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时期的九州划分，豫州位于九州中部，故有中原之称。今天所说的中原，包括河南省全部、山西省东南部、河北省南部、山东省西部、安徽省西北部、江苏省北部等广大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优势，成为最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区域，成为华夏原始各部落争抢的风水宝地。炎黄战蚩尤，逐鹿中原，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更替，黄河流域的中原逐渐成为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中心，成就了中原人文厚重，文化历史渊源。

　　中原的河洛地域西至潼关，东至开封，南至颖川，北跨黄河至晋南，《史记•周本记》中被誉为“天下之中”，在西周成王时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中称为“中国”。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因而中原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母体与主干，对中国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甚至对域外的文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以下从六个大的方面进行论述：

　　一、由远古回望可知，中原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

　　二、由创造汉字可知，中原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

　　三、由中华姓氏可知，中原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

　　四、由朝代更迭可知，中原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

　　五、由传统文化可知，中原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

　　六、由古代科学可知，中原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

　　一、由远古回望可知，中原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

　　8000多年前，出现了新石器时期的裴李岗文化，地域范围以河南省新郑市为中心，东至豫东，西至豫西，南至大别山，北至太行山。裴李岗文化无论是生产力还是文化艺术，在中国远古这块中原大地上，与同时期河北的磁山文化、甘肃的大地湾文化相比，无不处于领先地位。由遗址出土的实物可知，当时已会用耒耜、石斧、石铲进行耕作，对野生植物驯化，初始了粟类作物的种植，用石镰进行收割，用石磨盘、石磨棒加工粟粮；开始种植枣树、核桃树等；已有猪、狗、牛、羊、鹿、鸡等家畜的饲养；会用鱼镖、骨簇从事渔猎生产；建有许多陶窑，烧制钵、缸、杯、壶、罐、瓮、盆、甑、碗、勺、鼎等陶器；出土有骨笛，说明已有最原始的文化娱乐。这些足以说明中国的农业肇始于这一区域，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发源地之一。

　　河图洛书被认为是中华文明之始。传说6000年前的伏羲时期，有龙马自大河中出现，背负河图，伏羲据此而创出八卦图。据说大禹时期有神龟自洛水中出现，背负洛书。《易经•系辞》中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中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对于河图洛书，历史上很多学者都持否定观点，故后世治古史者多不信河图洛书之说。虽然河图洛书被质疑，但八卦图却是真实的存在。

　　6000年前，华夏的先祖太昊伏羲在古蔡水之滨，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县，在前人用来记录夏半年、冬半年两个符号的基础上，创立了阴阳之说，并将两个符号转化成了表示阴阳的爻符，采取了三个爻符组合，终于创出了八卦图。淮阳太昊陵仍在，太昊伏羲被后世尊为人祖，他已经会结绳记事，会织网捕鱼捕兽，会作弓箭，也做出了粗大的琴瑟。在祭祀先祖时，绕着图腾跳舞，拨弄琴弦模仿自然风雨的声音。伏羲能否观星，能否认识星空，当时有没有连珠、伏这些概念，尚无证据。伏羲应是母系氏族社会观察天象、物候并创造记事符号、制成理论传授系统的第一位历史人物，他所创立的八卦图是不容置疑的。八卦图为《易》六十四卦的问世奠定了基础，为中华远古的文明、科学和神学开启了大门。

　　5000多年前，黄河中下游出现了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命名源于最初的发掘地，也就是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的仰韶村。主要分布以秦晋豫三省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以陕西大部、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仰韶文化属于一种彩陶文化，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仰韶时期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拥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村落；原始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同时兼营畜牧、渔猎和采集；主要的生产工具是磨制石器；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当时反映人们意识形态的埋葬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仰韶文化证实了中国在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彻底否定了“中华文化西来说”，五帝时期部落真实的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可参考仰韶文化进行探讨。

　　说起中华远古总会提及盘古开天，在神话和神学盛行的上古，人们将盘古人格化和神化，其实盘古原本是时间概念，如今河南省驻马店市仍有盘古乡。从盘古进入太古，又从太古进入上古氏族社会，从而开启了部落联盟和部落混战的五帝时期。今天的河南、山西，先后建立了炎帝、黄帝两个部落，炎帝部落崇尚红色，黄帝部落崇尚黄色，象征吉祥高贵的红黄二色，成为炎黄子孙时代传承的文化传统。

