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我同事谈及商纣王时，他为商纣王鸣了很大的不平：“要知道，商纣王之所以这么坏，完全是后人的污蔑，武王说纣王昏庸无道的理由仔细看是非常好笑的，如说纣王好色，纣王的好色跟周文王比起来算个什么？？？？纣王五个妻子，两个儿子，周文王光儿子就100多个，谁最好色？？？？ 还有就是不信贵族信平民，这也是理由吗？？？？？？”    

    据查资料，商纣王之前将大军调去攻打东夷，武王反叛之时，商朝已无可用之兵，只得用奴隶仓促应战。要知道，奴隶只要给点甜头，是立马可以反水的，武王只需要答应他们事成之后给他们自由之身即可。。。。。

     而且商朝灭亡后，周朝对商朝的史料记载进行过系统的销毁，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印刷术，官史都是藏于宫中，被烧毁就没了的。。。。。商朝灭亡后，为何还有留恋商朝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两兄弟？？？？还有以物物交换为生，被称为“商人”的殷商遗民？？？？

      纣王实则是经过历史的误导，沉淀下来后就被后世文人越抹越黑，子贡就道出了真相“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纣王的无道，并没有宣传的那样，是因为一些君子瞧不起他，就将一些不好的事情全部推倒他身上。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实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说白了，很多就是将之前桀的不好的行为推倒他身上来添油加醋。。。

　　如顾颉刚亦做《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纣的罪恶在周人的《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了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了一事，东晋时增加了十三事，于是商纣就变成了自古未有的残忍暴君了。顾氏通过仔细的考证，彻底洗清了泼在帝辛身上的污水浊泥，还其本来面目，与郭沫若的论证相表里，使帝辛做为一个“武王”的形象重现人们面前。这也使孟子的纣王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的说法有了落脚处。 
下面来仔细分析一下《尚书》中纣王的六条“罪恶”（这之后全部是个人直接复制粘贴，但非常有道理）：“第一是酗酒；第二是不任用同宗兄弟；第三是重用奴隶；第四是听信妇言；第五是信有命在天；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注意，这可是两国交战时为了宣扬正义，鼓舞士气的檄文，按理来说绝对是应该有多少说多少，可是在后世将帝辛宣扬的如何残暴不仁，可是他的死对头周人，在征讨这个'独夫’的时候，居然只列了这六条就完了，所以说后世关于帝辛残暴的诸多传言其合理性，值得深思。
至于周王所列出的纣王的这六条罪状中，也不见的是全部属实的。

　　第一，嗜酒，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饮酒在古代是一种很享受的行为，各种史料也都说了，他肯定好酒，这条就认了吧。
第二，不任用同宗兄弟，这件事恐怕有蹊跷在里面，首先说商纣的哥哥微子，微子其实是商纣上代君主帝乙的长子，因为他的母亲地位低下，所以不能继承王位，而商纣的母亲是正后，所以他继承了王位。这在《史记》中有所记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宰，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要这样看来，恐怕商纣当初的继位是有争议的，同时造成皇族内部的分裂和疏远，形成这样不用兄弟的局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商纣这样做是很合理的，可以说是为了不留隐患而使兄弟相残。
第三，重用奴隶，《左传。昭公七年》也说：“纣为天下逋逃主。”意思是说他想办法招徕吸引外来奴隶，这也是古代奴隶主壮大自己力量的一种手法。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看来，商纣是打破奴隶主贵族“世袭”制，大胆地从中下层提拔新人，是中国古代勇于改革创新的先驱者。
第四，听信妇言，这一点也是值得商榷，宠信妲己这是肯定的事情，没人怀疑，但是说惟妲己之命是从却有些夸张了。纣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是认为他很昏庸，那你就错了，相反的，他还很聪明，《史记》中说他“资捷辨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这里说他，是一个能文能武，聪明善辩且非常自傲的人，如果硬要说妲己，这个年轻的女孩，把这样一个聪颖勇武、才华横溢的君主玩弄于鼓掌之间，使他言听计从，未免有些太高估她了啊！而且商人颇重迷信，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来决定吉凶休咎，这在近年来已经出土的甲骨文中是有确切记载的。妲己扰乱朝政的能力可说是微乎其微。
第五，信有命在天，列这一条就比较奇怪了，历朝历代有哪个皇帝不信自己是有命在天、真龙转世的？就连武王造反时也是打着顺天应人的旗号。
第六，不留心祭祀，这一条其实真的是冤枉他了，商朝曾经的确是有过不敬鬼神的传统，并且就在商纣的先王帝武乙时，曾经帝武乙命人做了个假人，起了个名字叫天神，跟他下棋，让别人代'天神’走，天神输了，就侮辱'天神’。还用皮革做袋子盛了血，高高挂起来，仰面射'天神’，戏称为“射天”。
可这毕竟是商纣爷爷辈的事情了，到了帝乙和纣王这一代，祭祀制度则已经重整并且是相当完备的，这个有后世出土的卜辞为证。
综上所述，纣王并非人们所说的是个昏庸残暴的君主，宋朝学者李慈铭也认为，仅就史料而言，纣王的主要罪行为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而已。

