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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商宋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宋英泽
成汤灭夏，于都亳建商，中经数次迁都，盘庚时迁殷。传至纣辛，被西伯姬发周武王攻伐，周建朝代殷而有天下，都镐京，史称西周。安阳由此而成为商代王朝晚期的都城，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国都。我们的先祖在这片神奇的沃土上，留下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标志：殷契文字和青铜器等。尤文字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宝库中一颗光耀千秋的珍珠。
因与古文字研究有缘，笔者曾多次寻履着先祖的遗踪从古商都郑州到安阳殷墟。在小屯村，目睹了一个个出土甲骨文骨片的坑洼；在殷墟博物苑，看到了铸造技术精湛的青铜礼器、司母戉、铜鼎和雕刻精美的玉器；瞻仰了巾帼女杰妇好墓；参观了民族英雄岳飞祠；游览了羑里景点……
翻开中国古代历史的篇章，商王朝或帝殷辛实在太远古了，以至使与历史、与岁月的磋砣而愔愔。观看文物，眸视祖先智慧凝结的文明；查阅史书，与祖先进行穿越时空的会晤，当知有关殷辛的流言无根。一次次地安阳之行，使我对远古历史的神话般传说有了新的看法；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商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引起了我对商王朝末代帝王殷辛的追忆。
史传商代是我国第二个奴隶制王朝，有实行“人祭”和“人殉”的考古发现。但是，考古研究史料表明，奴隶制王朝杀奴隶作“人祭”或“人殉”的情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截然不同的。殷辛时期很少有“人祭”和“人殉”。这既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大量人力有关，也表明历史演义殷辛为“暴君”之说显少证据。由于《史记》 中有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饮”之语，于是人们就附会杜撰，说纣辛贪图享乐，整日花天酒地，受荒于酒色之中。殷辛时已处晚商，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其父王帝乙曾用和亲的方式嫁胞妹与西伯姬昌为妻，求得与西伯相安。殷辛即位后，诸侯多不朝贡，战争连年不断，殷辛力图重振商威，率兵征伐东夷，统一诸侯，扩充疆土。且不说花天酒地的生活在当时会有什么优越条件，殷辛若真有福分享乐，恐也无暇消受。何况宫殿苑囿建几座？沙丘酒池修何处？悬肉之林生哪方？古往今来，人们习惯于以成败论英雄。所以，西伯姬昌演易的羑里成了景点，故址有所保留（开发旅游资源，没有的可以建），倒是“东临卫水观鱼跃，西近太行听鹿鸣”的优雅景观——鹿台，则荡然无存，遗迹难觅。一代帝王，只有嬖妾二女，没有后宫嫔妃，其淫自何来？当殷辛率兵征伐东夷时，妲妃进言“宽惠”，这足见宠妃的聪慧贤德；当殷辛鹿台自焚前令侍卫护妲妃逃命时，妲妃却为了留下商殷后嗣，让侍卫保武庚禄父等人逃难，自己用白绫自缢在殷辛身旁，其贞刚气节感动朝臣、将士和奴婢。“妖妇”之说岂不是要“我一言而亡之”?历代王朝的覆灭，在《史记》中描述的末代帝王多是沉溺酒色，暴虐无道；或是阴阳递邅，天命难违，记事过程基本相同。但是，记述历史必须从历史实际出发，详细占有材料，注重史实和实证。因此，西伯姬昌在羑里演易的《周易》 经论，是不能作为著史依据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跨越世纪的年代，对于当代历史尚有如坠云雾之感，更何况远古历史由于受当时口语传述和文字记载等传承条件的限制，一些不解之迷始终如神话或演绎传说。那些象《封神演义》似的极致编篡，更不能表明远古历史的真相。公元前221年，始皇帝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制定“书同文字”的政策，废除古文，焚书坑儒，明堂、石室、金匮、玉版等处藏书都损毁了。秦承相李斯受命统一文字，新创篆书，写成《仓颉篇》，在全国推行。至汉开国后，萧何整理法令，韩信重述兵法，张苍拟就律历，书通制定礼仪，学术风气才逐渐兴起。司马迁 的先代本是周朝太史，从周宣王时世代掌管周史，后代中途衰微。周襄王时，司马氏家族离开周朝到了晋国，随后又逃到秦国，不久又转入少梁。鲁哀公14年之后的400多年间，列国相互兼并，以攻战为能事，没有人过问历史方面的事。司马迁的先代们没有把史事记载下来，断绝了天下的历史（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传》），其父司马谈作为太史，因不能参与汉武帝建立汉朝的射禅大典含恨而死。迁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曾为郎中。谈死后三年，迁作太史令，他写《史记》，是在汉开国百年之后。