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崇祯吊死煤山之真伪

1、崇祯逃出了北京

我们有证据证明崇祯逃离了京城吗？

可以肯定地说：有。

首先，崇祯有出逃的思想准备

《明史·李邦华传》记载“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陷山西。邦华密疏，请帝固守京师，仿永乐朝故事。太子监国南都。居数日，未得命。又请定永二王分封太平宁国二府，拱护两京。帝得书，意动。绕殿行，且读且叹。将行其言，会帝召对群臣，中允李明睿疏言，南迁，便给事中光时亨以倡言泄密，纠之。帝曰：‘国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罢，邦华策不议。”

不议不等于不办，不执行。

据平山县的同志讲，崇祯早已予感到明朝灭亡的必然性，所以他早早拨发巨额经费，派人到全国各地为他寻找合适的地理位置，为其建避难行宫。河北省平山县崇祯避难行宫就是例子。

其次，有出逃的方法

崇祯不但有在迫不已的情况下逃离京城的思想准备，还有出逃的方法：那就是“仿永乐朝故事”。当年，朱棣攻入南京之后，朱允炆火烧大明宫，造成被烧死的假象，实际上在诸臣的簇拥下，逃出了京城。这是成功的先例。崇祯也可以用什么办法，造成死的假象，然后金蝉脱壳。朱允炆因找不到尸体而引起朱棣的怀疑。崇祯对此进行改进，用写衣襟诏，让替身穿上，再让其以发覆面，吊死煤山。上吊脸部变形，以发覆面更难辨认，加上风吹日晒，煤尘又覆面。谁能认清吊死者为谁？只能依衣襟诏得结论。再加上造舆论。崇祯轻松脱壳。

既然有出逃的思想准备，又有出逃的方法，就必然会作出逃的物资准备。

第三，崇祯有充分的逃离时间

我们看三月初到三月十九日的大事记：

癸巳（初五）“封总兵官吴三桂、左良玉、唐通、黄得功俱为伯。”

甲午（初六）“征诸镇兵入援。”

乙未（初七）“总兵官唐通入卫，命偕内臣杜之秩守居庸关。”

初十，命“王承恩提督城守。”

十一日“李自成至宣府。监视太监杜勋降。巡抚都御史朱之冯等死之”

十三日，“焚昌平”，“贼游骑至平则门京师犹不知也。”

十五日，“唐通、杜之秩降於自成。贼遂入关。”

十六日，“陷昌平”。

十七日，“贼犯京师，京营兵溃。” “帝召问群臣，莫对，有泣者。俄顷，贼环攻九门。门外先设三大营，悉降贼。京师久乏饷，乘陴者少。益以内侍，内侍专守城事。百司不敢问。”

十八日，“贼攻益急。自成驻彰义门外，遣降贼太监杜勋缒入见帝求禅位。帝怒斥之，下诏亲征。”“帝召提督京营王承恩，令亟整内官，备亲征。”

实际上王承恩回宫之后，一直没有出来。崇祯并未亲征。从十八日王承恩回宫，到十九日天未明，皇城不守，都是崇祯逃跑的时间。

“日暝，太监曹化淳启彰义门，贼尽入。”外城陷。內诚也未布置防守。

夜，“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归乾清宫，令送太子及永王定王於戚臣周奎田弘遇第，剑击长公主，趋皇后自尽。”

十九日天未明，皇城不守。

从十八日白天到十九日昧爽，崇祯有充分时间出逃。

第四，宫中第一时间传出“驾出焉”、“帝己出城”的消息

马土奇传曰：十七年三月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箸起，问帝安在？东宫二王安在？或言帝己出城，或言崩，或又言东宫二王被执。世奇曰：嗟乎！吾不死安之！！

范景文传曰：及都城陷，趋至宫门，宫人曰：驾出焉。复趋朝房，贼已塞道。从者请易服，还邸。景文曰：驾出安归？就旁庙，草遗疏，复大书曰：身为大臣不能灭贼雪耻，死有余恨。逐至演象所，拜辞阙墓，赴双塔寺旁古井死。景文死时犹谓帝南幸也。