    而纣王为什么要杀九候，为什么又要拘文王，这恐怕都是有原因的。
在当时纣王旗下最大的三个诸侯，也就是的九侯、文王、鄂侯，当时被命列三公，看起来挺风光的，象三大护法似的，其实这三个人的实力都不小，都是有实力和商抗衡的，只是被商纣打败而伏首称臣，这时的形势有点象康熙年间三藩的架势，正所谓万乘之君以防千乘之王，康熙当年就想方设法撤了三藩。
纣王心里恐怕也是这个想法，他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之前，三个人里其中有两个都曾反叛，就是文王和九候，后来被商纣所伏，尤其是文王，他们之间表面是君臣的关系，其实呢，是有很深的世仇在里面的。
在此之前商纣的先王文丁曾经杀了文王的父亲季历，后来在商帝乙二年，文王挥师伐商，只是后来失败了。《古本竹书纪年》中所记：“（帝乙）二年，周人伐商”。
而在近年来出土的卜甲上也有'用踝商’三字以证实，《甲金字典》认为是“像人跪降献戈状”。说明姬周的确有对商动武、而后缴械投降的记录。
而且不仅如此，在商纣时期，也就是帝辛二十二年的冬天，曾经在渭水搞了一次大的军事演习，《古本竹书纪年》有载：“帝辛二十二年冬，大搜于渭。”这商纣干麻吃饱没事干，跑那搞什么军事演习？
渭水流域是什么地方，这是商、周两国的疆界所在，所以这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实际上是演给岐周看的。商纣的目的，显然是说以商之强大，尚不是你们所能抗衡的，所以也不要妄存斟商之意。
军事演习是二十二年冬天开始的，到了二十三年，就有了“囚西伯于羑里。”从年限来推测，文王很可能就是这次军事演习中已经被囚禁了起来。
这件事在《周易》中也有记载，《周易》正是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时所做，见于《震》篇：“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所以不难看出，商纣之所以囚而不杀，是有他的政治原因的，那就是把文王囚禁起来，做为人质。毕竟商、周之间的关系貌合神离，而且据说当时周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商纣，《论语。泰伯》中说周当时是“三分天下已得其二。”虽然可能没有写的三分已得其二这么夸张，恐怕也相去不远，否则怎么会吹此空穴之风。这你想啊，你周人这么坐大了，这还让商纣怎么睡得着，所以先关起来牵制住吧。
直到六年后才把文王放回故里，这一年文王已经是八十五岁高龄了，古人活到八十五岁，可谓是老之极矣，但是文王的心还不老，来年春天就率旗下的各路诸侯到入贡，表示臣服，但是入贡后的第二年就开始练兵于毕，又拜吕尚为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姜子牙，这在《古本竹书纪年》有载“（帝辛）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毕，得吕尚以为师。”
这样看来，周人图商，可以说是筹划多年，所以文王从此“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而又默默的壮大自己，这正如他流传于后世著名的战略思想“以杞包瓜”，正如杞树长大了，原先与杞树同园的瓜就会枯死一样，这可见于《遘。九五》。
这样看来，在文王眼中，殷商还暂时不是那时的周所能征服的，毕竟商纣有着强大的军队，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兵器，甚至还有一支强力军种“象队”，这在《吕氏春秋。古乐》有记“商人服象为虐东夷。”
提到东夷就不能不说商纣的功绩了，实际上商纣确实是位战功显赫有能力的君主，在其先王的时候姬周反叛、九侯反叛，东夷来犯，先王还曾经率军讨伐过东夷，却失败了，殷商数朝衰败，到商纣临位的时候可说是个摇摇欲坠的烂摊子，可就是这样，商纣硬是将九候和姬周打败，使其臣服，又率军讨伐东夷，并且获胜，带回了东夷人方君主的头颅。
恐怕也正是因为这场大战，令商纣实力大减，在近年来发掘出来的卜辞中我们发现商纣讨伐一次东夷人方需要200天左右的时间，这是一件非常劳民伤财的事，虽然最后商纣带回了人方伯的头颅，但是对商的军力和国力都是极为耗损的，因此《左传》中是这样说的：“纣克东夷而损其身。”