《史记》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他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近代、现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关、塞外；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礼乐、律历，也写了天官、封禅；不仅写了河渠、平淮，也写了世家、列传，可谓包罗万象。《史记》与古希腊“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的《列传》相比，几乎早产生两个世纪，对确立传记文学具有世界意义。但司马迁著书立说的时间既远离商朝，又是凭借众多讹传，仿《春秋》，整理百家杂说，“略以拾遗补艺”、“只是述说故事”撰写的《太史公书》（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传》）。况且，《史记》版本不一，异文时见。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 ，记述了西汉历史。班固典引序：“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史记》也记写：“周幽王、周历王之后，王室卑微，诸侯各自为政，《春秋》也不能记全。”早在1926年《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先生就明确指出：“要之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留行，谁为作者，殊难指出，功归一圣，亦凭任臆之说也。”《史记》在《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记述项羽与刘邦对阵荥阳广武，久久不决胜负时，项羽对刘邦说：“天下混乱不安，几年不能平静，只因我你二人而已。我愿意向你单独挑战，一人对一人，一决雌雄。不要为我们两个人，使天下人民父子白白的受苦！”刘邦则笑着推辞说：“我这个人，宁肯斗智，不能斗力。”项羽暗伏弩手，一箭射中了刘邦的胸口，而刘邦当时竟“乃扪足曰：‘虏中吾趾！’”刘邦那种恢宏大度、好调笑、好骂人的人物个性被司马迁刻画得鲜明逼真。当项羽营垒于垓下，被刘邦围困，夜间忽然听到四面汉军楚歌，惊恐忧虑之危急时刻，他面对虞姬 和马骓 ，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清·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与？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笔者以为，这种以文学性的手法塑造人物，“笔补造化”著《史记》的诀窍，才使司马迁的《史记》成了“一家之言 ”。由此可见，我们在当今过分泥古或疑古地看待远古历史恐怕都不对。然而传说、演义、杜撰不足为凭，人人皆知。《三国演义》尊刘诋曹，读者尽知偏颇，史实也并非如此。同样，“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曾在南宋时就被奸臣秦桧以“莫须有”三字陷害入狱；“文革”时，又被诬为镇压农民起义的保皇派，致使西子湖畔的岳飞墓遭劫；近年来的中小学教材改革，不是也还有人要删除有关岳飞的篇章吗？如果殷辛是在其励精图治，平定东夷，国运昌兴时故去，他岂不也落下英君的形象？如果殷辛听任姬发，乞降西周，求之相安，继续殷嗣，他岂不也是殷之一仁？北宋名相王安石一面追慕先贤，一面又感叹许多英雄豪杰与机遇失之交臂，不免老死草莽间。他的《浪淘沙·令》，就是这种心情的表达：“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中国古代史译《史记·周本纪》说：“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不朝贡，战争连年，国力贫困，周历王贪财好利，残酷剥削百姓，使得‘国人莫敢言 。’召公进谏，厉王不听。公元前841年，终于暴发‘国人暴动。’周厉王惊慌逃窜，后来死在外地。周幽王宠褒姒，废掉王后申氏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公元前771年，宜臼母家申侯联合犬戎起兵，将周幽王杀死在骊山下，掳了褒姒，拥立宜臼，西周灭亡。宜臼即位后迁都洛邑，史称东周。”那时候，“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即是人民对周王朝残暴专横的真实写照。明·焦竑《焦氏类林》六上兵策引太公金匮：“武王伐纣，丁侯不朝”亦是周武王姬发约请诸侯攻商伐纣不被认同的见证。可见，西周王朝的帝王没有哪个比殷辛值得称道，西周王朝的覆灭没有一点比商王朝可惜。
