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河文化研究》第6卷

 

   

 

评论探讨 - 商代后期都城研究综述
商代后期都城研究综述
 
作者:朱彦民  加入时间:2011-5-6 10:43:26

《殷都学刊》1989年第1期

都城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政治、军事、宗教、经济、文化中心,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典型集中所在,是历史横断面文明的缩影。因此,古都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商代也是如此,商代都城的屡迁、发展,构成了商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代都城的特点直接反映了商代社会的许多实质性问题。

有商一代,以盘庚迁殷为界分或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动荡不安,都城屡迁,后期国势强盛,政局安定,都城没有多大变化。安阳小屯发现的殷墟文化就体现了商代后期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概况,安阳殷墟作为商代后期都城逐渐为众人接受,并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由于研究者认识不同,入手角度不同,在利用几乎是相同的材料研究商代后期都城时,得出的结论不同,引起了一些争论。本文谨将现有的研究状况简单介绍如下,旨在为同行有志者提供些许学术信息。 

一、“盘庚迁殷”研究 

“盘庚迁殷”是商代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尚书》有关篇目详细地记载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历代学者都很重视它,现当代的历史教课书也都把它作为商史的重点讲述。在夏商史研究处于混沌暗淡的境况下,“盘庚迁殷”之所以成为一个引人注同的亮点,自然是因为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对这一点,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立场给予了肯定,如李民先生在《《盘庚》所反映的商代贵旅与平民的斗争》(载《尚书与古史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认为,盘庚迁殷一事,确实反映了当时的贵族和平民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晁福林先生《我国奴隶社会始于何时》(载《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2期)认为夏代虽有阶级出现,但无国家产生,还未进入奴隶社会,商汤是一位原始社会后期军事民主制阶段的部落酋长,盘庚迁殷是我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分界的标志;盘庚迁殷之后,国家组织代替了氏族组织,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机关,即认为国家起源于盘庚迁殷之后。而曲英杰先生则从我国城市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其《略论先秦时期城市发展的几个阶段》(载《中州学刊》1985年第2期)认为,在夏商周时代,城市的发展很自然地以盘庚迁殷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盘庚以前,“不常厥邑”;盘庚迁殷之后,大城市开始出现。等等。以上各说,都充分肯定了“盘庚迁殷”在先秦史中的重要地位。

至于盘庚为何迁都,研究者更有不同的解释。历史上有所谓“水患说”和“去奢行俭”说;现代有“游牧说”和“游农说”及“军事原因说”等。

(一)水患说。《尚书·盘庚》:“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孔传:“水泉沉溺,故荡析离居,无安全之极,徙以为之极。”孔颖达《尚书正义》、蔡沈《书集传》及清代一些学者均承此说。今人吴泽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史系——殷代史》中也认为。“盘庚迁殷前,史称自成汤至盘庚,均因水患而迁都者,凡五次。”即把商都五迁(包括盘庚迁殷)的原因看作是水患。顾颉刚、刘起釪先生《盘庚三篇校释译论》(载《历史学》1979年第1-2期)也认为盘庚之迁是由于“水涝给旧址造成的祸患,引起的经济、社会的问题,不得不迁。”

(二)去奢行俭说。此说最早见于《墨子》(据《说苑·反质篇》引,今本无):“殷之盘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迁于殷,茅茨不翦,采椽不刘,以变天下之视。”《后汉书·杜笃传》:“昔盘庚去奢行俭于亳。”《后汉俘·郎颛传》:“昔盘庚迁殷,去奢行俭。”荀悦《申鉴》、王肃《译史》及皇甫谧等人都持是沦。今人裘锡圭先生在其《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的斗争》(载《文史》第17辑)中认为,盘庚就是为了“去奢行俭”而决定迁都的,同时,迁都的结果缓和了奴隶主和平民之间的矛盾。聂玉海先生在其《试释“盘庚之政”》(载《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文集》,《殷都学刊》增刊)也承此说,认为“去奢行俭”是盘庚之政的主要内容,而“去奢行俭”的总方针是通过盘庚迁都来贯彻执行的。

