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壁烧瓷业自唐至元绵延500余年，其烧瓷窑场遗址分布在鹤壁集河两岸，面积达84万平方米。明嘉靖《彰德府志·卷一·地理志》记载,“瓷窑场，在鹤壁社。”1963年、1976年、1978年，河南省文物文化局工作队、河南省博物馆、鹤壁市博物馆先后三次对古瓷窑遗址进行发掘，出土标本之多，瓷窑品种之丰富、装饰之优美在我国北方地区罕见，确认鹤壁烧瓷业唐代初创，宋金兴盛，元代衰落。其间因社会变迁，鹤壁瓷器烧造呈现不同特点。

 

唐、五代：创始发展

 

唐代烧瓷业初创，窑场主要集中在鹤壁集柏灵桥东、北两侧，产品种类单一，主要生产碗、瓶、注子、盂、钵、罐等平民用品。产品粗糙厚实，装饰简单，仅有花瓣纹、弦纹、戳点纹及菱形纹等。如现藏于鹤壁市博物馆的唐代白釉碗1、2、3号标本，胎壁厚近1厘米，内壁四周及底部绘有简单的花瓣纹、戳点纹，外壁无装饰，且胎色深浅不匀，间杂黑色小颗粒。黄釉碗Ⅰ型标本呈灰褐色，有小气孔和夹层。白釉钵1型标本釉面污暗，底座为素胎。黄釉注子标本黄釉泛褐，仅装饰11圈戳点纹、4道凹弦纹。

 

五代时进入发展期，烧造工艺趋于成熟。烧造的瓷器胎质较细，胎壁渐薄，制作工整，器形端庄，产品趋于精致。如出土的白釉唇口碗、白釉瓜棱腹注子，二者均器形优雅，釉质细腻，釉面光亮润泽。

 

鹤壁烧瓷业初创、发展得益于时代环境。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人丁兴旺，社会稳定，瓷器由上层社会进入寻常人家，社会需求旺盛。同时经过历史的积淀，唐代传统瓷器烧造技术日益成熟。可能因处于初创期，鹤壁窑相关技术经验储备相对不足，产品多为简单、耐用的平民日常用品。五代时，因社会动荡，鹤壁窑处于缓慢发展期，故窑场规模、瓷器种类、装饰题材等均未有突破。

 

北宋、金代：繁荣鼎盛

 

北宋烧瓷业时进入繁盛期，窑场规模扩展到河两岸，并以鹤壁为中心形成了寨前、耿寺、寺湾、崔村沟等窑场，并延伸到大胡地区和淇河流域。这一时期鹤壁窑普遍采用匣钵烧制术和刻花、划花和凸线纹等新兴装饰法，以当时最为时髦的莲花、折枝花等花卉类图案和吉祥语装饰器身。生产的瓷器胎质细腻精致，釉面纯净均匀，造型优美秀雅，远超前代。同时为适应市场需求，新增了枕、碟、盏托、注碗、执壶、灯、盒等品类。如北宋晚期的儿童戏莲枕，通体施白釉，枕面中内凹，四周立面均绘有赭色带状卷草纹。枕面线条粗细相间，呈八棱形边框。边框内两小儿手执荷叶嬉戏，左侧小溪潺潺，溪间三朵莲花盛开，水草随波招摇。右侧细风拂柳，柳枝轻轻摇曳于儿童头顶，整体布局合理和谐。仿建窑的黑釉盏，通身黝黑光亮，并以棕黄色兔毫状流纹巧妙装饰，颇显古朴典雅。

 

金代烧瓷业持续繁盛，窑场遍及河两岸，产品由生活领域扩展到家居和娱乐领域，出现了枕、花瓶、笔筒等居家装饰性瓷器和哨、埙、人物等娱乐性瓷器。瓷器釉色以白釉为主，兼有黑釉、酱釉和黄釉，新增青釉、均釉、绿釉和茶叶末釉，注重窑变装饰。其间开始仿制定窑、汝窑和钧窑烧造瓷器，形成了刻、划、剔、印、绘、凸线纹、贴塑、镂空等系列装饰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剔花、白地绘划花最为盛行。白地黑花装饰法最具鹤壁特色，是鹤壁窑瓷艺的独创。同时山石、花草、水浪、动物、禽鸟纷纷登上瓷器，瓷器装饰更为精美。如金代白釉卧虎枕长34.2厘米、宽17.8厘米、高10厘米，全身浅红，虎斑蓝褐，蜷伏于地，前爪冲前，怒目龇牙，虎尾盘收。虎背为椭圆形枕面，中部下凹，白釉衬底，绘一古钱纹，边沿四角装饰以卷草花卉，外缘绘曲线纹，观之生动逼真。

 

宋、金烧瓷业的繁荣鼎盛得益于自身积极进取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北宋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鹤壁烧瓷业得以潜心发展。当时各窑场具有商业竞争与商标意识。他们在瓷器上烧制自己的姓氏作为产品标志。同时各窑场积极学习定窑、汝窑、钧窑和建窑生产技术并仿照生产，不断壮大自身。各窑场还积极探索并掌握了以煤当燃料的炉温控制、匣钵烧制技术和系列装饰法，故瓷器质量、花色品种大为提升。金代的持续繁荣得益于金大定四年（1164年）宋、金达成议和，此后社会相对稳定达30余年，加上鹤壁瓷窑属于民窑，生产自主性强，可据市场需求灵活安排生产。

 

元代：渐趋衰落

 

元代趋于衰落期。窑场规模萎缩，瓷器种类、样式和装饰锐减。主要表现为制作粗糙，产品粗笨，釉色欠佳、少光泽。装饰技法减少，缺乏艺术美。同时执壶、盏托、灯等传统瓷器以及仿定窑的白釉瓷器和仿建窑的黑釉瓷器相继停产，陈设性、娱乐性瓷器产量锐减。

 

特殊的时代环境导致了鹤壁烧瓷业的没落。一是元朝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手工业者沦为工奴并遭受严重剥削，鹤壁烧瓷业发展遭遇阻碍。二是南北交通已经贯通，南方官窑价廉精美瓷器大量运销北方，鹤壁烧瓷业发展空间受到挤压。鉴于此，鹤壁窑场只能烧制无需长途运输及特殊艺术要求的罐、坛、盆等用品。从此，鹤壁烧瓷人才流失、窑场衰败。

  （作者单位：鹤山区地方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