吴甘来传曰：明日城陷，有言驾南幸者，甘来曰：主上明决，必不轻出。乃疾走皇城，不得入。

周凤翔传曰：京师陷，庄烈帝殉社稷，有伪传驾南幸者，风翔不知帝所在，趋入朝见。

内城陷之后，第一时间有“帝己出城”的声音传出。在崇祯出逃过程中，肯定有一部分人尾随其后，不断向内宫传递消息。“帝己出城”，绝不是空穴来风。

第五，有李祥成拼杀四门，保护御驾的事实

据平山同志介绍，“相传，崇祯皇帝在位时卜卦，江山将落于李姓之手，因此，对大将李祥成倍加疏远。可是当李自成攻进北京时，武将中只有李拼杀四门，保护御驾。不幸被李闯王所擒，闯王见其忠勇，劝他投降，李祥成提出厚葬老王、诛杀叛臣等条件自杀身亡。林清德感其忠烈，设庙祀之。”﹙见《天桂山》13页﹚

李自成攻打北京，崇祯一直在宫中，没有到第一线指挥保护京城，所以不存在崇祯保卫外城四门而拼杀的亊情。李祥成拼杀四门，保护御驾，正是崇祯逃出京城时的真实写照。

与王承恩庙比肩的李祥成祀庙是崇祯的心腹林淸徳亲手所建，这亊是林清徳亲口所传。足见李祥成功绩之伟大，李祥成在林清徳心目中的地位。林清德绝对不会造假，亊情的真实性勿庸置疑。

我们从李祥成的事迹中，看到了崇祯出逃的事实。这是崇祯逃出京城的直接证据。

或许有人会提出，李祥成不是也提出厚葬老王的问题吗，这不进一步证明崇祯死了吗？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宫中已造成了崇祯吊死煤山的假象，李祥成不仅知道，而且必须维护这个假象，把假的说成真的，才能掩护崇祯逃出京城，并且保证以后的平安。如果李祥成说崇祯逃出了京城，李自成岂不派兵追赶，崇祯还能逃掉吗？李祥成提出厚葬老王的问题，维护帝崩说，正是要转移李自成的视线，保护崇祯。反而更证明崇祯逃出了京城。

有宫中第一时间传出“驾出焉”、“帝己出城”的消息，又有李祥成拼杀四门，保护御驾的事实，这就充分证明崇祯逃出了京城。

第六、为什么明史记崇祯吊死煤山

崇祯吊死煤山是原本设计好的戏，而且要保正其“真实”。

要保障崇祯出逃后的安全，崇祯必须“死”。有穿衣襟诏的尸体在煤山，为了保证崇祯吊死煤山的真实性，“庄烈帝殉社稷”的“真实” 性，既不能言“帝已出城”，也不能“言驾南幸” ，必须“言崩”，必须说“伪传驾南幸”。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了帝崩的说法不被怀疑。也正是这样作了，《明史》才写崇祯吊死煤山，社会上才传崇祯吊死煤山。崇祯才能在淇县“虚灵自然”地修真。

说崇祯吊死煤山，对崇祯是一种保护，对清初大臣是一种解脱――不必再追踪崇祯，对写《明史》者是一种简化――崇祯下落有了结论。

崇祯有逃出京城的思想准备，有出逃的方法，有出逃的物资准备，有岀逃的充分时间，有“帝已出城”的报告，有李祥成拼杀四门保护御驾的事实，这足以证明崇祯逃出了京城，确实是把这种出逃的计划变成了逃出京城的事实。

第七、几个不可轻信

尸体不可轻信

从《明史》看，认定“帝后崩”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宫中传出的“帝后崩”的消息，证据就是衣襟诏。宫中传出的“帝后崩”的消息是事先设计好的，必须这样传。这件帶有衣襟诏的衣服可穿的人太多了，愿意穿上有衣襟诏的衣服替崇祯而死的大有人在。难道谁穿上它谁就是崇祯吗？显然不是。

 “越五日长平主复苏。”〈《明史·公主传》〉“长公主绝而复苏，舁至，令贼刘宗敏疗治。已，乃知帝后崩。自成命以宫扉载出，盛柳棺，置东华门外。”〈《流贼传》〉

从此可以看出，“越五日”才找到崇祯尸体。自成没有经过任何鉴定、辨别，就“命以宫扉载出，盛柳棺，置东华门外。”李自成处理尸体何等草率，没有经过任何鉴别验证就入棺了。

