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河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华元典文化中占有一定地位。或者说，在中华元典文化中，随处都能找到淇河文化的元素。

春秋战国时期吴国的公子季札，曾经是孔子的老师，也是孔子最仰慕的圣人，属于那个时期为数不多的著名贤者。季札曾经游历列国，阅人无数，两次来到位于淇河流域的卫国。通过实地考察，季札发现卫国有许多贤明之士，卫君也很开明。《史记.卫康叔世家》曾如此记载季札对卫国的评价：“卫多君子，其国无患。”从此，君子风范就成了传统文化中做人的至高境界，成为儒家文化中的理想标准。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其中有十年时间游历于卫国，这大约也是跟他推崇君子风范、卫国具有更多的君子、民风淳朴、好人成风有关。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所谓“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皆为君子所奉行。与君子风范相适应的是竹文化。据史料记载，两千多年前，淇河流域气候湿润，土壤肥沃，很适合竹子的生长，这才有“瞻彼淇奥，绿竹猗猗”（《诗经.淇奥》）的起兴诗句。最初的竹子只是一种美丽物象，后来便与人联系到一起。卫国曾诞生过一位卫武公，他勤政爱民，高大英俊，人们便以挺拔向上的竹子誉之。代代相习，竹子也就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成为虚心向上、高风亮节的道德化身。历代文人雅士、贤臣卿相皆以淇园绿竹为吟咏对象，以竹喻人，借竹明志，竹子品格深入人心，竹文化与鹤文化、梅文化、松柏文化等一样，成为理想人格的化身。

《诗经》被尊为儒家经典，属于六经之一。数千年来，《诗经》的认知价值、审美价值、启蒙教育作用毋庸赘述。正是因为它的编撰者孔子对卫国的青睐，书中的相当一部分篇目来自淇河流域，带有浓浓的淇风卫韵。有学者认为，《诗经》中采自淇水卫地一带的诗歌有近50篇，其中集中在“邶风”“墉风”“卫风”中的就有39首。清末大学者王国维在《北伯鼎跋》中认为“以卫诗独多，遂分隶于邶墉”，就是说卫国的诗歌特别多，而邶、墉则很少，当初编《诗经》时，把卫诗分给邶和墉一些。所以采编《诗经》的时候，邶墉卫三地的诗就没有严格的界限和区别。也就是说，这三地的诗歌都是反映淇河流域的风土民情的。"淇水悠悠，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诗经.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诗经.卫风.竹竿》）。”“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诗经.卫风.氓》）。”这些诗歌是生活，是文化，是先民的思想和情感的体现。时隔两千多年，当世界上的其他古代文明基本消失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从这些鲜活的诗歌篇章里，感受到远古先民生活的淳朴和思想的智慧。

据传，夏人乌漕受山川地貌的启发发明了围棋。山西学者认为，文王演义八卦，也一定是受到眼前的山川地貌的启发。他根据史书记载的关于囚禁文王的地理方位，从山西沿淇河一路西行，终于在鹤壁境内的淇河段，发现了酷似阴阳鱼的天然太极图。又根据太极图上面的青岩绝、附近的羑里城等，认定《周易》即出自文王被囚于淇河天然太极图附近（见《光明日报》2001年海外版）。由此可见，在著名的中华元典文化《周易》成书过程中，鹤壁境内的天然太极图起着滥觞作用。另一部中华奇书《鬼谷子》同样与淇河有关。《鬼谷》十三篇，充满了智慧，蕴含着玄机，透析着人性，千百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外交等领域。商品经济时代，又被商家使用于商战。因此，鬼谷文化又被称为军政文化。据《左传》记载，鬼谷先生隐居在“云梦山”。淇河岸边的云梦山环境清雅，深藏山中，的确是授徒讲学的好地方。不远处缓缓流淌的淇河，为先生阐释兵家乃至外交活动的变幻莫测提供了很好的现实教材。

