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的核心文化标识，是城市的文化传承和历史积淀的结果，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公认的生活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标准。因此，认真研究鹤壁城市的历史和现状，提炼、萃取鹤壁城市的核心文化标识，是鹤壁城市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市委、市政府建设文化强市战略提出的重要课题。

　　鹤壁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3000年前的商王朝的武丁大帝时期（约公元前1238年~前1180年）。武丁大帝是商王朝中后期的一位君主，是商王朝鼎盛时期的代表，文治武功昭昭赫赫（详见《三千年的回望：武丁大帝》）。武丁大帝不仅是淇河文化的开创者，同时更是鹤壁城市的奠基者。是武丁大帝定都沫邑，开创了沫邑作为商王朝帝都的先河。据史书记载，商王朝的帝武乙、帝乙、帝辛俱以此为都，而到帝辛时，将沫邑改为朝歌。帝辛即周代以后人们口中的“商纣王”。朝歌是商朝中晚期的国都，这已被学界所公认（详见《淇河地理故事·朝歌》）。周灭商后，朝歌是周王朝在东方的军事战略基地，“三监之乱”后，卫康叔又封于此，直至卫顷侯贿赂周王，正式建立卫国，定都朝歌。朝歌作为卫国国都，一直到卫懿公被狄人灭国，不得不迁都，卫国衰弱，淇河文化的黄金时期亦告终止。自武丁大帝到卫懿公，前后600余年，淇河流域作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最发达地区，辉煌鼎盛荣极一时。其后虽然衰落，但也名家时出，星光灿烂，于今不绝。

　　详考鹤壁地区3000年的历史和文化，结合鹤壁城市的现实，我认为，鹤壁城市的文化精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拓。从武丁大帝开蓁辟莽，定都沫邑，然后征伐四方，武功赫赫，奠定此后1500年的中国疆域，到卫武公代周天子摄政，迎立周平王，使卫国开疆拓土，成为顶级诸侯，再到1957年在一片荒芜中创立鹤壁市，再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修建工农渠，再到在一片白纸上创建新区，鹤壁人的不惧艰险、一往无前的开拓意识从古到今不曾稍懈，血脉贯通，绵延不绝，已深入骨髓，成为与生俱来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有正确的引导和倡扬，这种开拓意识必将在鹤壁的建设和发展中闪耀出夺目的光辉。

　　二、融合。从武丁大帝时代起，鹤壁地区就是一个开放的地方。鹤壁人以“海纳百川，无所不容”的胸怀，一次次地进行着不间断的融合。无论是武丁大帝的政治联姻式的融合，还是征伐掳掠式的融合；无论是卫康叔周、商兼用的政治方略的融合，还是周、商两族的融合；直至现代鹤壁城市建设发展中的本地人和外来人的融合。人群、政治、文化的融合一直是鹤壁地区的主流，是极为鲜明的特色。

　　三、重法。淇河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它的法治传统。这个传统的渊源是商文化。商王朝重法严刑，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有名的，而帝辛更将之发挥到极端。卫国的政治中，因为卫康叔周、商兼用，保留了大量的商王朝的治国理念和措施，因此成为法家的理论根源。在卫国衰落，淇河流域被魏国占领后，这个传统也被继承下来，因而魏国成为法家的发源地和根据地。从法家始祖李悝，到吴起、西门豹、卫鞅，几乎法家的中坚人物都聚集于此。卫鞅根本就是“卫之庶孽”，好刑名之学。对法家的学术渊源，后人总结到：“商君者，盖尝学殷道，而变本加厉，以严罚壹其民者也。《尚书》称殷罚有伦，罚蔽殷彝，荀卿言刑名从商。刑罚之起虽自远古，要其有伦有彝，则始殷时。”（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叙》）。即便到了现代，鹤壁城市的执法与其他地方而言也是较为规范和严格的。

　　四、风雅。风雅是一个专有名词，是指诗文方面的事。与之相近的文雅、典雅、幽雅、优雅，则大多是指一种气质。《现代汉语词典》则直接认为风雅的词源就是《诗经》中的国风、大雅、小雅。而风雅则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情调。淇河流域商代的情况已不可知，但周代的情况却因为《诗经》而流传至今。卫国三风，是淇河流域人们生活的优美表述，也是淇河文化的卓越代表。诗书传家、耕读传家，已深入到无论贫富、贤愚的每一个淇河人家。充分倡扬这种生活方式或生活情调，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是鹤壁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每一个文化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综合上面各种因素，我认为在重要位置，竖立“武丁大帝执方天画戟”雕像，是较为合适的。武丁大帝不必再说，仅就方天画戟做简单阐释。方天画戟是产生于商代早期的一种兵器，对后世具有极大影响。汉代名将吕布、唐代名将薛仁贵等都是用的方天画戟。方天画戟对使用者要求极高，因此能用者皆为绝代名将，建立赫赫战功。方天画戟是戈和矛的融合、创新的产物，很像竹子的变形，锋锐凌厉中洋溢着优美与浪漫，与淇河文化的风雅有天然的相通之处。因此，“武丁大帝执方天画戟”雕像能够较好地表达鹤壁城市的核心文化理念。

      鹤壁日报 2009-6-24

      相关链接：1、 （鹤壁核心文化标识征文）北方水城 谋略鹤壁  2、鹤壁城市文化与文化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