煤山上的崇祯尸体没有经过任何验正、指认，便匆匆入棺，怎么就肯定这具尸体，一个是崇祯呢？

既然尸体没有验明正身，凭什么就绝对肯定那个穿衣襟诏的尸体就是崇祯的尸体呢？我们已经证明崇祯逃出了京城，那么，穿衣襟诏吊死的人肯定就是崇祯的替身。

遗诏不可轻信

《明史》曰：崇祯“书衣襟为遗诏”，衣襟诏又讲了些什么呢？衣襟诏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衣冠，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因为“诸臣误朕”，造成明朝灭亡。因为明朝在我手中灭亡，所以我“死无面目见祖宗”，所以我就逃走。“诸臣误朕，”是国亡的原因，“死无面目见祖宗”正是不死的原因。崇祯要保住“青山”，寻找时机，卷土重来，证实自己。这很自然，很正常。

“死无面目见祖宗”而死，去见祖宗了，这就不正常了。 如果说“死无面目见祖宗”， 於是就 “以发覆面”去见祖宗。那么，这还是见祖宗，难道“以发覆面”去见祖宗，就不算面见祖宗了吗？发的后面不还是你的面吗？所以“死无面目见祖宗”不是“自去衣冠，以发覆面”的原因。

“自去衣冠，以发覆面”是伪装，是让人不易辨认的手段。人吊死，脸会变形。煤山尸体经“五日”风吹日晒，已满脸煤灰尘土，又“以发覆面”，在那样紧张的形势下，谁还能辨认出这个已变形、满脸煤灰尘土、“以发覆面”的尸体是谁呢！

古人要给死人“净面”，今人要给死人“化装”，许多自杀者在自杀前要穿上自己的好衣服，梳洗打扮一下，给人留一个好印象。“崇祯”作为一个皇帝，在死之前何以要自残形秽？可见“自去衣冠，以发覆面。”是一种掩盖真面目的手段。

“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这只是一种说法。崇祯既然决心“任贼分裂”，目的是“无伤百姓一人”。那么，崇祯为什么不亲见自成，反而死在煤山，让自成“大索”呢？这岂能达到“无伤百姓一人”之目的？

此时的明朝，江南尚有大片国土。这仍是崇祯的根基。崇祯的大臣曾多次劝崇祯迁都南京。难道崇祯就没有考虑过如何利用江南的大片国土？难道崇祯就不知道利用江南重整旗鼓？难道崇祯真的愿意一死了之，断送大明江山？南逃岂不是正理？这与大臣们原来的谋划岂不一致？以江南为基地，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恢复大明。这就是崇祯出逃的原因。

“一夜”的描述不可轻信

三月十八日，“日暝，太监曹化淳启彰义门，贼尽入。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归乾清宫，令送太子及永王定王於戚臣周奎田弘遇第。剑击长公主，趣皇后自尽。”崇祯亲手杀死两位亲生女儿，逼死皇后，崇祯有兩条路可走，一条是马上自杀，与亲人同归于尽，殉国。一条是立即出逃，寻机东山再起。反常，崇祯没有自杀，这正表明了崇祯要孤注一掷，要毫无牵挂地趁夜出逃的决心。

然而《明史》没有写崇祯自杀，也没有写崇祯出逃，而是让崇祯在宫中安静地渡过一夜。

“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太监王承恩缢于侧。”〈《流贼传》〉

十八日李自成派杜勋见帝求禅让，帝“怒斥”杜勋，要“亲征”。一夜没过，便自缢了。这个转变让人难以理解。

三月十八日，“日暝，……帝出宫登煤山”，到 “十九日丁未，天未明，……乃复登煤山”，这一夜是明朝存亡之夜，崇祯家庭生离死别之夜。我们难以想象崇祯是如何在国破家亡的双重打击下渡过这一夜的。国亡意味着自已的死亡，亲手杀死两位亲生女儿、逼死爱妻意味着温馨幸福的毁灭。崇祯不自杀不出逃，默默地呆在宫中，这是何等惨痛的煎熬。