　　与炎黄并存的还有蚩尤部落，炎帝、蚩尤和黄帝被并称为中华人文始祖。蚩尤部落聚居点后世称为城，关于蚩尤城的地理位置，《水经注》中记载：“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魏土地记》中记载：“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侧流注阪泉。”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阪泉在今北京市延庆县。蚩尤部落号称“九黎”，九黎共有九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九个氏族，居住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蚩尤是九黎的大酋长。河南省浚县古称黎阳，因位于大河前身的黎川北岸而得名，而黎川的得名应源于“九黎”，黎川又称浚川，故黎阳后改名浚县。山西省有黎城县，是黎姓发源地，黄帝曾孙北正黎曾在那里建黎国。

　　为争夺中原这块风水宝地，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战于中原，最终实现了中华各氏族的大融合，各氏族的大融合必然是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五帝之前，东方海岱族崇拜蛇图腾，南方江汉族崇拜鸟图腾，西方河洛族崇拜兽图腾，北方崇拜龟、蛇图腾。中华各氏族大融合之后，图腾崇拜也完成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氏族图腾是单一的动物，第二阶段部落图腾是简单组合的动物，第三阶段部落联盟图腾成了综合虚拟的生物。原始先民也许是出于对恐龙的恐惧而产生对龙的崇拜，凭着对巨大爬行动物恐龙的记忆，联想鱼、鳄、蛇、猪、马、牛等动物的特征，集合风、云、雨、雪、雾、霜、雷、电、虹等自然现象，以模糊思维的艺术创造出了一种图腾神物――中华龙。

　　中华龙图腾形成于中原地域，中原大地是中华龙的故乡，中华龙的家园。中华龙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产物，是团结凝聚的精神，是水神的化身，龙曾经协助大禹治理洪水，为千秋万代造福。喜水、好飞、通天、善变、征瑞、兆祸、示威，这是中华龙的基本神性，只是进入阶级社会后，龙的身上又增加了象征帝王皇权的神性。时代的变迁、文明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中华龙身上象征皇权的神性逐渐弱化，而象征吉祥的神性却在逐渐强化。作为吉祥物，中华龙有腾飞、振奋、开拓、变化等寓意，中华龙的精神已经演化为奋发开拓的新时代精神。因而中华龙成了一种图腾，成了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抽象出来的综合体，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敬奉的图腾神。

　　二、由创造汉字可知，中原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

　　在没有文字传承的太古、上古时期，通过代代口口相传，产生了许多神话，诸如人祖造人、女娲造人、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共工触天、羲和御日、常羲沐月、遂人取火、蚕马献丝、神农尝百草、臾区化五行、有巢构木、工鼓凿舟、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炎帝耕播、嫘祖始蚕等等，这些神话传说多是起源于中原，使得中原古文化得以保存传承。

　　黄帝时期，伶伦奉命开始制乐，仓颉奉命开始造字。相传伶伦常年居住和活动在太行山东麓北端涞水县乐平龙宫山、伶山、釜山、三层崖一带，《吕氏春秋•古乐》中有“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的记载。伶伦发明了律吕，制作有十二律，成为中国制乐的音乐始祖，作有乐曲《咸池》，自此始有专用乐名。

　　相传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史官，说他仰观天象、俯察鸟兽虫鱼之迹，总结远古各部落的刻画符号首创文字，从而结束了远古结绳记事的历史。其实仓颉是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进行了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吴村现有仓颉陵遗址，遗址保存有石刻、碑刻，陕西省东北部白水县城西北史官村也有仓颉墓和仓颉庙，河南省商丘市等地也有仓颉遗迹。郑州市郊区、新郑、新密、登封一带传说，新郑市城南关有座风台寺，相传是古代仓颉造字的地方。所有这些均说明，仓颉造字是在中原地区进行的，是中原地区开启了汉字文明。

　　后代的创新离不开前人奠定的基础，仓颉造字也不例外。汉字的形成经历了刻画符号、图形文字、甲骨文字等漫长的过程。依据唐代学者孔颖达的说法，仰韶文化时期，记事方法已由结绳演变到图画符号、开始了“易之以书契”的过程。到炎帝、蚩尤、黄帝时期，已经有了图像文字。夏代九州岛岛上各部落有上万个，还没有国这一概念，夏代有万国只是后人的说法，各部落的记事方法不知有多少种，夏代的主要遗址大夏、阳城、老丘、平阳，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上刻画符号，计有二十多种，多不认识，夏代文字至今仍是个谜。