    前有姬周虎视耽耽，后有克东夷而损其身，这还不算完，又有一个被后世认为是周灭商的最大功臣出现了，他就是胶鬲，也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举于鱼盐之中”的主人公。

　　传说胶鬲当时居于商，获利于鱼盐，但是有一次无意中的机会被来商的文王发现，觉得他是个人才，就向商纣举荐他，后来做了商的官员，同样也成为了文王放在商纣身边的一枚棋子，和当初成汤灭夏的伊尹诚为相似，于是继“伊尹比而亡夏”之后，就有了“胶鬲比而亡殷。”出自《国语》。
《国语》中说“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这里居然同时提到了妲己和胶鬲是亡殷的主因，是他们二人朋比为奸吗？其他史书却再也没有提起过，令人遐想多多。
其实除了胶鬲以外，还有一个人参加了这次叛商的大业，他就是商纣的哥哥微子，也正是当初因为母亲不是正宫而与王位失之交臂的帝乙的长子。
《吕氏春秋。诚廉》篇说，微子与周大臣召公歃血为盟于共头山，周许诺微子世为长侯，守殷常祀以及相奉桑林，私有孟渚之利。至于说誓盟的目的是什么，没有记载，但是从周人许诺了微子世代长侯继之，并奉有桑林之祀，私有孟诸之利这些来看，那他是不是也要做些什么呢？
《荀子。成相》中载：“纣卒易向，启乃下，武王善之，封于宋。”细绎文义，牧野之战中，纣王的军队投降，反戈击纣，微子启便下车而降，说明其与武王合谋之事成功，武王称赞他，并且给他封邦建国。
这么说来微子参与助周伐纣，恐怕不假，近年来陕西出土的铜器铭文，其中的史墙盘铭云：“青（静）幽高祖，才（在）微灵处。雩武王既殷，微史（使）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卑处。”
关于这段话，近代学者赵诚在《墙盘铭文补释》中是这么解释的“微氏高祖早在文王时代就已暗地归周，所以生前'在微灵处’，死后遵为'静幽’，以示安安静静地呆着，像五体投地那样地臣服于周。不仅没有以军队助纣反周，还可能有过保卫文王或周国的业绩，建立过功勋，所以称得上是周王朝的得力辅助，上帝赐给文王的大屏。从这种意义上才能理解'静幽高祖’是周王朝的有功之臣，当然值得称道。”
《尚书。牧誓》中也提到过助周伐纣的八国中有微国，正是有了微子和胶鬲这二人，才有了《盐铁论。相刺》中说的：“纣之时，内有微、箕二子，外有胶鬲、棘子，故其不能存。”这里把商纣之亡归罪在这几人身上，恐怕也不无道理。
所以商纣的灭亡，就是怎么排也排不到妲己身上，但是所有的脏水就是一个劲的往她身上泼，是要警示什么，还是要掩饰什么，只有散播谣言，颠倒是非的人自己心里知道了。
两人的结果是：《史记。殷本纪》：斩纣王之头，接着就是“杀妲己。
殷商之覆灭到底是姬周复仇，'以杞包瓜’的思想、筹谋多年？
还是因为本身商纣即位非长子的不合理，而埋下的祸根，毕竟数千年的时间已经过去，想真正还原历史风貌，仅凭几本争议辈出的史书文字，和为数不多的出土器皿做佐证，这有困难。
予胜者以高歌，给失败者以污蔑，希望以后能出土更有证明力的史料，澄清岁月的尘埃，还历史以真相。（选自《查看了很多史书后发现,妲己并非蛇蝎女,商纣也并非那么昏庸.》）