“乃复登煤山”“自缢”者是替身，多活一夜就是一夜的赚头，是好理解的。为主死虽是分内之事，但能多活一分钟就多活一分钟，也是人之常情。李自成没有入内城就不早死，等“皇城不守”再死也不迟。

我们难以理解，崇祯杀死妻女不逃不死，也不护城，他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也难以理解，崇祯一夜无事，“天未明，皇城不守。”他还“鸣钟集百官”干什么？

我们也难以理解，“乃复登煤山”自杀前几分钟，还能“书衣襟为遗诏”的镇定自若的心态。

这一切的反常，让人难以理解。

外城陷应保卫內城，以待援兵。反常，未见任何保卫内城的措施。

守城总指挥王承恩的任务是却敌保主，敌既不能却，保主就是唯一要务。援兵不可期，內城不可保，应拥帝出逃。怎么会不拥主出逃而陪着主子在宫中遛达，单等內诚陷再去上吊死呢？

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崇祯逃出了京城，吊死煤山的是一个假崇祯。

总之，崇祯有败后出逃的思想准备，有出逃的方法，有充分的出逃时间，第一时间又传出崇祯出城消息，有李祥成拼杀四门，保护御驾的事实，这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所以说崇祯逃出了京城。煤山的所谓“崇祯尸体”是没有验明正身的，缺乏可信度；所谓衣襟诏，不能证明为“遗诏”，只能认为是崇祯的出逃宣言；《明史》中对崇祯甲申年三月十八日夜至十九日晨这一夜的描述，疑点重重，矛盾重重，同样缺乏可信度。这就进一步证明崇祯逃出了京城。

2、崇祯落脚淇县

既然崇祯逃出京城，那么，他会往哪里走呢？出逃方向是一个问题。

崇祯不能往北逃，那里是后金的统治区。不能往西逃，那里是李自成的根据地。不能往东逃，不远处就是大海。他只能往南逃。同時江南还有大片稳定的明朝国土，可以作为卷土重来恢复大明的基地，大臣们也多次劝其南迁。所以崇祯逃跑的方向是南方，目的地是江南。

淇县民间故事说，“人家”〈指泰极仙翁〉原来并不是要来淇县，是往南走，因为过不去黄河又回来了。这就说明崇祯确实是向江南逃跑，到云梦山是迫不得已。

崇祯来淇县是逃生避难，当然是绝密，不可能敲锣打鼓宣传，也绝不可能有文字记载，而是秘密的进住。

崇祯来淇县，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点端倪吗？可以。

 首先，云梦山有仙人新入驻

 云梦山水帘洞洞口西侧，有孙徵兰的《仙洞偶笔》摩崖，写的是水帘洞中新近住进的一位仙人。诗曰：

其一  盘古谁施开混针，斜穿山腹作仙心。

      我来洞代先开口，心似山空古在今。

其二  洞为仙人万古留，泉滃仙髓带云流。

      乘云愿洒泉为雨，飞润闫浮四百州。

“我来洞代先开口”，我来到洞中，代表新来的仙人，首先向大家介绍：说明仙人是新来的。这位人“心似山空古在今”。 心胸广大，志向高远。古在今：古时称人死叫“作古”。这里的古是“作古”之省称。在，居于，处于。今，这，此。古在今：即作古之人居于此。都说他死了，其实没有，他就居住在这山洞里。

“洞为仙人万古留”。在中国封建社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万古江山都是留给皇帝的。这个洞自古以来就是为仙人留的，就暗含仙人是位皇帝。

“乘云愿洒泉为雨”。古人云：物在世间，各有所乘。水蛇乘雾，龙乘云，鸟乘风。又云：飞龙乘云，腾蛇游雾。皇帝是真龙天子，龙的化身。仙人乘云，也暗含仙人是龙，是皇帝。

一个有皇帝身分的人，都说他死了，实际上他就住在这里。这是暗示，崇祯吊死煤山是假，实际上他就住在这里。这就否定了崇祯吊死煤山。

“飞润闫浮四百州”。飞润，飞快、很快滋润。闫浮，即闫浮洲。佛经所讲海中可居四大洲之一，即南赡部洲，洲上闫浮树多，故称。俗称闫浮洲指中华及东方诸国，实际上佛经中专指印度。这里作者将洲改为州，并嵌入数词，用闫浮四百州代指全中国。

