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寺村的名字与寺院有关，历史悠久的耿寺村原来有一座寺院，叫“崇兴寺”，据说是一座很大的寺庙，占地4000平方米，寺内飞檐走兽、古柏参天、石牌林立，香客众多，香火很旺。相传在宋朝，有一位耿姓将军抗金战功卓著，皇帝要论功行赏加官进爵，但其淡泊名利执意要削发为僧，于是就在风景秀丽的汤河边盖了一座寺庙，削发为僧，这里就被称作耿寺村。

 

耿寺村的历史可以追究到春秋战国以前，如今耿寺村街上的这条道路可以说是一条“历史之路”，3000年来，耿寺村附近的广大地区连接着太行山和豫北平原，这里不仅是道路交通咽喉，而且还是当时水路交通的要道，羑河、汤河、泗水三条河流在此汇集，成为了水陆交汇的“枢纽之地”。这条古官道连接山东与山西，向东不远的平原上是南北的大通道，因此，这里自古就是战略要塞，是兵家必争之地。

 

耿寺左右的大片土地在古代叫中牟邑，最早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在公元前659年，修筑的一座城池。据《管子》、《国语》记载：“（齐桓公）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劝于中国也。”它起初是叫中牟城，后来升级成为中牟邑。从春秋战国时的诸多史料中可以得出，中牟城是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

 

中牟邑曾是春秋后期赵国的国都，赵国于公元前423年由山西晋阳迁至中牟邑，历经桓子、献侯、烈侯、武公、敬侯等国君，为以后赵国进取河北平原、攻灭中山、拓扩西北边陲疆域，乃至最后定鼎邯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牟邑曾为赵都达38年，是赵国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分界点。

 

中牟邑是当时的一座大型的军事化城市，《春秋》中记载：“晋车千乘在中牟。”千乘兵车在当时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兵力了。根据古代文献推断，千乘兵车应该配备十万人，可见中牟邑的规模之大。中牟邑地形像个口袋，背倚太行，面对平原，攻守进退都能自如，是当年赵国发展壮大的坚固基石。春秋战国时代，众多的故事典故，许多重大战争和有名的历史事件都与中牟邑有关。赵国建都中牟邑，为耿寺等广大汤河流域地区带来了赵都文化，与汤河的商周文化、邶国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厚重而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赵都期间，赵国民风慷慨，尚武且重利。由于长期处于战争，这里的乡民自幼就有习武之风，全民敬贤士、勇将，所以中牟邑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气息，春秋战国时期，中牟邑能臣、健将、义士、侠客、名儒辈出，多慷慨侠义之士，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牟邑之风”，流传至今。

 

 

现在的耿寺村，在汤河岸边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其中，以中牟邑最为著名，历史上有大量的史料记载。两千多年前，中牟邑就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耿寺、故县以及鹿楼地区都应是中牟邑的辖区。附近的冶铁遗址和大量的考古发掘都证明了中牟邑的存在，至今耿寺村还有柱国里等遗存。

 

年龄大一些的耿寺人都还记得在村南曾经有一座高大的石碑，上有“柱国里”三个大字，后来这座碑被垒进了桥下或房屋中。村里已有七十多岁的王老师对此有所研究，他说，柱国是一种官职，始于春秋时期，是掌管军权的高级军官，类似于总司令或总指挥，在春秋晋国就曾经有此官职。王先生介绍，当年，耿寺村应该是中牟邑的一个重要生活区，中牟邑的最高军事长官就居住在耿寺，所以，当时这里叫“柱国里”，里可以理解为街巷，耿寺是军官和军队集中的地方。

 

赵国在这一地带建都38年，历经四代君王，其中死后葬于此的不在少数。解放前后，耿寺附近后营、故县等村就时常挖掘出青铜器具和规制较高的墓葬，包括2016年在耿寺发掘的墓葬和车马坑出土了兵器、青铜和玉器，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可以推断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墓葬，也许这座埋葬埋的是耿寺“柱国里”的某一位将军也未可知。

 

 

耿寺村与春秋时代的晋国、赵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耿寺村是有一个杂姓村，村里姓氏繁多，姓韩、姓尚、姓周、姓王的居多，是一个典型的移民村。过去村里有一句谚语，叫：张王李赵夹一崔，中间有个石谷堆，就是说村里姓氏比较多，其中“石谷堆”指的是姓石的人家。村里有一个古遗存叫“石碑墓”，在村子的西南曾经有一座大幕，过去是又石碑的，墓主名字叫石碑，后来这座碑也不知去向。王老师介绍，老辈子人传说，这个叫石碑的人曾经是晋国的大臣，富可敌国，是咱们耿寺村人，他在晋国居官多年，后隐居在耿寺。三家分晋前，晋国国力衰弱，石碑把自己的财产都捐献出来，资助晋王，但仍然没有改变晋国分裂的局面。

 

春秋时期晋国究竟有无石碑这样一位倾家救国的“爱国者”还有待于专家考证，也许石碑这个名字是后来的误传，但耿寺确有石姓人家传世，石家人至今仍然生活在耿寺，村里人都说，他们就是石碑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