《史记》记写：“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那么不听臣谏从何谈起？帝纣手格猛兽，箭射飞禽，讨伐东夷，率兵出征，以至牧野激战，不屈不挠，视死如归。一代帝王登鹿台，赴蹈烈火自焚 ，其情其景是何等悲壮！为什么不以此佐证帝纣是智勇双全的英睿之王呢？《史记》又记写：“今殷王惟妇人之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其家国。”但是，考古学专家、甲骨文破译专家、历史学家根据考古发掘的大量文物研究，证明帝殷辛是一位祭祀祖先能亲自占卜，事必躬亲的帝王，这有可靠的实物依据。至于气节高洁的妲妃，能终生伴随一个“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的帝王，除了容貌如花似玉，还有德才贤良其质，这恐怕才是周武王残绝人寰地斩其尸首，悬诸玄钺小白旗之缘故。查阅史料，有关殷辛的讹传多源于《史记》，看来“史家墨迹”该是症结。何况周武王之后会无蜚语？那种“杞宋无徵 ”和“一人传虚，万人传实 ”的“一家之言，”难道不是“微文刺讥”的“贬损之语”？现在，我们不是也常常在屏幕上看到很多“戏说”与“传奇”吗？那些瞎编的杯水风波，生造的精致废话，雷同的陈词滥调，岂非令人生厌！
在学术研究中，笔者深谙“例不十，法不破，孤证难立”的道理。因此，当柔韧灵澈的身心履迹历史远行的时候，我再次拜读了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看到了郭沫若先生对附会或演义强加给殷辛的冤名而深表同情的“纣克东夷而殒自身”之说，找到了曾经抄写的郭沫若诗作，诗曰：
偶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肇此人。
百克东夷身自殒，千秋公案与谁论？
东夷渐居淮岱土，殷辛克之祸始锄。
百克无后非战罪，前徒倒戈乃众俘。
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
南方因之渐开化，因焉有宋荆与舒。
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
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
听到了郭沫若先生在历史剧《屈原》中，借屈原之口，对宋玉讲史，为殷辛洗冤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屈原对宋玉说：“照真正的史实来讲，殷纣王并不是怎样坏的人，特别是我们楚国人，本来是应该感谢他的。我们楚国以前本是殷朝的同盟。殷纣王和他的父亲帝乙，他们父子两代费了很大的力量来平定了这南方的东南夷，周人便趁着机会强大了起来，终竟趁虚而入，把殷朝灭了。我们的先祖和宋人、徐人在那时都受着压迫，才逐渐从北方迁移到南方来。北方有个地方叫作楚丘，你应该知道的，那就是我们先祖所在的地方了。假使没有殷纣王的平定东南夷，我们恐怕还找不到地方来安身，我们的先祖怕已经都化成周人的奴隶了。周朝的人把殷朝灭了，自然要把殷纣王说的很坏，造了莫须有的罪恶来加在他身上，其实他并不是那么坏的。伯夷要反对周武王，也就是证明了。”
作为一代文豪，郭沫若先生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颇深，对甲骨文的破译论述丰富，他还著有《甲骨萃编》。他为殷辛鸣冤的诗作和在历史剧《屈原》中对殷辛蒙冤抒发的不平，其实是史学家严肃的科学辩证。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展和自1899年以来所面世的16万多片甲骨文被不断破译，特别是古商都郑亳（今河南省郑州市）在45平方公里的商都古城内外和7公里的成垣以及6万多平方米宫殿遗址与13条控沟内，发现了震惊世人的商代青铜器窑藏坑和38件大型青铜礼器；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商王朝14世先王中绝大部分的名字；还找到了商王朝30个帝王中23个帝王的有关记载，使商王朝600多年的文明光辉映现得越来越清晰；使研究商代历史和古文字有了充分可靠的实物之证。
沧海桑田，烟云散尽。揭开历史的尘封，殷商王朝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物，并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由此说来，笔者感慨我们这个以人为本，人性高扬的安宁和宽容的时代。作为华夏儿女，殷商后人，又怎能不回想殷辛在中国历史上对平定东南，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开发江淮流域，统一多民族国家所起到的奠基作用；追思殷辛临危登基而绝无消沉颓废之气和灰心失意之感，始终坚守尽忠报国，重振商威的夙愿；回忆殷辛独立不羁，披坚执锐，手格猛兽的阳刚之气和身先士卒，征伐东夷，不以保身而求安的献身精神；回望商王朝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文明载体——甲骨文，使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依稀看到卜官记史的情景和铸工造鼎的情景；依稀看到殷辛以真诚立身于世，遂遭仇者矫诬，继之史者讹误，后人讹言，而从从浩气登鹿台，赴烈火凛然自焚，为民族铸塑英魂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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