(三)游牧说。这种说法认为,商代的社会经济在盘庚迁殷以前,尚处于”游牧经济”阶段,因而不断迁徙。盘庚迁殷当然也是这种原因的结果。盘庚迁殷以后,农业生产发展了,社会经济生活也进入了以农业为主的阶段,因而定居下来,不再迁徙。这种观点见于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南京钟山书局,1932年版)、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杜,1655年版)等论著。

(四)游农说。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商代经济虽然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其前期处于粗耕农业阶段,耕作到一定时期,地力耗尽,必须抛荒迁徙。盘庚迁殷以后,农业生产进入精耕农业阶段,因而定居下来,未再迁徙。这种观点见于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冯汉骥《自(商书·盘庚篇)看殷商社会的演变》(载《文史杂志》五卷五、六期,1945年6月)等论著。

以上游牧、游农两说不大合理。因为盘庚迁殷只不过是都城的迁徙,并不是全民族的大转移、大流动。就整个社会来讲,当时劳动者并没有因为盘庚迁殷而改变其生产环境和生产条件,况且游牧或游农不甚符合商代经济实情。因此,这两说今天从者甚少。

(五)军事原因说。杨升南先生《“殷人屡迁”辨析》(载《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和《商代的都邑》(载《文史知识》1986年第6期)认为盘庚迁到豫北的殷,有其军事上的原因。因为国力强盛的首都,常在与敌方相对的国防第一线内,以便于战争调度,且不示弱于敌人。商代中期,西北部族力量强大起来,成为商人的主要威胁。盘庚要恢复国力,振兴商朝,要收复(仲丁以来)的失地,要与来犯的敌人针锋相对,就不能再拘于鲁西南的一隅之地。从军事上分析盘庚迁殷的还有日本学者贝塚茂树先生,其《中国古代之再发现》认为,盘庚迁殷不单单是为了避患,而且也是慑于来自河北和山西北部少数民族向中原进犯而对商王朝形成的威胁。从商代中期起商王朝便在今河北省藁城台西村设置了驻防基地,在商代后期把首都由奄北迁到殷,这如许是个有效的防卫方式。王冠英先生的《殷都屡迁原因、过程及殷后期诸王的改革》(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也认为,盘庚迁殷,虽不是迫于眉睫的兵火,但也是以军事事战略为出发点的:(1)豫北防守空虚,劲敌在晋西北,把军事中心迁到安阳,有据险守御之意;(2)对贵族集团进行整顿,除去淫逸苟安的歪风,消除隐患,加强国家实力。等等。

关于“盘庚迁殷”之殷都的地望,今天的学者绝大多数认为是住今河南安阳小屯之殷墟一带。但也有分歧。

安阳殷墟为盘庚所迁之殷,文献记载最多,也最详,如《史记·殷本纪》正义:“《括地志》云:‘相州安阳(县)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书纪年》云:“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墟。”南去邺四十里。是旧都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殷墟,所谓北蒙邑。”又曰:“《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应为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后来的文献如《太平御览》、《水经·洹水注》、《尚书·盘庚·正义》、《史记·项羽本记》集解等出都有相同和类似记载,虽也有些古器物出土相佐,但人们无法判明其具体位置。自1899年甲骨文在这里发现,经罗振玉、王国维等考证为殷商时代遗物。王国维《古史新证》(载《观堂集林》)进一步指出:“今龟甲兽骨所出土地,正在邺南,与《古纪年》说合,……则知盘庚之后,帝乙以前,皆宅殷墟。知《纪年》所载,独得其实。”即认为安阳殷墟就是商王盘庚所迁之“殷”,随着殷墟考古工作的日渐深入,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依据,因而出逐渐为众人接受。许多学者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然而,怀疑以上观点的也在考古发现中找到了依据。如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经研究时代最早的第一期始自武丁时期,武丁以前的盘庚、小辛、小乙诸王时代的卜辞绝无一片。王陵区的墓葬也是自武丁至帝辛9王墓葬,青铜器也是如此。虽然有些学者认为,三家庄M4和小屯东北地、安钢东南15公里、郭村西南等处发现了早于大司空一期的遗存,绝对年代属盘庚至武丁以前时期,但未及殷墟其它遗存那么广泛、明确和典型,因而未得到考古和历史学界的普遍承认。再加上古文献记载本有出入,一些文献把汤都西亳即偃师作为盘庚所迁之都的地望。如:

1、《史记·殷本纪》: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

2、《水经·谷水注》:阳集又东迳亳殷南,昔盘庚所迁,改商曰殷,此始也,

3、《史记·封禅书》正义引《帝王世纪》:“殷汤都亳,在梁,又都偃师,至盘庚徙河北,又徙偃师也。”

4、《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曰:“河南偃师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等等。

于是就有人认为盘庚迁都不是迁到今天的殷墟,而是迁到河南偃师西亳了。偏偏到了1983年,河南偃师尸乡沟发现了商城遗址,并且被普遍认为是汤都西亳的该商城又曾于该城使用晚期约相当于二里冈上层时期进行过修补。这仿佛直接为“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找到了考古学依据,于是持此论者更加肯定地认为,盘庚迁殷不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殷墟,而在今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先后阐述此论者有彭金章、晓田两先生《试论偃师商城》(载《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田昌五先生《谈偃师商城的一些问题》(载《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蔡运章、郭引强两先生《商都西亳略论》(中国古都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还有全面否定殷墟都城的秦文生先生《殷墟非殷都考》(载《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一期)等。除少数学者外,大多数持盘庚迁都西亳的学者赞同丁山先生早在其《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局,1960年版)中提出的“武丁始居小屯”一说,即虽否定盘庚迁殷墟,但不否定殷墟都城。

偃师说者虽然是少数人,但对于几十年来从未受到怀疑的安阳殷墟说者无疑是个挑战。对此,安阳说者进行了辩正。孙华、赵清《盘庚迁都地望辨》(载《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认为盘庚迁都于偃师商城的3条证据均不成立:首先文献记载之不成立,《史记·殷本纪》记载了盘庚迁都河南,但并未说迁都偃师;其次考古学上证据不成立,偃师商城的修补时间与盘庚的纪年时间不符,且认为殷墟未发现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的甲骨文、陵墓和青铜器等,就说盘庚不迁于安阳殷墟而迁于偃师商城,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否定殷墟而肯定偃师商城为“殷”的先决条件是偃师商城或其它地方具有武丁以前的甲骨文和考古一期材料,而这个先决条件不存存;第三,根据《国语·楚语》,“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的记载推断“武丁始居小屯”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自河徂亳”是甲骨文中常见的商王出都城巡视,或田猎或征战的记载,而不是迁都。在否定了盘庚迁都西亳偃师商城的观点之后,孙、赵还分析了盘庚迁于郑州商城之不可能,盘庚所迁之都就在今安阳小屯殷墟。

李民先生在《关于盘庚迁殷后的都城问题》(载《郑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中也维护“盘庚迁殷”的旧说,即以北蒙安阳小屯为盘庚迁都之地望。不过,他没有将殷庚迁殷与偃师商城对立起来,提出了数都并存的观点:安阳殷墟是盘庚迁殷的主都,而西亳故居则是盘庚增设的辅都,到了商代晚期,由于军事的需要,又发展了朝歌城作为辅都。邹衡先生是主张殷墟有第一期文化遗存的,这正如他在《综述夏商四都》(载《殷都学刊1988年第1期)中所述的那样,甲组基址也可能有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的,等等,因而,坚持认为盘庚所迁之“殷”即在今安阳小屯殷墟而非偃师商城。拙文《从甲骨文看商代后期都城》(载《安阳古都研究》)从甲骨文中有“贞兹邑卜辞”材料入手,联系《尚书·盘庚篇》中屡见的“兹新邑”,认为这个与洹水有关的“兹邑”就是盘庚所迁的“兹新邑”,武丁时,都城已不新了,于是卜辞中留下来了“兹邑”的记载,“兹邑”的地理位置应是后来出土甲骨文的地方。所以安阳殷墟就是盘庚所迁的殷都。 