 真实的商周之战(节选自<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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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丁、沃丁、太庚、盘庚之类，带着“甲乙丙丁戊”的序号，好像“亨利四世”、“路易十三”一样。这是什么呢？有人说这是天干地支组合起来的日期。当时没有阿拉伯数字，日期的记数就以干支循环来标识。这一纪日法，被后代沿用了三千多年直到近代。所以，商王死时的干支日，就演化成武丁、武乙的名号，作为死去商王的称谓。 
另一种说法是，商王的“骨灰盒”进入宗庙时要有一个编号，叫做“庙号”，也就是武丁、武乙之类。人们依照这些骨灰盒编号，给他们排定祭祀的时间。随着死掉的商王越来越多，到了商朝末期，完全祭祀一遍祖宗，需要一年时间（商纣王大约可以体会到“历史的沉重感”吧）。 
“骨灰盒”编号为武乙的这位爷进入祖庙的时候，天下已经不甚太平了。由于上武丁死后的五六十年间缺少大的对外战事，西北地区的方旨方、羊方、觑方、周方等方国开始陆续反叛——这是国家忽略兵事的恶果。并且，跟商王同宗的一直很乖的东夷人也不知撒了什么臆症，突然侵入王畿。 

武乙活着的时候，为了集中力量对付离自己近的东夷人，被迫结盟于西北的周方人，委任周人帮助自己安定西疆，这才腾出手来压服了东夷人。然而周人趁机开始在西北抢地盘，自我壮大。他们在周侯“季历”的领导下，以陕西岐山为根据地，灭了附近的程国，活捉了义渠首领，自此声威大振。季历为了表示他的军事行为是奉商王旨意行事的，就带了贡物来商朝朝见武乙，表示臣服于商。据《诗经》说他是骑了马去的。武乙非常高兴，出于安抚，便赏赐给季历三十里土地、美玉十双、良马十匹。 

我们知道，商王朝直接管控的疆域不算太大（王畿千里），受其物质能力所限，超过这个限度，就没有实力去管控了。所以武乙要借助“周方”帮他管控西方。凭借着周侯季历的协助，武乙的将领终于平叛了西方闹了好多年的反叛方国们，商王朝恢复了稳定。不过，周国也从此成了商人无法拆除的一颗定时炸弹，尾大不掉，令商朝无可奈何。 

武乙的儿子文丁继位以后，为了解除周人的威胁，采取怀柔政策。周侯季历趁机继续扩张，征伐山西长治地区的余吾戎，余吾戎败而降周。季历向文丁报捷（献上俘虏和战利品）。文丁嘉封季历为“牧师”，牧师有地方伯长的意思，专征伐权。文丁希望季牧师帮他安定边陲。季牧师于是又征始呼戎，始呼戎败而降周。过了几年，季历打败“翳徒戎”，把三个翳徒戎大头目送给文丁献捷。文丁看季牧师越来越厉害，感觉不是好事，干脆突然囚禁了季历。 