仙人对“闫浮四百州”要“飞润”，这说明崇祯有很快复明大志。

孙徵兰的署名更耐人寻味，“淇园懒云孙柱史”。“淇园”是淇县的代称。“懒云”的“云”分明就是“带云流”中的“云”。显然，孙徵兰不仅与仙人关系密切，而且将自己融入了仙人的中坚势力。孙征兰自称“懒云”这是唯一的一次。孙征兰又将御史改称“柱史”。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柱史”又叫“柱下史”，是周朝时的官名，是一类站在殿柱下面，听从国王派遣的官，相当于后来的御史。

孙徵兰是明末御史，曾在崇祯殿下为臣，他特别改御史为“柱史”，分明在向人们暗示他与“仙人”的关系是君臣关系。孙徵兰殷勤热情地“我来洞代先开口”，向大家介绍仙人，又通过署名暗示自已与仙人的君臣关系，岂不是在进一步暗示仙人是崇祯吗？

《仙洞偶笔》通过“洞为仙人万古留”及“乘云”，暗示仙人的皇帝身分，用“古在今”极其隐秘地暗示这位新来的有皇帝身分的仙人，都说他死了，其实他没有死，他就居住在这里，让人们联想仙人就是崇祯。并且用仙人有“乘云愿洒泉为雨，飞润闫浮四百州”的远大志向，鼓励人们踴跃加入反清复明的行列。

孙徵兰介绍了一位新来的“古在今”的“仙人”，他就是崇祯。

其次，淇县官府的何士琦见到一位令人“大异”的“羽流”。

顺治五年夏，淇县一帶暵旱孔极。淇邑柴侯祷雨云梦山，甘霖随沛。越孟秋，柴侯令何士琦代祀。祀后，何±琦写的《云梦山游记》曰：“余卒祀事，曳杖欲出，见一羽流，案写黄庭。神气清幻，光彩焕发。心大异之，曰：此非天台刘晨？何以在此？童子对曰：此非刘晨，乃吾师玉环子也。服气吐纳，盖有年矣。欲窥洞，幽暗莫视，引炬照之，悬珠丛滴，内有一坎，其深难测，水味甘冽，即琼浆不啻也。然而，暮山已紫，孤鹤寻巢，群鹿辞溪。玉环相送，余也告别。”

何士琦在云梦山“见一羽流”“心大异之”，说明这一羽流何不认识，也没听说过，肯定是新来的。道人“神气清幻，光彩焕发。”说明非同一般。“玉环相送，余也告别。”说明道人很有修养。羽流的形象和举止符合崇祯。

仙人已不全隐居，开始与外界试接触。

第三、县令柴望友善仙翁。

顺治九年，淇县县令柴望在《再游云梦》一诗中曰：

风流谢眺侠山上，与我同心羡古风。

乱草丛中摹旧刻，寒泉夜里探仙翁。

空天月上峰围白，斗室灯悬石放红。

清兴一年虽两度，当解未教在云梦。

可见这时崇祯在淇县的道人身分己经公开，不再隱蔽了。县令柴望同朋友在云梦山游玩，白天没时间，夜里还要去水帘洞中探望仙翁。可见柴望不像何士琦一样“心大异之”，为什么？因为他与这位仙翁已是好朋友了，而且对仙翁非常尊重。足见玉环在官场人心目中的变化――从一位人们不认识的羽流，变成了仙翁，受到了尊重。

柴望的这首诗，不仅说明仙翁在淇县已经站住了脚，而且为以后永远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孙徵兰在水帘洞向大家介绍仙人，到何士琦在水帘洞发现羽流，再到县令柴望到水帘洞探望仙翁，说明仙人己从隐居到与官府上流有广泛而深入的结交了。

称乎尽管不同，本质都是住在水帘洞的同一个人，就是明末甲申访道云梦修真的仙翁，就是崇祯。

第四、崇祯在淇县有后裔。

无独有偶，淇县竞有崇祯的后裔。淇县王滩村一支王氏，自称是朱改王。他们说，明末甲申三月京城陷落之后，王承恩受命帶领太子及二王逃出京师。突围时太子被俘，永王被杀，王承恩只帶定王慈炯一人来到淇县定居。主要证据就是一件皇袍。