二、殷墟都城研究

安阳殷墟是我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摇蓝,也是商代后期文化的重要遗址和都城废墟。从1928年至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曾在小屯村附近及侯家庄等地进行了15次发掘,找到了商代后期都城的宫殿基址和王陵等重要遗迹。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又对武官村大墓进行了发掘,之后,对殷墟范围内的10余个地点进行了20多次发掘,其中以小屯周围和大司空村发掘的次数最多。殷墟遗址的分布、范围已经很清晰,遗址以小屯村北洹水南岸的宫殿区为中心,东边大致以京广铁路为界,西边到范家庄、北辛庄和郝家店一线,南边大约在戚家庄、刘家庄、万金渠附近,北边达三家庄、小营和秋口以远。其东西和南北大致都是5公里多。最近,安阳工作站的郑振香先生认为,殷墟面积在30平方公里之上。宫殿区发现了50多座大型夯土台基的宗庙建筑荩址,出土了几十万片的甲骨文,发现了有大量随葬器物的妇好墓;小屯村东南约l公里的苗圃北地是手工业铸铜作坊遗址:洹水北岸侯家庄、武官村北的西北岗一带是王陵区,这里发现了12座王陵、贵族大基和数以千计的杀殉、祭祀坑,还出土了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西区北辛庄一带是平民墓葬区;大司空村一带,发现了平民墓地和制骨作坊遗址。这就是整个殷墟遗址的全貌。

殷墟是甲骨文的出土地,殷墟考古的最初阶段也是为甲骨文而发掘的。所以,殷墟都城的研究是从甲骨文入手的。甲骨文被发现后,经刘鹗、罗振玉等人的考定认为是商代之物。罗在其《殷虚书契考释》序中云:“洹水故虚,旧称亶甲城;今证之以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即认为安阳殷墟是商代武乙、文丁、帝乙三朝都城。进而大学者王国维辨析自古以来各家之言,结合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而在其《观堂集林·说殷》和《古史新证》中判定:“今龟骨兽骨出土皆在此地(安阳洹南小屯),盖即盘庚迁都以来殷之旧都”,认为《史记》正义引古本《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亡七百(实为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为大致可信。此后的从事殷墟考古发掘的胡厚宣先生在其《殷墟发掘》一书中也认为:“小屯一带即是《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所载‘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晚商都城。”加拿大的甲骨早期收购者明义士教士在其《商代文化——殷墟甲骨》一文中也提出安阳为商代都城。郭沫若先生有“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之句,翦伯赞先生在其著作《中围史纲要》中也认为“更不徙都”之说是可靠的,等等。后来随着殷墟考古成果的不断丰收,这种观点更加为世人承认、接受,影响很大。许多学者撰文著述时,就是以此观点为基础的。