季历本来没有叛商的想法，一气之下，就气死在商都朝歌。古书说“文丁杀季历”，就是这回事。《竹书纪年》：文丁杀季历。文丁杀季历的作法没能阻止周人力量的发展，相反，周人与商朝的矛盾加深了。季历的儿子姬昌接班之后，昼夜磨牙，作磨着报复商王朝，最终成为未来商朝的掘墓人。 

文丁时代，商周关系冰火不容，商王朝已然风雨飘摇。不过文丁还是铸了一个商朝最大的鼎，也是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献给死去的母亲。 

文丁的继任者是“帝乙”（纣王的爹），在位时，东夷地区的“人方”发生叛乱，为了不至于东西受敌，就把文丁的一个幼女，生得美丽端庄，嫁给了西边的姬昌，向姬昌所代表的周人致歉，说我们一时没照顾好你老爹季牧师，使他死在我们那儿了，抱歉抱歉。《诗经》描述了这场隆重盛大的婚礼。周人还在渭水上用舟搭了一个浮桥迎接新人（用绳索连起好多船，横贯河上），诗中还创造了“天作之合”这个词。 
在武丁死后约120年，武丁的六世孙、武乙的四世孙、文丁的孙子、帝乙的儿子——大名鼎鼎的“商纣王”同志在河南安阳隆重继位了，时间是公元前1075，已有五百年的商朝历史走到了尾声。 

早从纣王的老爹开始，东夷和周人开始从东西两个方向寻衅进攻，商王朝与周边方国历代积累的矛盾至纣时已尖锐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并且从纣王的爷爷文丁时代起，连连遭受自然灾害，王畿地区的洹水“一日三绝”，商朝经济与国力日渐衰弱。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每次改朝换代，总伴随着气候的大波动，不是有了酷热旱灾，就是气温骤低导致北方游牧部落为寻找粮食、草，南下侵袭。商朝末年跟夏朝末年一样，也是干旱少雨。为此，纣王没少求雨，他的祭祀系统比从前历代都更完备，祭祀得也更勤勉。 

至于纣王和妲己的事，也是一段佳话。妲己来自商王畿以南一个小国——有苏国(在今河南武陟)，因地小人稀，出产不富，凑不齐贡赋，就把妲己送来顶数了。妲己明眸皓齿，成熟妩媚，外表性感丰满、风姿绰约，长得可能有点像李玟，英文名dada，又娇又艳，风情万种，很有浪漫的特质。 

据说纣王能“倒曳九牛，扶梁换住”，就是同时倒拉好几头公牛，托起屋梁，让人在下面换柱子，至于搬个大鼎之类，也不在话下。这段是依据《帝王世纪》曰：帝纣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有苏氏叛，纣因伐苏。苏人以美女妲己奉纣，纣大悦，赦苏而纳妲己为妃，常与沉醉于酒。

    如此身手矫健，必然体魄俊美，属于俊帅型的美男，有着伟岸俊逸的身形，高贵俊朗的气势，全身上下在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贵族气度。他头上戴着王者的“雀屏冠”，冠型高耸，如孔雀开屏，上部张开宽幅近半米，用众多玉饰组合而成，好像一面太阳灶。所谓“雀屏冠”，商代出土的玉石人像有体现。此外还比如西北岗1550号大墓内一具殉葬人额际，有百余枝骨笄呈扇形排开，笄群下的人头左上方横置一剑形小玉器，头顶偏右又横置一玉笄，脑后部位有一堆绿松石，颈部一侧有一玉兔饰品，推测该人原戴着一顶华冠，冠身遍缀玉石饰物，冠顶前方满插笄。纣王的耳环没有像后世那样穿在耳洞里，而是垂在玉冠下面直达耳际。纣王上身是交领的丝衣，向下直垂过膝。下身是商朝人常穿的“旗袍”，前后两片，两侧有缝。里面光着大腿，小腿上用皮革裹了（绑腿），脚上是革制高统靴：平底无跟，靴头上翘，穿之有练达英爽气概。 