　　甲骨文形成于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273年的盘庚迁至殷墟，延展至公元前1075年至公元前1046年的商末，有二百七十余年之久，但却被突然葬入地下，从此退出了人们的记忆。经过三千余年的埋藏之后，直到公元1899年，被王懿荣首次发现，甲骨文才得以重见天日。也许早已在黄河流域各地零星散片出土，只是人们视而不见，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带字的甲骨已超过十六万片。这些文字，能认识和隶定为汉字者一千七百二十三字，不认识者两千五百四十九字，另有合文三百七十一字。这种文字已相当进步，初步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六书”规律。甲骨文的出土，使得商代成为信史，并且证实了《竹书纪年》《世本》《史记•殷本纪》以及《尚书》《春秋》《国语》等书记载的商代史实是可靠的。甲骨文证明了汉字包含音、形、义三要素，在商代已经基本定型，文字的使用，标志着中华进入文明社会。商代文明取得了大的进步，终于在商代第二十帝盘庚迁至安阳殷墟，结束了游牧生活方式，华夏从此进入农耕文明时期。

　　汉字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的基础，汉字的故乡在中原，中原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汉字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成为可能，开始讨论哲学、政治、伦理、经济、军事、文艺等多领域的问题，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第一次步入了辉煌时代。汉字在历史上曾经历过两次大进步，一是秦朝小篆统一了文字的形体，二是隋代《切韵》统一了书面声韵。随着秦朝对汉字的统一，从东汉末到魏晋，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得到思想解放，形成了学术活跃的新局面。

　　隋初颜之推、萧该、刘臻、魏渊等八人讨论汉字音韵，由陆法言记录，《切韵》五卷于公元601年问世。《切韵》是综合古今南北多种语音、吸收前人韵书所有长处的一部巨著。自从《切韵》问世，前人所作韵书陆续亡佚，后人无论考古音、作诗文，皆奉《切韵》为典范，唐孙愐的《唐韵》，北宋陈彭年的《广韵》以及其他韵书，都是源出于《切韵》。《广韵》后出，比《切韵》《唐韵》更加精密，因而代替了《切韵》和《唐韵》，但《切韵》为音韵学奠定基础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切韵》为唐诗、宋词、元曲奠定了基础，从而开创了中华诗词曲的文化盛世。

　　三、由中华姓氏可知，中原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

　　中国人在母系氏族社会的时候就有了随母亲的姓，姓字由女和生组成，说明最早的姓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夏商周三代时期，人们有姓也有氏。姓氏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且在不断发展，同姓异源，异姓同源等情况十分复杂。姓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秦汉以前，姓和氏有明显的区别。姓源于母系社会，同一个姓表示同一个母系的血缘关系；氏的产生则在姓之后，是按父系来标识血缘关系。姓和氏有严格区别又同时使用的时期，母权制已让位于父权制，但母系社会的影响还依然存在，这种影响一直到春秋战国以后才逐渐消亡。春秋战国时，宗法制度瓦解，姓氏制度发生根本变革，氏开始转变为姓。中华姓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连接文化遗传和生物遗传的一个桥梁，暗藏着遗传密码。

　　中国历史上的姓氏到底有多少很难说清楚。先秦的姓氏书籍《世本》共收入18姓875氏，两汉以后的少数民族汉化改姓，新姓氏大量涌现，唐代初年的《大唐氏族志》收录293姓，唐代中叶的《元和姓纂》收入1233姓，北宋时的《百家姓》共收集了408个单姓，30个复姓，宋朝的《通志•氏族略》和《姓解》，分别收入的姓为2255个和2568个，明朝的《姓觿》收录3625姓，《续文献通考》收录4657姓。现代人编写的《中国姓氏大全》收录5600多姓，《中国姓氏汇编》收录5730姓，《中国姓符》收录6363姓，《姓氏辞典》收录8000多姓，《中国姓氏大辞典》收入11969姓，《中华古今姓氏大词典》收录12000多姓。据专家保守估计，我国实际使用过和正在使用的姓大约有20000个。据统计，三大姓为李、王、张，三小姓为难、死、山。中华姓氏的发祥地多在中原地区，但随着人口大迁徙，中原姓氏向着中原以外扩散。所以，绝大多数人口的祖籍在中原，中华姓氏的根在中原，且多集中在河南省境内。