学者们在认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之后,就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殷墟文化的具体器物上去了,不料,近年米,突然有人对此质疑,甚至提出相反的观点,令人感到惊异之后,觉得接受不了,但又认为反对者的观点并非毫无根据。如秦文生先生的《殷墟非殷都考》一文一经发表,就震动了中外史学界。他认为:第一、盘庚并未迁都于殷。而是迁到了成汤故居西亳,今偃师商城去了。因为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所包含的年代和建筑遗迹,出土的青铜器,都是武丁及其以后的,殷墟探明的王陵也是自武丁到帝辛的,这说明武丁以前的盘庚、小辛和小乙3王的都城和墓葬不在殷墟。第二,殷墟不是都城,只是商王武丁至帝辛时期的陵墓区和祭祀场所。因为其一,安阳殷墟考古迄今未发现有关城墙的任何迹象;其二,殷墟没有街道、宫城和大型宫殿,不具备王都的性质;其三,都城和陵墓区应该有一定的距离,不应该在一起,而殷墟陵墓和都城中心区只有一条洹水之隔,且妇好墓在所谓的宫殿区以内。故视为都城没有理由群释。而祭祀是商代国家的头等大事,商代后期诸王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在距国都不远的地方建造大规模的陵墓区和祭祀场所,则是完全可能的。第三,至于商代后期的都城,应该到殷墟外围去寻找,主张应把淇县朝歌城作为重点之一,因为朝歌可以找到商代城墙的遗存,因此淇县朝歌有可能是商代晚期的都城。之后,胡方恕先生也发表了观点类似的文章《小屯并非殷都辨析》(载《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认为从古文献中找不到小屯即为殷都均确切根据,“殷墟”是泛指殷之故土,小屯仅为殷墟之一部分。

从考古方面看,小屯遗址规模太小,且无城墙,其布局不符合王都建筑的一般范例,不具备作为商代后期王都的条件;文中还对比了商周甲骨的出土地,得出了小屯并非商代都城的结论。在1987年9月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除秦文生重申了他的观点外,日本学者松丸道雄先生也发表了否定殷墟都城的意见,他的《再说殷墟卜辞中的田猎地问题》一文,依据电子计算机检查卜辞中大量地名的结果认为,把商代后期王都定在汤阴一带更符合甲骨文地理关系记载,而殷墟只是商王的宗庙祭祀场所。其实这种观点。严格说来,并不是近年新发明的。早在70年代,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就对小屯殷都表示怀疑,只是那时中国和日本的史学界把它作为一种奇谈怪沦而置之不理罢了。宫崎市定在《中国古代的都市国家及其基地——商邑在何处》(载《东洋史研究》28卷4期,29卷2、3期,1970年版;可参见五井直弘《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研究》,载《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为他的怀疑提出如下理由:(1)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与章邯会于“洹水南殷墟上”,又据《史记·卫康叔世家》:“以殷余民封建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虚。”据此两记载,殷墟必在洹水南,淇水北和黄河西的某一地(古黄河由武陟南向东北流,至淇县南,滑县西折北流,经浚县西、内黄西(安阳东)、大名西向北流),约在今汤阴县境;(2)殷墟既为殷都,又为卫都,殷墟地下的埋藏应既有殷代后期的文化层,又有西周和春秋初年卫国的文化层,但由于近几十年的发掘知,小屯地下只有殷代的文化层,故小屯之遗址决非殷墟;(3)作为一个都市,应有城郭,但小屯未发现,故以小屯为中心的地域不是殷王都,而是殷代的墓地和祭祀场所。

