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华夏文学处在萌芽状态，秦汉实现了华夏一统，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开始融合，从《诗经》《楚辞》到司马相如、司马迁的汉赋和《史记》，文学完成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渡，文学走向成熟。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文化已经不再是完全由官府掌握。春秋中叶，出现了第一个由孔子创立的私人传授学派儒学，各家各派相继竞相涌现，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在当年剧烈竞争的政治舞台上，用独立的立场百家争鸣，讨论哲学、政治、伦理、经济、军事、文艺等多领域的问题，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第一次步入了辉煌时代。

　　周灭殷商，周朝私人开始为前朝修史，“殷纣王”这一称谓，就是对帝辛一种侮辱性的称呼，帝辛的罪状某些或许是周人在给纣王身上泼的脏水。帝辛后期是有些无道，但却不像周朝乃至后人说得那样恶毒。帝辛的罪恶随着时代更替，层累积叠，越来越多，于是帝辛就成了自古未有的残忍暴君。帝辛后期的腐败堕落罪不可恕，但他的历史功绩不可一笔抹杀，他平定东夷，开拓疆界，将北方文化传至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对华夏的大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忘我奉献。殷商的灭亡不能只归罪于帝辛一人，那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结果。对帝辛的评价被周人左右着，帝辛暴君的帽子是敌方和后人强加给他的，这是敌方为了自身利益对他的人身攻击，也是后人为了当时需要篡改了帝辛的真实历史。

　　公元593年，隋文帝杨坚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隋文帝杨坚禁止私史以后，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官修史固然难免考订较疏，隐讳较多等弊病，但也有长处。从唐代起，朝廷照例立史馆为前朝修史。史馆有大臣任监修，所选史官都是一时名手，搜集参考文书也较便利，因此官修史能够保证完整，并按各种应有的体例保存大量史料。如果说西汉以后修史是私人自发的事业，那末隋代以后修史便成为朝廷有组织的事业了。

　　所痛心的是，唐代与周朝相仿，可能是因“雀占鸠巢”心中惶恐，只好让史官彻底抹黑了隋炀帝杨广，抹杀了隋代的历史功绩，杨广的诗作等文字未能留给后世，这也算是李唐的伟大之处。隋朝灭亡的原因，也不应该是大运河的开挖，而是科举制度的强力推行，门阀制度强力废除。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开始实行，就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尽管现在科举制度已经被历史淘汰，但科举制在华夏历史上产生过极其重大深远的影响，是当时伟大的创举。科举制一直沿用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经历了一千三百年。

　　门阀制度的形成，要追溯到西汉武帝，汉武帝终止了以道教治理天下，开始崇尚儒学。当时的官僚们多以经术起家，他们授徒讲学，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其子孙承家学，继续为官，久而久之，到东汉中期出现了世代为官的大姓豪族。至后汉曹丕时期便形成了九品中正制度，就是士族制度，也叫门阀制度。隋朝开创了科举制度，开始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淘汰了由曹丕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度，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科举制度可谓“任人唯贤”的一场人事制度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发现人才提供了有效的措施，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科举制度触动了门阀大族的利益，为日后门阀大族的反叛埋下了祸根，貌似归顺的各门阀大族伺机而动。杨广的确不像他父亲杨坚那样俭朴，成了华夏历史上少有的奢侈皇帝，在门阀大族的煽动和操纵下，黎民百姓纷纷起来造反。隋朝“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李渊看准时机，得了天时，隋朝的江山，连同创下的丰功伟绩，包括隋代的诗人和作品，全被唐朝夺了去。隋代是一个伟大而短暂的历史时期，隋代以唯有牺牲多壮志的气魄，全力废止门阀制度，用自己的牺牲毁灭，换来了李唐的二百年兴盛。

　　铁的事实已经证明，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帝王是制造文字狱的高手。然而清朝衷情于给明朝写历史，康雍乾在修《四库全书》时，征集天下所有的书籍，然后大肆删改和焚毁，许多古书，特别是有关明朝的书，大都销声匿迹了。编修《明史文苑传》的编修们，不顾历史本来面目，全部按照康雍乾三代皇帝的旨意，四下里扒拉出许多破绽明显或无从考证的所谓文字狱案例，硬是造出了一个大搞文字狱的朱元璋。从此之后，关于明初文字狱的说法似乎就被当成了真实历史来对待。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社会进入了新的时代，新的时代更重视修史修志。尤其是修志，其范围更加广泛，涵盖了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角落，新时代的修史修志堪称拉来了中华盛世的序幕。但愿新时代各行各业所修史志能够很好地构思谋篇，设计框架，收集素材，做到朴实无华，记述客观，尊重事实，分出篇、章、节、目，润笔行文，秉笔直书，为历史负责，为未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