妲己穿的则是平头丝履，站在堂下卓然不群，身上的丝衣和远古时代的几缕阳光，轻轻贴在她柔软而光滑的肩头。虽然被当作贡品推出，态度依然从容高雅不可撼动，仿佛见了龙虾也不迁就，在一霎间，纣王彻底被她迷住了。 
“你叫什么名字？”纣王的嗓音突然低了八度。 
“禀告纣王，贱妾名叫妲己。”如同铃声一样清脆的声音，猛烈地拨动着帝纣的心弦。与此同时，有苏氏的使者偷偷地擦着他们脸上的汗珠，长长出了一口气。 

纣王让妲己走进，妲己脱掉小袜，款款举趾，走上席子（脱袜上席是商周的礼数）。妲己侧跪下来，给纣王倒酒。一双眉目传情的大眼仿佛注满了欲溢不的秋水：一顾盼，一转睛，有千言万语；两瓣红红的樱唇似微闭又似紧锁，鼻翼随着轻轻的呼吸和那一起一伏的胸脯耸动，颤抖着无限的挑逗，纣王完全晕菜了。与妲己相比，后宫中的所有妃子都愚蠢粗俗得不值一提。“朕直到今天才知道，以往的人生其实全是虚度。”（当时的商王已自称朕） 
    纣王体会到了难以言传的爱意。他下令在商都安阳以南一百多公里的朝歌(河南淇县)，按照当时流行的夯土高台上起宫室的设计，建造了观景用的鹿台。台子周长三里，高达近千尺，上面修了殿宇，从中可望云雨，简直是中国的金字塔。而在更远的沙丘(河北平乡)他又造了一个很大的苑圃(古代动植物园)，饲养珍禽异兽，并建立了酒池、肉林两个著名景点，也就是古书所说的“灌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奔其中”，这是大家都知道并且向往的。 

鹿台宫殿 
纣王经常带着妲己往来于鹿台和沙丘，这固然可以理解为纣王贪图享乐，也可见的出商王朝积累了五百多年财富的殷实。 
受妲己影响，纣王也开始对流行乐感兴趣。他派音乐制作人“师涓”四处搜集乡间小调，把它们加工成风格轻快的新歌曲，以便给妲己出专辑。音乐配器是青铜的钟、铃、磬、钲等多种组合，为了演奏好这些复杂的乐器，制作人还事先排练。不料，人们听到妲己的专辑之后，都皱起眉头，管这叫“靡靡之乐”。 
纣王和妲己不管这一套，他俩不喜欢主旋律的雅乐（用于祭祀的），嫌它们沉闷。纣王说：“给死人听的，怎么适合给活人听？！”为了逼着乐师们有所创新，纣王把他们关进“宾馆”，直到写出缠绵迷魂的给活人听的流行乐才放出来。史记说：纣王的师涓作的是“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后来周武王在《史记。周本纪》中数其罪状，斥为“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楚辞章句》：“师延，殷纣之臣也，为纣作新声。”师延被纣王关禁起来，作出新声，事见《拾遗记》。这些东西被后来道貌岸然的儒者斥为“靡靡之音”东东西，应该跟我们现代常听的“魔镜魔镜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没什么区别。纣王妲己给当时音乐界来了一次革新。即所谓纣王的“新声”。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纣王和妲己互相依偎着。在月朗星稀之刻，俩人手里摇着荧光棒，欣赏着鹿台上宫女们的曼声柔唱。鹿台上面撒着清光如水，美人们飘摇起舞，一种梦幻般的韵致，使他俩通宵达旦，忘记身在何世。 
平心而论，纣王宠爱妲己，也算不上什么淫乱好色，比起从前武丁的六十几个媳妇，比起未来皇权社会的三宫六院，还来的惭愧呢。贵族专制原本就是要塑造一些奢侈淫乱之徒，只要不过分就行了，我们不能要求纣王一个姬妾都没有。 