对上述观点,也有人进行辩驳,李民先生的《商代后期都城新探》(载《安阳古都研究》)、邹衡《综述夏商四都》(载《殷都学刊》1988年第1期),都论定殷墟是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更不徙都的商代后期都城是确定无疑的。杨升南先生《殷墟与洹水》(纪念殷墟科学发掘六十周年座谈会论文)认为,从文献记载看,殷墟只能在离洹水不远的地方,而绝不可能象宫崎市定先生那样在汤阳之南去求索。若项羽所指殷墟在汤阴之南,此地离洹水远而距淇水近,并且古代淇水名水声大于洹水,司马迁就不可能把洹水作为殷墟的参照地。故殷墟必在洹水不远,且去邺40华里。所以殷墟只能是指安阳小屯而非朝歌,从甲骨文中洹水与“兹邑”的关系看,也知兹邑即安阳小屯殷墟近洹水,从考古学上看,小屯殷墟有宫殿宗庙建筑,有王陵、有祭祀场所,有手工业作坊,也说明此地是王都;至于都城中有大片墓葬存在,是跟我国先秦时代的都城制度确关,不能因之有墓葬就否定它的都城地位。同样,杨锡璋先生的《殷墟——商代后期的都城》(中国古都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认为宫崎氏之所否定殷墟王都的原因是认定历史上只有一个殷墟,而实际上有三个,即商丘、小屯和朝歌,宫崎把项羽会章邯的殷墟(小屯)和卫康叔分封的殷墟(朝歌)看作一地并把地址定在两地之间的汤阴县境是错误的;秦文生认为小屯宫殿区没有大型宫殿基址,没有宫城,没有街道是不符合事实的。宫殿区内宫殿遗址有大有小,最大的乙八基址长80米,宽14.5米,中间设有很多分室;洹水和濠沟的环围起到了宫城城墙的作用,街道也是有的,只是可能已被破坏或未清理出来;至于陵墓与都城之间的距离,可能是夏商都城有与后世不同的特点,先秦时代这种类似的例子也颇不少。对于小屯殷墟没有城墙问题,他认为,春秋时才大规模筑城,在此以前,许多城市是没有城墙的,郑州、偃师商城所以有城墙,是因为它们具有某种战略或军事意义。王都不一定要城墙,有城墙的也不一定是王都。

关于小屯殷墟有无城墙问题,在肯定小屯殷墟为都城的学者中意见也不统一。一般流行的说法是,殷墟本来就没有城墙。如北大考古系编写的《商周考古》即是,《商周考古》还认为,洹水河套和大濠沟把殷都包围在里边,它们的作用相当于城墙,因此不需再筑城墙。孙晓奎先生的《商代后期都城殷墟简述》(载《安阳史志通讯》第九辑)亦持这种说法,郭胜强先生的《殷墟城墙初探》(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论文)也认为有这种可能性。拙文《从甲骨文看商代后期都城》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从甲骨文材料入手分析,认为商代城邑皆有围墙,都城作为大邑理应也有城墙;今天没发现它,可能象古代的阿房宫一样被人为毁坏了,因而不能说它本来就不存在;认为那种洹水、壕沟围成的封闭地带看作是都城,把洹水濠沟看作是整个都城“城墙”是不正确的,因为它面积太小,不能是整个都城,而只能是都城的宫城(内城),因此,洹水濠沟代替不了城墙,它的存在更不能说明殷城根本没有城墙。明代崔铣撰修的《嘉靖彰德府志》中有对所谓河亶甲城的记载。《府志·地理志》中有:“今府城外西北有开元寺,寺后有亶甲冢,冢在洹水南岸,有故城,曰畿城,一曰亶甲城,周回四十步,高一丈五尺,又有地曰商亭城。”有些学者就认为崔铣所记的河亶甲城,很可能就是殷都城墙在明代的残存,由于这里人口稠密,且长期耕作,到近代残墙已荡然无存了。但是目前承认其有城墙者人数还很少,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殷墟本没有城墙。之所以如此,是学者们大都认为,殷墟作为殷代后期王都,还没有后代的都城那样有一个整齐的规划,手工业作坊和居民点无规则地分布在小屯宫殿区周围;商都是邑,居民村落也是邑,只不过大小有别,当时的城乡并没有多大差别,城乡还没有截然分离;殷墟周围又有洹水、黄河等水系及太行山脉作王都的自然屏障,因此,殷墟有无城墙似乎不是关键的问题。最近,张国硕先生的《殷墟无城墙说》(纪念殷墟科学发掘六十周年座谈会论文)可作为这种规点的代表。认为无论是商代文献还是卜辞均不见殷墟有城墙的记载,甲骨文中仅见的“邑字”,是包括农牧之地在内的,绝非单纯住人的城堡,“大邑”并非只是王都的专称:国势强大是殷墟没有城墙的原因,以为城墙的功能无非是防御、防水、便于城市规划,尤其是防御,商代发展到后期,殷道复兴,国势大振,敌对民族根本不可能袭扰到大邑商地区,商王朝也不用过分担心奴隶平民起义和经常遇到大洪水灾患的侵袭,因此建筑大规模城墙没有必要;考古资料也证明,殷墟确无城墙。

