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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鬼谷子研讨会论文）
《鬼谷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赵逵夫
（甘肃西和人，西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鬼谷子》一书是先秦纵横家的理论著作，是对春秋以来行人游说、谏说经验技巧和此类文章写作经验与技巧的总结。它不仅在我国论说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古代心理学和人际关系、组织策划等学科的发展史上，也应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哲学的层面上看，书中充满了辩证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唯物主义因素。书中有很多讲交际和处世的理论，并非完全讲阴谋诡计。某些地方与儒、道、法等家的著作相通，儒法等着重讲目的、讲理想、讲理论，而此书则重视客观条件。《鬼谷子》一书也讲德，也讲善，讲美，也并不排斥“道德、仁义、礼乐、忠信”，不以哪一家为敌而加以摒弃。它只是探索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达到一种目的的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鬼谷子》 纵横家 士人阶层 心理学 人际关系学
《鬼谷子》一书是先秦纵横家的理论著作，也是对春秋以来行人游说、谏说的经验技巧和此类文章写作经验与技巧的总结。它不仅在我国论说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古代心理学和人际关系、组织管理与策划等学科的研究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然，中国古代并没有心理学、人际关系学，管理与策划学这些学科，谈到人际关系，也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来自儒家伦理学说和“礼”学的一套理论，对君对父，都讲“死谏”；对兄弟、亲朋，只讲诚信。但君、父中也有凶暴不听正确的劝谏者，师友、弟兄、亲戚中也有固执不接受有益的建议甚至心胸狭隘、多疑好忌者；儒家重视识人与择友，但人在社会上也难免要和修养较差甚至品质低劣的人打交道。对这些问题儒家经典中找不到答案。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作为其补充的，在朝者以法家为用，在野者以道家为旨趣，读书人少有知经世致用之理者。唐代士人“求知己”和“温卷”所奉，诗歌之外，便是传奇小说（参《文献通考·选举考》），均不关乎世事。儒生只习经书诗赋，不一定能处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不要说一般士子，就是儒家的大圣人孔子，虽然也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也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也讲“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但他奔忙于诸侯间数十年，先后罢官于鲁，冷遇于卫，拘畏于匡，斥逐于蒲，困厄于陈蔡，危难于宋郑，受阻于晋楚，真如《庄子·盗跖》所说：“不容于天下”，谋求仕进以企推行仁政，而其愿望终究未能实现。子路是孔门中以政事而著称的，也是孔子最忠实的弟子，当他听到孔子说为政“必先正名”，竟脱口而出地说道：“子之迂也”（《论语·子路》）；孔子的另一个以政事出名的弟子冉求则说：“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论语·雍也》）。由于冉求在任季氏家臣时的一些做法与孔子的意见不合，孔子曾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也反映出孔子的理论同当时的社会实践存在一定的差距。儒家的亚圣孟轲说：“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奔走于邹、齐、鲁、宋、薛、滕、魏等国，高谈阔论，意气风发，力驳雄辩，横扫千军。然而将近二十年的游说，一无成功，所遇君主不是“勃然乎变色”，便是“顾左右而言他”，或者以“吾惛，不能进于是矣”之类的客气话委婉加以拒绝，甚者，竟毫不遮掩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使他无法再说下去。孟子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他和孔子一样有着消除社会战乱、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拯救贫苦百姓于水火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因而抱着积极的入世态度，但也同样未能取得成功。这是因为孔子、孟子都只从社会的政治、道德方面考虑问题，而没有考虑在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下，一个国家的君主和掌权的卿大夫的意愿便是这个国家政治行为的唯一准则，无民主可言（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一直如此）。要达到能参与政治的目的，首先要专权者能听信你，任用你，接受你的建议或意见。人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求生存、谋发展，必然会有一些经验与教训产生，即使没有人把它写成书，这些经验也总会流传下来，逐步积累，慢慢形成一些理论。《鬼谷子》这部书就正是这方面经验与理论的总结，也是先秦时代在这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的唯一理论著作。