特殊的家史代代秘密相传，族人也繁衍绳绳。到了清朝末期，政治环境就宽松多了，他们又住在一个偏辟的小山村，为了纪念先祖，他们创办老坟会，每年清明节，族中每支都派代表到老坟上祭祖，展示、祭拜传家宝――皇袍。皇袍是王承恩从皇宫带出来的。广大结婚后，王承恩又在其里布上写了几句王广大改名换姓，婚配情况的话。这件皇袍是祖传的，最能证明他们是定王后裔的证据。再后来，该支族人中，男性结婚，都要穿穿这件祖传皇袍。

可惜，保管皇袍的王杰的母亲为生活所迫，解放前夕将皇袍改做小孩衣服了。据王杰回忆，皇袍上有字：朱广裕避嫌改王广大。朱广裕是朱慈炯出京时改的名，王广大是朱慈炯来到淇县后改的名。尽管这件皇袍今已不在，但这是曾经有过的事实。

为了证实这种说法，我们再次到王滩釆访。尽管说法不完全相同，但有兩点是没有争议的，1、他们王滩王氏确是朱改王。2、原来确有皇袍，是事实。

皇袍只有宫中皇帝的近亲属才会接触、拿取，其他人是不可能得到的。即便有人得到了，他也不敢据为己有，更不敢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据此，我们认为，王滩朱改王氏是崇祯三子朱慈炯后裔的说法是可采信的。崇祯的儿子来到王滩落户，是崇祯在淇县云梦山修真的有力佐证。

泰极仙翁自已说明末甲申访道云梦修真，孙徵兰就有《仙洞偶笔》写水帘洞新近住进了一位能“乘云”的“古在今”的有皇帝身分的仙人，何士琦就在水帘洞口见到一位神气清幻，光彩焕发的羽流，县令柴望与住在水帘洞的仙翁有密切交往，孙徵兰又写有多首与仙翁有关的诗篇〈下边再介绍〉，又有朱改王氏自称是崇祯的后裔。这岂不证明崇祯流落到淇县！

崇祯为什么“明末甲申访道云修真”？或者说崇祯过不去黄河，他为什么从黄河边返回淇县？从黄河边到淇县经过几个县，如原阳、获嘉、新乡等，他为什么不去其他县而来淇县呢？后来为什么在县衙也稳稳站住了脚根呢？

这就需要我们介绍一个人，他就是前面讲的《仙洞偶笔》的作者孙徵兰。

孙徵兰是淇县南阳村人，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明末御史，其后人称其为转本御史，崇祯皇帝的秘书。孙徵兰官至四川布政司参政，福建道监察御史。

孙徵兰当时在淇县职位最高，声望最大。即便是县太爷也会敬畏他三分，加上他文武双全，办事能力过人，有保护崇祯的资格和能力，他完全可以充当崇祯在淇县的保护伞。

孙徵兰身上有许多神秘的东西，至今无人说得清楚。

神秘回乡

崇祯对孙徵兰很信任。应该说孙徵兰的辉煌时代就在崇祯年间，然而崇祯八年〈1635年〉即四十九岁时，他却回到了家乡。回家的原因无人清楚，肯定不是被革职，也不是告老还乡，因为当时他不足五十岁。孙徵兰对明朝忠心耿耿，是一个铁杆保明派。他为什么提前回家了呢？《明史》中本应有其传记，然而我们多次查找，却没有找到，这其中又有什么秘密呢？

神秘行为

据其家人讲，孙徵兰回乡之后，行踪诡秘，很少在家安居，常常离家外出不归。游山玩水，题写摩崖，看风水布镇物，人们不晓得他要干什么。淇县的山山水水，卫辉的许多地方都留有他的足迹和墨迹。孙徵兰成了一位神秘人物。今天看来孙徵兰的神秘与崇祯有关。

据县志记载，明末时期，淇县连年旱蝗肆虐，民不聊生，受灾群众纷纷外出逃生。淇县人口仅剩万人左右。县小人少，灾荒连连，对淇县来说是可悲的。但事物都有它的双重性，这种情况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接受不了，对崇祯父子来说，可能正是他们避难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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