神话传说反映着早期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认识，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古代女娲补天的传说就发生在淇河流域。如今，淇河岸边的古灵山就保存着众多的有关女娲补天的历史遗存，为美丽的神话增添神秘和浪漫色彩。另一个神话故事《白蛇传》，经过专家的多方考证，也认定起源于淇河流域。这里至今还留有金山寺、青岩绝、黑山、许仙洞、许家沟、雷峰塔等等遗存或者传说，清晰地诠释着那个神话故事的美丽和现实依据。学者认为，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大批中原儿女或南下避难，或跟随岳家军转战抗金，《白蛇传》的故事也随之转移到南宋都城杭州，再后来被小说家冯梦龙移花接木到西湖岸边。《白蛇传》作为古代四大神话爱情悲剧之一，其美学价值和道德评判标准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民众心中，成为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带有浓重神话色彩的又一名著《封神榜》，其故事发生地也在淇河流域，书中人物黄飞虎大将镇守的淇水关，经明代重修，至今尚有遗存。

金山嘉祐禅寺

淇河流域曾经是商、卫、赵时期的国都，都城文化占比较重。

朝歌是中国商王朝国都，3000年前的商朝武丁大帝是朝歌城市的奠基者。商王武丁时期，将商的国都迁到了沬邑，武丁、武乙、帝乙、帝辛四个帝王以沫为都，商王帝辛（商纣王）执政时期将沫改为朝歌。在作为帝辛（纣王）的国都时期，朝歌达到鼎盛，据历史记载，当时的朝歌非常繁华，“朝歌夜弦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往事悠悠，繁华似梦，商朝的繁荣我们只能从零星的文字记载中窥其一斑。武王伐纣，西周兴起，为了保持朝歌地区的繁荣稳定，同时也为了显示西周王朝的“仁政”，周文王将商朝王室成员康叔就地分封，称为卫国。西周时卫国在各个受封的诸侯国中，受封时间早，受封疆域大。又兼朝歌本来就是商纣王的都城，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众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也居各国之前，所以整个西周时期，卫国是相当强盛的，成为“诸侯之长”，保持了长时间的方伯地位。可以说，当时朝歌的发展繁荣，为整个华夏民族今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中牟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首都，赵国于公元前423年由都城山西晋阳迁至河南中牟(今河南鹤壁山城区一带)，历经桓子、献侯、烈侯、武公、敬侯等国君。赵国的赵献侯年少即位，曾经大力治理国都中牟，使得淇河流域的这一方土地物阜民丰，国力增强。公元前386年赵国把都城迁至河北邯郸，中牟地区结束了38年的国都历史。赵国在这里由弱到强、由小到大，为以后赵国进取河北平原、攻灭中山国、拓扩西北边陲疆域，乃至定鼎邯郸、进入战国七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淇河流域因为充足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在农耕时代盛极一时。才有了商朝“酒池肉林”的奢侈，才有鹿台鹤苑的豪华，才有卫懿公养鹤的美丽。淇河一带的确有养鹤的传统，有关鹤的传说也各具特色，因此也衍生出一种特有的鹤文化，“鹤鸣九皋《诗经.小雅》”，“鹤栖南山《汤阴县志》”，有诗文记载，有典故充实，有实物佐证，鹤壁的城市之名也是源于“仙鹤栖于南山峭壁”的美丽传说。黄河向南改道，对这里不仅没有产生破坏力，反而腾出更多空地发展农业生产。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唐宋以后经济政治重心的南移，让固有的淇河文化受到冲击，也使得淇河文化更加包容开放，将自身融入一个更大范围的黄河文明之中。并通过文化交流，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地域文化，积累和传承着丰富的中原文化记忆。在农业生产方面，淇河下游的浚县一带是著名的粮食生产基地，有“黎阳收、固九州（《浚县县志》）”之说，至今依然是全国的农业生产示范基地。在工业生产方面，冶铁技术发达，在如今的鹤壁鹿楼一带就发现了数十座汉代的冶铁遗址。当年这些地方战时是兵工厂，平时是铁器冶炼场所。在宋代，这里就有了开采煤炭的历史，是人类最早的采煤基地之一。鹤壁集的羑河两岸，宋代曾经瓷窑林立，水运繁忙，有“四十五里烧造坡”的文字记载，当时出产的鹤壁瓷在民间占有一席之地。除此之外，五岩山的药王文化，浚县大伾山的民俗文化、淇河与卫河交汇处的运河文化，都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不断地向黄河流域、向全国扩散，对后世产生积极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以浚县大伾山为载体的正月庙会，儒释道思想杂陈，新旧观念交汇融合，和谐共处，共同发展。单就文物古迹而言，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遗留下来的禹贡名山，到北魏开凿的大石佛力推黄河，再到供奉民间传说中的老奶奶庙、吕祖洞，以及宋代兴建的太平兴国寺，等等，这些历史遗存终年香火缭绕，信徒云集，传统文化在民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促进社会和谐、提供精神寄托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这些俗文化相对应的是两位先哲的高蹈远举，孔子的弟子、著名的儒商端木子贡是地道的黎阳人，其言行举止、经商之道被后世尊为宗师。被称为中国“两个半圣人”之一的王阳明，曾经盘桓在黎阳古城，写诗著文，修行悟道，其行迹诗文载入史册，他们共同为黎阳丰富的民俗文化添上了高雅的色彩。