《鬼谷子》对过去学者们所忽略了的很多现象，进行总结、概括，悟出一些道理，总结出一套理论。“捭阖”、“反应”、“内揵”、“抵巇”、“飞箝”、“忤合”、“符言”等都是以前诸子之书未见的概念（《虞氏春秋》中有“揣摩”等篇，《韩非子》中有“揣情”之语，但都是战国末年人的著作），为战国中期以前士人闻所未闻。当然，这部书只能产生在礼崩乐坏、诸侯攻伐、士人奔波于各国之间以言谈、计谋取官爵地位的战国时代，因而其中也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应该说，《鬼谷子》中的一些理论，是在春秋以来从政士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积累形成的。春秋时代的行人在诸侯国之间进行交结、盟会，为了本国的利益，总要千方百计说动或压服对方，不讲究写文章（书信、上书、陈辞、外交辞令等）和说话、应对的技巧不行，也不能不了解对方国家的基本情况及国君和主政卿大夫的地位、经历、能力、学问、嗜好、性格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郑国著名的行人子羽（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这就同孔子孟子的只考虑自己的政治理想、伦理道德理论等，自说自话，不考虑了解游说国家及其有关人员的具体情况，不考虑其国君、主政卿大夫的真实想法的情形大不相同。当然，这也正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孟子之所以为孟子的原因。他们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他们在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卓越贡献,由于他们不凡的人格力量形成的。从社会政治的实践方面说，他们是失败者。孔子的学生也有出仕者，如冉求、子贡等，但有的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也仅仅是一般的行人，还未能进入到政治决策的机构中去，只能是在既成的政治主张和运行框架下发挥一些作用。墨子的时代已经表现出士人在某些诸侯国政治军事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但基本状况没有变。虽然这样，从孔子的某些弟子（如上举冉求）和墨子来看，一些士人已经意识到在一方面是礼崩乐坏，诸侯、卿大夫专权，另方面基本上还维持着诸侯、卿大夫世袭地位的社会中，说话的技巧和办事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它往往决定看事情的成败。《荀子·子道》中有一段文字：
子路问于孔子曰：“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谓
子贡曰：“吾以为夫子无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贡曰：“女何问哉？”子
路曰：“由问：‘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贡曰：“吾
将为女问之。”子贡问曰：“练而床，礼邪？”孔子曰；“非礼也。”子贡出，谓
子路曰：“女谓夫子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无所不知。女问非也。礼，居是邑不非
其大夫。”
这里表现出子贡不仅会提问题，而且对孔子的思想、为人有着深刻的了解，对孔子心理状况也有所掌握。因为他们居于鲁国，从礼的方面说,不能非议鲁大夫。《论语·述而》中还记了一件事：冉求想了解孔子对卫出公与其父蒯聩争夺王位一事的态度。他没有直接去问孔子，而对子贡说，由子贡去问。子贡不直接问此事，而问：“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回答说：“仁人也。”子贡又问：“怨乎？”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贡出来后对冉求说：“夫子是不赞卫出公的作法的。”子贡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判断呢？因为伯夷、叔齐二人互让君位，从孔子赞扬伯夷、叔齐的语气中就可以知道孔子是不赞成儿子同老子争王位的。由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子贡以言语著称，而其实不仅在善于言辞，还在于对各方面情况包括对方思想、作风、性格以至心理的了解。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但要作到这个“达”，只靠能说会道是不行的。正如《仪礼·聘礼》所说：“辞足以达，义之至也。”孔子曾经说：“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辞富说，非所听也”（《孔丛子·嘉言》）。他对巧言令色的人评价很低。可见，孔子的思想中，要提高言语的表达水平也包括其他相关素质的培养。孔子曾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论语·卫灵公》）。可见，孔子也是注意观察人，了解与之交际者的有关情况，甚至推度对方的思想、心理的。
