞。其中黄组二类卜辞又可细分为三小类：黄组二A类、黄组二B类、黄组二C类。” 他又从“黄组二类卜辞字体结构和书体风格已迥异于黄组一类卜辞。”考证出“黄组一类卜辞时代为帝乙”、“黄组二类卜辞的上限也可及于帝乙时代”，下限为“帝辛”时代的结论。他还对学界争议最大的黄组战争卜辞中最重要的“十祀征人方”卜辞的所属王世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根据字体特点对“十祀征人方”材料进行了排谱，得出“‘十祀征人方’应为帝乙之事”的论断（引者按：徐氏将《合集》36567排入十祀征人方谱，似欠妥）。最后 ，徐明波先生得出结论说：“黄组卜辞据字体结构和书写风格可分为两类”，“黄组一类和黄组二类”。“其中黄组二类卜辞属商王帝辛时卜辞。从黄组二类卜辞数量在黄组卜辞中所占比例较小，记有年祀的仅一例来看（《合集37835》：二祀十二月，……），我们推测现有黄组中的帝辛卜辞只是帝辛时期卜辞的一部分。熟悉甲骨文的学者知道，商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王为武丁，其在位五十九年。大型甲骨文著录书《甲骨文合集》，十二册中就有七本收录的是武丁时期的卜辞。与此对照，黄组卜辞中帝辛卜辞的数量与史籍所载帝辛（纣）在位至少三十三年是极不相称的。对现有黄组卜辞的考察使我们不得不重视‘纣都朝歌’之说。文献多称纣都朝歌。……近几年，新出现的一些青铜器，其铭文记载也证明纣都朝歌是有根据的。……我们期待着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笔者认为，徐明波先生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对帝辛时期的大量卜辞尚未出土的推测也是有道理的。
由以上分析可知，纣都朝歌而非安阳小屯，是既有史据又有理据的，作为断代史的《商代史》取绕开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即使作者不支持此说，将它写到史书中讨论一下也是应该的。
（四） 罗琨教授主笔的《商代史•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对商代几次大的战史的记述是成功的。特别是对只有弹丸之地的汤竟然成功灭夏的战争起因、过程、结果记述得合情合理，一个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伐谋、伐交、伐兵、用间”等军事理论获得全面应用的中国军事史上的最早战例跃然纸上，令人拍案叫绝。但是该卷也有一些记述需要重新进行审视的。现摘要列出几点与罗琨教授商榷：
1、关于汤夏战争中史有争议的部分，如汤亳地望、进军路线、景亳盟会、鸣条决战的进军方位与战场位置、夏桀败逃南巢的方位与地望、汤灭夏立国后的初都地望等敏感问题。应该先在课题组内讨论，再在历史所内讨论，取得共识，形成权威的中国历史所一家之言，再公之于世为好。实在难以达成共识的，应依序先列出主流学者和传统史学的观点，然后列出课题组讨论的共识意见或分歧要点，最后再提出作者的独到见解。如能依上述顺序列出，定会更加脉络分明和利于读者思考，增强可读性。就以鸣条决战和夏桀败逃南巢这两点来看，显然，在中国历史所内也是没有形成共识的。如刚出版的中国历史所新著《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47-48页则说“鸣条”在“今河南封丘东”，“南巢”在“今安徽寿县东南”，刚出版的社科院陈奎元院长委托蔡美彪先生编写的《中华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8页也持类似看法。这说明，对这些敏感的历史问题，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在中国历史所内，还是众说纷纭，根本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或者说，作为断代史推出的《商代史》因宣传力度的不够或编写方法的不慎密等原因，还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致有些名家在出书述及殷代时，眼中仍是只有《史记•殷本纪》等传世文献，而丝毫没有注意到有商一代断代史著多卷本《商代史》的存在，他们对罗琨教授论证的“夏桀败走晋南说”似乎更是不屑一顾的。
2、关于乙辛时期对东夷的战争。帝乙、帝辛时期对东夷的战争，已经得到地下卜辞的印证。学界对传世文献中的“东夷”，即是卜辞中的“人方”，已经取得共识。商末对东夷的战争，特别是帝辛时期，对东夷的战争，是有商一代开疆拓土的最重要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帝辛大获全胜，高奏凯歌，班师回朝。帝辛用兵东夷、经营东南为其后中华版图的形成、中华各民族的融合，立下了赫赫功绩。这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帝辛功过时不可忽视的关键之处。但这场战争也消耗了商朝的国力，激化了阶级矛盾，更助长了帝辛居功自傲、盲目乐观、狂妄自大、拒谏饰非、不听劝告的个性发展，给周族的发展壮大以可乘之机，为殷王朝的灭亡埋下了种子。后世史家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用“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总结了帝辛对东夷战争的历史教训，以“殷鉴”启迪后人，鲜有肯定帝辛经营东南的历史功绩者。今天我们在撰写商代断代史时，理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商夷战争进行客观、公正的评论。
乙辛时期对东夷的战争，文献记载极其简略（这当然与周人妖魔化帝辛，不愿让褒赞帝辛的文献传世有关）。现在只能靠考古发现的地下资料，特别是主要靠黄组卜辞说话。但如前述，黄组卜辞主要为帝乙时卜辞，帝辛时的卜辞极其稀少，或者说帝辛时大量卜辞还藏在地下某处，尚未出土。因此给学者洞察战争的全貌带来了困难，甚至不可能。包括罗琨教授在内的以前学者多数主张黄组的“十祀征人方”卜辞为帝辛时物，花了大量精力进行排谱。虽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有许多地方不能自圆其说。建议罗琨教授参考一下王震中研究员的意见，先将不一定属于“十祀征人方”的卜辞剔出去，然后再行排谱;还建议罗琨教授关顾一下彭裕商、徐明波师徒用李学勤等人倡导的新方法两系法对黄组卜辞进行依王世断代的最新研究成果，重新审视一下《商代史•卷九》中关于黄组“十祀征人方”卜辞为帝辛时卜辞的倾向性选择。
3、关于牧野之战。殷周牧野之战是中国上古史的一件大事，商朝由此灭亡。与商对东夷的战争，缺乏传世史料正相反，记录牧野之战的传世文献很多。因为周人由此夺取了政权，是周族发展史上最光彩的事件，所以牧野之战大获全胜，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周人的歌颂。所以记载牧野之战及其前因后果的传世文献特别多。但关于牧野之战的文献大多是褒周贬商、歌颂武王贬低纣王的，也偶见到一些怀疑武王伐周期间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后世儒家仁义道德规范的文献，但终非主流。因此我们在引用这些文献时，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以史家公允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些文献记录。不可人云亦云，照搬照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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