淇河文化在黄河文化的怀抱里滋生发育，文化高峰汇入中华元典文化，文化高原衬托着黄河文明。它以自己多方面的建树，成为中原文化的重要枝干，共同成就了中华文化的灵魂，成为支撑华夏文明的根脉。魂之所附，根之所系，源远流长，历久弥新。

大伾山石佛

淇河文化从远古走到今天，不断注入新的内容。近代以来，淇河流域英雄辈出，道德模范花开遍地。民族英雄常仙甫率领民众打响豫北抗日第一枪，刘邓大军在这里召开的石林军事会议，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反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淇河流域以自己挺直的身躯，为红色政权的建立做出了贡献，为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

淇河文化中“生态文明”观念十分突出。淇河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先民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农耕生活要求顺天时、接地利，顺应自然规律，淇河先民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了顺天应时的生活规律，“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诗经.七月》）”“穹窒熏鼠，塞向墐户（《诗经.七月》）”，体现了睿智的天、地、人、和的思想，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直到今天的后工业时代，淇河依然清澈透底，生物多样，说明了淇河两岸人民的生态自觉和文化敬畏，不论是战乱频仍的过去，还是金钱万能的现代，这里的人们敬畏自然，遵从规律，不竭泽而渔，不唯利是图。淇河优美的生态现状，体现的是两岸人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水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当前在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的时代背景下，淇河文化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和智慧。

淇河文化中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中国第一位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是其代表。在她流传下来的三首著名诗篇里，无不充满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充满了对故国的缱绻怀恋，这种浓重的家国情怀，是增强民族认同感、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诗人生活的卫国在遭受强悍的北狄入侵之后，大批的民众不是顺势依附于强敌，不是甘心做亡国奴，而是紧随王室南迁。最终在宋国的帮助下，在漕邑继续维持卫国的国家地位。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遭受了无数次的外族入侵，但是，同样有无数像许穆夫人这样的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爱国思想，不怕牺牲，挺身而出，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慷慨悲壮，使得中华民族始终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不屈不挠，愈挫愈奋，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进入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美丽乡村，要“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淇河文化散落在中华文明中的生态观念，留在豫北大地上的青山绿水、点点乡愁，正是今天我们需要继承发扬的。

淇河文化多元共生，体现的是包容开放的禀赋，吸纳借鉴的胸怀，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思想借鉴和文化融合。殷商后期，帝辛大帝开疆拓土，向东南用兵，显示出胸怀天下、征服四方的开阔胸襟。同时，改革原始的农耕模式，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些开放包容的做法，对于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意义很大。卫国不以军事见长，却在纷繁的战国争雄中立国长达800多年。卫国武备薄弱，却君子如林，世风昌明，留下了“卫多君子”的国家印象。卫国经受多次战争，国都数次迁徙，政治文化中心不断转移。在反复的迁徙交流中，淇河文化不仅扩大了自身影响力，也不断从黄河文明中汲取营养，逐渐融入更为博大深邃的黄河文明。

        编辑：曹伟伟   

        审核：底兴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