尽管孔子的思想中和教育学生的实践中也注重对人的了解、识别和对一些人言行用意的推度，但孔子在交际中更注重对人的选择（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见《论语·卫灵公》），而后来之士人考虑的则是如何同各种人打交道。墨子说，时当“世乱”，“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故主张“虽不扣必鸣”（《墨子·公孟》）。墨子也专门研究论辩、游说的方法和技巧，至墨家后学，更总结概括出“或”、“假”、“效”、“辟”、“侔”、“援”、“推”诸理论（参《墨子·小取》）。这不仅在古代论说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说，这是由老子、孔子时代，即私学初创时期的圣人作风，向私学发展、士人势力扩大、士人普遍争取走上政治舞台的战国时代过渡的当中，社会精英思想作风转变的表现。战国时期，诸侯们不再是在承认周天子存在的情况下搞“尊王攘夷”的把戏，争当霸主，而是都希望统一全国。“一天下”成了当时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共识，也成了各个诸侯国都希望达到的目标。道家看透了那些诸侯、卿大夫相互争夺的实质，也看透了儒家末流借着仁义道德作统治阶级帮凶的本质，所以对当时的社会失去了信心。儒家的思孟学派将孔子的思想向心性方面发展，在如何实现其政治理想方面，并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战国之末的荀况，曾两至齐国的稷下，接受了法家的某些思想，也受了一些纵横家的影响，楚国春申君的时代在政治上也还发挥了一点作用。真正认真总结春秋以来行人活动的实践经验和战国初期以来士人参与政治活动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士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如何才能走上政治舞台，在君主专权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发挥政治作用，如何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进行认真探讨的著作，是《鬼谷子》这部书。
《鬼谷子》实际上是继承了部分《老子》、《庄子》的思想，又总结了包括了孔子、子贡、墨子在内一些知识分子游说从政的经验教训，以及孔子之前叔孙豹、晏婴、子产、叔问、子大叔等人进行外交活动、外事交涉、陈述辞令、劝谏君主等等的经验的。比如它说的“欲高反下，欲取反欲”的理论，就同《老子》第三十六章说的“将与夺之，必固与之”一致。明杨慎《鬼谷子序》引《鬼谷子》中“神之为长”数句，“心气一则神不徨”数句,“无为而求”数句,又引《庄子》“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者,虚之府也；虚者，明之藏也。明，故终日听而不昏，终日辩而不乱”等语加以比较，以为“ 《鬼谷子》其有得于是说” 。上文所举子贡向孔子问对卫出公的态度，却不直接提出卫出公，而问他对伯夷、叔齐的看法，正是用了《鬼谷子》中所说的“捭阖”、“飞箝”之法，只是当时未提出这些名称而已。其《摩篇》云：“古之善摩者，如操钩而临深渊，饵而投之，必得鱼焉。”其《揣篇》云：“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均明言有取于古人之经验。《权篇》云：“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忌讳也；‘众口铄金’，言有曲故也。”《谋篇》云：“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均引述古人之语立论。至于其中化用《老子》、《易传》之处,亦复不少。这些都反映出这部书是在总结此前长期积累的社会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
《鬼谷子》一书前人多评价不高，如柳宗元言其“险盩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鬼谷子辨》)宋濂云：“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诸子辨》)胡应麟则评其“浅而陋”。(《四部正伪》)所以正统文人都对其不屑一顾。其实，这部书除了上面所谈社会交际方面的应用价值和政治心理学等方面的开拓性研究之外，从哲学的层面上看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可以说，这部书中充满了辩证法思想。
首先，它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存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仅第一篇《捭阖》提到对立概念的句子就有“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贤不肖、智愚、勇怯”，“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等等。书中似乎还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任何国家，任何群体，任何地方，矛盾总是存在的。《抵巇》篇说：“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这实际上也是这本书立论的基础之一。