对于安阳殷墟的性质,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曾经有人认为安阳小屯是商王河亶甲所居之都城,称之为亶甲城。唐杜佑《通典·州郡》、宋罗泌《路史·国名记丁》、元纳新《河朔访古记》、明崔铣《嘉靖彰德府志》都记此处为亶甲城。这是一种误记。《括地志》早已指明:“故殷墟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筑都之。”甲骨文及殷墟发掘研究进一步否定了小屯为亶甲城之说。

三、殷墟与朝歌关系的研究

在世人的心目中,淇县朝歌古城比起殷墟都城来,分量要重要得多,知名度大得多。这固然是由于历史演义和传奇戏曲的影响,但也说明朝歌作为纣王都城是由来已久的,今天把它作为都城来研究也是有根据的。

首先文献中的记载就颇不少。如,《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二里,朝歌城是也。本沬邑,殷王武丁始都之。”又引《帝王世纪》:“帝乙复济河南,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水经·淇水注》、《太平御览》等古书也都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尽管所记始都朝歌者或武丁或武乙或帝乙不一,这些文献仍是不能一概否定的。

甲骨文研究,也为朝歌都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材料。如甲骨学先驱罗振玉先生早在其《殷墟书契考释》中就“以卜辞证之,迁沬必在帝乙之世。《竹书》误。”之后郭沫若先生在其《卜辞通纂·后记》中,根据晚商铜器戊辰彝铭文有武乙配偶妣戊的记载而卜辞不见,结合《帝王世纪》等文献记载,认为“帝乙末年必曾移徙其政治中心于朝歌,特安阳之旧都仍存,其宗庙存储无改。”但他认为《史记·殷本纪》正义所引《竹书纪年》与《帝王世纪》并不矛盾,“《史记·殷本纪》正义所引‘更不徙都”下尚有‘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至沙丘,皆为离宫别馆’二十三字,当同是檃括《纪年》语。是知《纪年》之殷所包甚广,由安阳至朝歌直同不徙’耳。”郭老后来又在其《殷周青铜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中进步确定帝乙二十年之后徙都朝歌:“卜辞乃帝乙末年徙朝歌以前之物,有帝乙二十年之记录,可知徙朝歌乃二十年以后事。”史学著作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及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纲要》、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等,也都作如是观,认为帝乙迁都淇县朝歌。

近年来随着商史研究的兴盛,专门论证朝歌都城的人也多起来,争论也热闹起来。田涛先生的《谈朝歌为殷纣帝都》(载《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和《朝歌为殷纣帝都考》(载《中州今古》1987年第1期)从研究文献入手,结合历史传说并分析淇县一带的古今地名,考证朝歌城为纣(受辛)的都城,而不是离宫别馆;认为从帝乙起即迁都朝歌,《竹书纪年》的“更不徙都”是错误的。郭永安先生《略谈殷末帝都》(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论文)也从史志记载论证:商朝帝乙后期迁都于朝歌:殷纣灭亡于朝歌;武王灭商后作善后工作于朝歌,《竹书纪年》之说并不可靠:殷墟甲骨文中帝乙帝辛卜辞独缺。因此认为朝歌是殷末帝都。王健先生的《帝辛后期迁都朝歌殷墟试探》(载《郑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二期)是新近研究朝歌都城的力作,观点也颇新颖,认为朝歌的性质是两重的,帝辛以前是重镇,帝辛迁此后即是都城,文章首先从解决文献记载矛盾入手,结合考材料、史实根据,认为朝歌是武丁时即建立起来的军事据点,帝乙帝辛时为了全力向东南开拓和对抗周人的进攻,更加着意经营,到帝辛时,由于周文王勘黎和伐邗划安阳殷都形成两面夹击局面,便不得不于周文王五年,瓣后退出安阳而迁都朝歌。这可以说是李民先生朝歌是商代后期主都以外重要辅都一说的发展,不同处是李民先生强调共存,而王健主张迁徙。另外,郑杰祥先生的《释滳》(载《殷都学刊》1988年第2期)也承认朝歌的都城地位:“在卫水以北的淇县朝歌世称商墟,虽然这里考古工作做得很少而没有重大发现,但文献记录它是商王朝的另一座都邑……朝歌以南是著名的商郊牧野,武王伐纣正是在这里决战决胜,诛纣灭商,从而建立起西周王朝政权,所有这些都说明朝歌一地为商代晚期都邑是明确无误的。”还有全面否定殷墟都城的秦文生先生,也认为朝歌可能是商代后期的都城。等等。