　　中国的人口原本多集中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但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数次大的迁徙，人口向着中华版图各地分布开来。第一次大的人口迁徙发生在“永嘉丧乱”时期。西晋永嘉年间，腐朽的朝廷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使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人民流离失所，被迫大规模迁移到江淮流域的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第二次大的人口迁徙发生在唐代“安史之乱”时期，约有百万人南迁，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使南北人口分布比例达到均衡。第三次大的人口迁徙发生在北宋“靖康之乱”时期。公元1125年，金灭辽开始南下攻打北宋，中原地区成为主要战场，造成中原人口向长江流域的浙江、江苏、湖北、四川迁移。公元1161年，金撕毁与宋的合约，大举南侵，淮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迫使中原南部的人口南迁到长江流域的浙江、江苏、湖南、江西等地。第四次大的人口迁徙发生在“蒙古兵南侵”时期。公元1273年，忽必烈出动大批蒙古兵南侵，发动了消灭南宋的战争，主要战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当地人口为躲避战乱大量向珠江流域的广东、广西、福建等地迁徙。

　　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洪洞城北有一座广济寺，寺旁有一棵汉槐，明朝廷在广济寺集中办理移民，于是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大槐树就成为移民的标志。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传说明代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大移民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遗民反绑，用一根长绳串联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如今人们总喜欢背着手走路，据说是沿袭了那时的习惯。遗民在长途跋涉中，常有人要大小便，只好恳求官兵解开反绑的手臂，所以如今所说的“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据说大槐树遗民共有450姓，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明代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同时也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人口大迁徙还应该提及“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一是“闯关东”。关东指的是山海关以东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东北地区。自康熙初年至19世纪中叶，长达二百年的时间内，清廷对关东地区实行封禁，此间中原地区连年遭灾，清廷却禁令依旧，成千上万的饥民只好不顾禁令，冒险闯入东北谋生。 “闯关东”始于清顺治元年(1644) ，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 ，共绵延了三百余年。二是“走西口”。西口也就是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迫使晋北很多饥民到口外谋生。“走西口”者的艰难不堪回首，但却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三是“下南洋”。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下南洋”可以追溯到汉代，但这里说的是明朝到清末。明末到清末，中国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福建、广东一带在当时慌乱穷困，人多地少，老百姓难以维持生计，为了躲避战乱，寻找活路，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闽粤地区的老百姓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地偷渡到南洋。“下南洋”者艰辛悲壮，但却对中华文化的传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是中华文化根植海外的先行者。

　　随着人口的数次迁徙分流，发祥于中原的姓氏向着天下分布扩散，带去了中原文化。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中国的大多数姓氏都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中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下面仅列出部分发源地在河南境内的姓：

　　白、赖姓，发源地息县。

　　陈、胡、龙、邱、田姓，发源地淮阳。

　　程姓，发源地洛阳。

　　戴、荣、宋、汤、武姓，发源地商丘。

　　邓姓，发源地邓州。

　　段、龚、侯姓，发源地辉县。

　　范、顾姓，发源地范县。

　　方姓，发源地禹州、许昌。

　　冯、高、韩、郑姓，发源地新郑。

　　傅姓，发源地安阳。

　　郭、雷姓，发源地登封。

　　黄姓，发源地潢川。

　　吉姓，发源地汲县。

　　江姓，发源地正阳。

　　蒋姓，发源地淮滨。

　　康、石姓，发源地淇县。

　　李姓，发源地鹿邑。

　　廖姓，发源地唐河、固始。

　　林姓，发源地卫辉。

　　刘姓，发源地偃师。

　　柳姓，发源地濮阳。

　　陆姓，发源地嵩县。

　　吕、谢姓，发源地南阳。

　　孟、孙、文、张姓，发源地濮阳。

　　蔡姓，发源地上蔡。

　　潘姓，发源地固始。

　　苏姓，发源地焦作。

　　吴姓，发源地禹州。

　　夏姓，发源地禹州、淮阳。

　　许、钟姓，发源地许昌。

　　姚姓，发源地濮阳。

　　叶姓，发源地叶县。

　　尹姓，发源地宜阳。

　　于姓，发源地在沁阳。

　　袁姓，发源地太康。

　　据说近年来民间热起来续家谱。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宗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谱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在门阀制度盛行的古代，是平步青云必不可少的阶梯，没有家谱要想当官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家谱是门阀制度下的产物。

　　步入新的时代，海外华人依据家谱寻根问祖，家谱从这个层面来讲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眼下国内各地也跟着海外华人掀起了续家谱热潮，纷纷到河南续接血缘，原本是同姓异源的也续成了同一血统，将地域民众共同祭拜的庙堂霸为己有，还美其名曰保护历史文物，闹出来不少荒唐之事，浚县城北的桑村庙就是典型的例子，多少有些门阀制度的影子，与同学会、老乡会等有些异曲同工，对国家有害而无益，国家应适当控制，不能任其无限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