其次，它认为事物是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捭阖》篇说：“变化无穷，各有所归。”“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隐而入。阳还终阴，阴极反阳。”《忤合》篇说：“世无常贵，事无常师”等等，都反映出这种思想。
再次，它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不是孤立的。《鬼谷子》一书的很多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认识之上的，不烦举例。
同时，《鬼谷子》书中的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唯物主义因素。固然，总体上说来，此书以道为“天地之始”，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但在具体论述中，特别强调对现实的了解，要求人的思想要合乎实际，要求注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比如《飞箝》中说：“将欲用之于天下，见天时之盛衰，制地形之广狭、岨崄之难易、人民货财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心意之虑怀。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揣篇》等都反复也讲这个道理。
《鬼谷子》书中有很多篇属于交际和处世方面的理论（基于该书的著述目的，以论如何处君臣关系的内容为多）。如《权篇》云：“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这比卡耐基《人性的弱点》中的相关理论早两千多年，在生活中，尤其在专制的封建社会中，不是毫无意义的。再如《谋篇》云：“其身内，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韩非子·说难》等篇关于这个道理论之甚详。这同人们平时所说的“交深言浅”、“交浅言深”利害关系是同一个道理。
公正的说来，《鬼谷子》一书并非完全是讲阴谋诡计、教人坏良心的，其实有些地方与儒、道、法等家的著作相通（如高似孙《子略》所摘引“知性则寡累，知命则不忧”等同儒家思想一致），只是儒、法等着重讲目的、讲理想、讲理论，而《鬼谷子》一书则重视主客观的条件，更多地着眼于达到某一目的的方法和途径。比方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鬼谷子也讲成名，它说：“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地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以之转化。”“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忤合》）。这就是说，关键要对客观实际有全面、准确的把握，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这就同孔子所称赞的“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的作法大不一样。按照孔子所称赞的那个办法，碰到昏暴愚昧之君，便毫无办法，只有装傻。《鬼谷子·抵巇》云：
天下纷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
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牙罅。圣人
见萌牙巇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以治则抵而得之。
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似乎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以治则抵而得之。”真是惊世骇俗的反传统之论，在先秦诸子中，只有孟子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孟子·梁惠王下》）与之相近。多少体现了一种同封建正统思想相对立的民主精神。在《鬼谷子》中找不到传统的“忠君爱国”的思想的影子。这也是人们评价纵横家时常说到的思想缺陷之一。固然，象春秋时楚国的莫敖大心、申包胥，郑国的弦高，战国时屈原那样的爱国精神，我们应该弘扬，但当时的国家毕竟不同于近代国家之概念，他们“爱国”的思想内涵同林则徐、贝青乔等人的毕竟大不相同，所以才有“楚材晋用”的事实。战国末年的楚国屈原投汨罗而死，屈景则远走燕国。我们固然特别地称赞屈原的爱国精神，但也不能对屈景过分苛求；各人的认识不同而己。至于忠君思想，是中国封建文化中最大的糟粕，是应该彻底批判的，古代有的思想家如孟子、黄宗羲等都对它进行批判。所以，我们也不能因此而鄙视《鬼谷子》一书。
《鬼谷子》一书中也讲德，也讲善，讲美，也并不排斥“道德、仁义、礼乐、忠信”（《内揵》），只是它将这些同法、术、势等同等看待，并不特别地倾向哪一个方面；也同等地利用，不以哪一家为敌而加以摒弃。也就是说，它只是探索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达到一种目的方法与途径。
《鬼谷子》一书，既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也是应运而生的。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云：
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
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箝伏其精术；