“帝乙迁沬,朝歌为都”说必然遭到“更不徙都”说者的反对。陈梦家先生在其《殷墟卜辞综述》里,虽同意郭老的殷墟所包甚大可将朝歌并入殷墟作其一部分考虑,但不同意帝乙迁其政治中心于朝歌。邹衡先生多次在其论著中强调,殷墟考古遗存表明,殷墟文化年代上可溯到盘庚迁殷之时,下可延续到帝辛甚至西周初年,中间没有缺环,丝毫看不出中途因迁都而显出的中衰现象,因此坚持“更不徙都”说。戴志强、郭胜强二先生《试论帝乙帝辛时期殷都未迁——兼论朝歌在晚商的地位》(载《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文集》)则详细反驳了帝乙帝辛迁都于朝歌的说法:首先从文献资料入手,认为《竹书纪年》一书在西晋太康元年发现以前埋于地下,正好开避了秦汉兵火之毁和增删篡改之厄运,因此此书所记史料基本可靠;《史记·殷本纪》对盘庚迁殷前的几次商都迁徙均有较详尽的记述,唯对帝乙迁沫只字未提,可知帝乙迁沫纣都或非史实;《尚书·牧誓》中的“商郊牧野”不是朝歌之郊,而是商都殷的郊外牧野,朝歌就地处商都殷的郊外牧野;等。其次从考古资料分析,以殷墟出土的甲骨殷墟卜辞、宗庙遗址、西北岗王陵区大墓和祭祀坑、宗族墓地、出土器物等的研究成果也证明,晚商殷都并未迁徙。其三,汲为商都屡迁的因素和水灾、游农、去奢行俭、宗窒斗争等在帝乙帝辛时已不复存在。还以周初设三监和毁殷都反证,帝乙帝辛时未曾迁都于朝歌,仍以殷墟小屯为都城,而朝歌则是晚商驻扎三师、宿卫殷都的军事耍寨,也是帝乙帝辛时代的离宫别馆。聂玉海先生《再谈帝乙帝辛时期未迁都于朝歌》(载《安阳史志通讯》第九辑)则是基于此的补充。他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矿藏资源、土壤分布、河水灾患分别对安阳和朝歌两地的情况进行了对照,认为安阳作为都城的条件比朝歌好得多;从考古资料证明安阳殷墟是商代后期的王都,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而淇县朝歌经过考古钻探尚未发现有大规模的遗迹,只是零星的出土数量不多的小型铜器而已。况安阳小屯距淇县仅百里之隔,在两者之间迁徙没有什么意思,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因此认为帝乙帝辛时期未迁都于朝歌。

到底帝乙帝辛时迁未迁都,朝歌是否为都城,殷墟与朝歌关系如何等,还是一系列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在争论中,问题的一些前提没搞清楚,比如甲骨材料中有没有帝乙帝辛卜辞;《竹书纪年》是否可靠;都城是政治、军事中心,还是宗教、文化中心等等。这种两可的论据应先确认,然后才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





 

 
     
商代后期都城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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