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
而封。
既列举了历史上几个著名的因论说技巧之独特与高超而成功的案例，也指出了战国时游说之风的普遍及游说成功对个人荣枯和当时形势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刘知几《史通·言语》亦云：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执‘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狂为宗，和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雎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这是对当时社会风气和士人心态的准确概括。当时一方面由于士人普遍积极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参与各国的决策活动，产生了不少成功的经验，需要总结，另一方面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上说将有更多的士人争取登上政治舞台，也需要一部全面介绍纵横家的经验，对它们进行理论概括的著作。
在先秦诸学中，《鬼谷子》是一部十分独特的书。它的特殊之处除了和先秦儒、道、法、名等各家著作一样表现了与他家不同的思想、主张之外，主要在于它探讨了各家都不涉及的一些方法问题，也涉及到对接受者心理的揣摩和利用。从这一点说，它与战国中期的墨辩与名家相近。《鬼谷子》同墨辩、名家在同一时期产生，这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战国之末产生的《韩非子》中的《难言》、《扬权》、《孤愤》、《说难》、《和氏》、《解老》、《功名》等篇，则不仅主旨、内容与《鬼谷子》相近，思想上也有相通处。都体现了“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鬼谷子·中经》）的思想。但从总体上来说，《韩非子》多论君主如何重势立法以御臣下，而《鬼谷子》专论士人如何对付各种各样的君主，专论如何取得君主的信任而成其事。
《鬼谷子》同先秦的兵家、农家、方技、阴阳一样在古代是具有应用价值的著作。抛开历代儒家学者造成的偏见，在先秦诸子中，它也是独树一帜的。纵横家是先秦诸子中重要的一家；研究先秦诸子而将《鬼谷子》排除在外，是不应该的。
从鬼谷子同尉缭、张仪的关系看，鬼谷子其人应是战国中期人物。《尉缭子目录》云：尉缭“魏人，鬼谷高弟，因魏王聘，陈兵法二十四篇”。据载秦始皇时也有一个叫尉缭的人物，但今存《尉缭子》一书为梁惠王（前369——前319年在位）时人物，可以肯定（《尉缭子》首篇《天官》开头即说：“梁惠王问尉缭子曰”云云）。
《史记·张仪列传》云：“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为不及张仪。”张仪卒于秦武王二年，即前309年，较苏秦年长（《史记》记载以二人年相若，有误。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战国纵横家书》已证明这一点），苏秦学初成之时以为不及张仪，也是自然的。以孔子弟子例之，年龄相差大而同时学于一个老师门下的情况是有的，先后同门而传说中误为同时就学的可能性也存在。总之，尉缭、张仪、苏秦都曾学习于鬼谷子，这点似不应有所怀疑。那么，鬼谷子应生活于战国中期。
我以为《鬼谷子》这部书不是一时写成的，应该是在一个较长时间中完成的，其中应概括有张仪等早期弟子的经验和理论，也将苏秦之类较晚的弟子、后学的论著编入其中。刘向《战国策叙录》中说：“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结合出土《战国纵横家书》来看，战国后期有很多这类汇编的纵横家书信、上书、谏说稿流传（有的可能是原件传抄出来，有的应是所存底稿或追记稿。追记的现象在先秦时代是存在的，《孟子》一书中的很多篇章就是追记稿）。有很多开始原件上并无主名，也无为什么写这篇东西及其效果的说明，传抄中为了便于了解文意，明白其中有些话的针对性，才在开头标出主名，加上了有关背景的材料，在其末尾说明事情的结果。这种“穿靴戴帽”的工作有的甚至是到刘向编《战国策》的时候才完成的，这一点，将《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相同的篇章进行对照，即可明白。各种说辞、书信等的汇编本，就似明清时代的“墨卷”，在士人中广泛流传。由这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士人对于游说理论需要的迫切性。《鬼谷子》一书既是对春秋以来行人实践活动与辞令写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当时士人中流传的各种作法、经验、理论和不同形式的辞令、书启、游说辞写作经验的总结、概括与提炼。对士人游说、谏说、成事的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和深入探索的，鬼谷子不是唯一的人。苏秦张仪就不说了，韩非的《说难》等篇也是这方面的杰作。只是《鬼谷子》一书为纯方法性论著，从中看不出有什么政治主张或政治理想，而《韩非子》则突出地表现了法家的思想，多是从实现法家的政治主张方面来论述的。韩非由韩至秦，其思想、主张不变；张仪、苏秦则时而在此，时而在彼，谁用则为谁奔走，就反映了二者思想作风的不同。
《鬼谷子》一书中有些地方确实是讲阴谋、权术，主张利用对方的弱点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疑，这种用心是应该批判和摒弃的。但是，如果采用批判地继承的态度，我以为其中也有不少先秦其他各家著作中没有的思想资源。即从心理学方面说，读《韩非子》一书的《说难》等篇，韩非堪称心理学大师，但他不是着眼于心理研究的方面；他认识到游说和劝谏君主时掌握对方心理状况的重要性，并用之于实践，却未能对它们进行理论的总结。从实践上来说，他虽为韩之诸公子，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用”，秦王求之至秦国，似乎是找到了明主和知音，结果很快受李斯与姚贾的陷害不能自明而死；张仪、苏秦却佩相印，玩诸侯于掌上。可见韩非在这方面还是缺乏自觉的思考与深刻的认识的。
《鬼谷子》更多地分析人的心理，研究人的感觉、知觉、情感、志意、思维等同行为的关系问题，提出一些观察、试探人的心理的方法，指出人们在交际中从心理学的方面说应该注意什么。此书开头便说：“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这大约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提出“心理”这个概念的。书中还提出“探心”、“摄心”这些名目，作为探测、掌握心理的手段。书中说：
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皆由门户出入。
故口者，机关也，所以闭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窥间见奸邪。无
为而求，安静五脏，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动，乃能内视反听，定思志之
太虚，待神往来。（捭阖》）
由这种形神观和心物观入手，来推断人的意志，使自己在各种情况下都处于良好的心理状态。书中所提出的“知类在窍”、“见微知类”、“以类知之”以及“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已”（《反应》）的知虑心理思想，所提出的“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志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心不达”，“心气一则欲不徨，欲不徨则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则思理达”（《养志法灵龟》），“志不养则心气不固，心气不固则思虑不达，思虑不达则志意不实，志意不实则应对不猛，应对不猛则失志而心气虚。志失而心气失则表其神矣。神表则恍惚，恍惚则参会不一”（《忤合》）的志意心理思想，都有很强的理论性，表现出作者的深入思考和在心理学方面的系统探索。《鬼谷子》是我国心理学的开山著作。但目前见到的几部中国古代心理学史著作，在论述先秦心理学史时都没有提到《鬼谷子》，这是很遗憾的。
在先秦诸子中，我并不特别推崇纵横家。我认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意义更大，而纵横家中一些策士朝秦暮楚、出尔反尔、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作法，我也最为反感。但是，如荀子《非十二子》，不仅对墨、名、道、法进行批判，且矛头直指作为儒家正宗的思孟学派，将它们一例看作“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者；对“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大加伐挞。《汉书·艺文志》对儒家推崇备至，然而也指出“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成“辟儒之患”；对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也都予以充分肯定，但对于偏执者所造成的过失，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关于纵横家，《艺文志》中说：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孔子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
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作谖而弃其信。
班固所取态度是比较正确的。今天我们对各家也都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纵横家中一些人潜心利用他人的缺点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确实卑鄙，但这并不是纵横家的全部，更不能完全归罪于《鬼谷子》这部书。纵横家的文章对后代的议论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初的陆贾、贾谊、晁错、贾山，稍迟之邹阳、枚乘、严安、主父堰、司马迁等散大家之文章都带有纵横家铺张扬厉之风格。后代长于议论者直至宋代三苏，莫不如此。我们将《鬼谷子》所论视为穿窬之术，但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却成了世界上最畅销的书之一，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曾子见到饴以为可以养老，盗跖见到饴以为可以开门锁。关键在如何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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