另外，对于纣王的鹿台、沙丘，我们也要辨正地来看。须知，粮食是一种不可长期储藏的东西。粮食大丰收，国库充盈的时候，埃及的法老和中国的商王就开始动用脑筋了，他们用粮食做工资，招募大量人夫，去修建金字塔或者鹿台沙丘。把容易腐败无法保存的粮食，转化成恒久耸立着的建筑。这是一种财富向另一种恒久财富的转化。 
看看埃及现在的旅游业，当地人还在享用着金字塔带给他们的旅游财富，可见法老王的聪明。法老时代人们的劳动，饱含着远古的太阳能，一直传递消耗到了今天。 
所以，奢侈一把是可以的。但是，像夏桀、纣王时代，国力已经虚弱，再修鹿台、琼室什么的，就得不偿失了。但纣王酷爱妲己，管不了那么多了——就像一个穷大学生，为了追MM，宁可当掉裤子。

    那个时代，有个姓是件惊天动地的事，比拿美国绿卡还难。轩辕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得姓者才十四个。贵族们还不够分呢，一个研究种地的家伙，被赐个姓，算是洪福齐天了。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姓的。有了姓，则意味成了贵族，就可以直接统治一块封地。“姬”姓的后稷的封地就在今陕西武功县一带。 

大舜给治水有功的F4组合颁布了姓，就在大禹的催促下高高兴兴地下台死了。大禹开创了虚无之中的夏朝。 

后稷懂得与时俱退，为了不给大禹家族捣乱，当商祖子契东迁去了山东，后稷也西迁去了陕西渭水流域，而伯益勇敢地留了下来，接大禹的班当了三年见习天子以后，被大禹地儿子夏启干掉。这都是以前说过地事情了。这也就是F4的最终结局。大禹开创了夏朝，子契的后代开创了商朝，后稷的后代开创了大周，伯益的后代建立了秦朝。 

后稷没有辜负“姬”姓这个伟大字眼，因为他的姬姓后裔们呆在西部，没有闲着，他们顽强地摸索着，正在一截一截地，去点亮另一个光辉的朝代——大周。 

到了商朝末年的“坏蛋”商纣王时期，种地英雄后稷的后裔已经传到了第十三代孙，即是老谋深算的“姬昌”。 

姬昌领着大伙在陕西岐山脚下的一块风水宝地大力发展农业。此地后来听见了凤凰打鸣，所以现在叫凤鸣，属于宝鸡地区（诸葛亮和司马懿二十万大军对峙一百天后死掉时的五丈原，也就在岐山）。 

虽然姬昌的爹，武功赫赫的季牧师（季历）被商王文丁杀害，含冤而死（事见前文），但是姬昌轻易不敢发作，因为他所领导的周方偏在西陲，相对落后，不敢直接跟商王朝叫板。周方的青铜器和文字都落后于商王朝，甚至根本就是空白。它的社会组织也偏于粗浅，表现在法制还不完善，譬如那些犯罪的人，姬昌就让他们背着个木牌，上边画上所干的坏事，立在交通路口罚站，教育过往群众并且羞辱自己。同样另一个成语“画地为牢”也说明了周国监狱系统的不成熟。这些都体现了当时“周方”社会的原始性，却被后来的学者们理解成优点，用于歌颂姬昌仁义爱民，轻刑布德。其实一个国家刑罚的完善程度反映了它文明的程度，这些“仁政”只能说明姬昌的社会还停滞在神农时代的水平罢了。 

若干年后，周人入主中原，才算搞出了完备的法令。他们把商王朝的五刑体系加以学习和继承，终于织成了细密的法网，规定可判脸上刺字的情况有一千条，割鼻子的有一千条，砍掉一千条，去势的三百条，砍头二百条。《尚书·吕刑》：“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 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看这架势，丝毫不比他们所讨伐和批判的商王们手软。历代商王所能想到的各种人体细部和关节，周王朝也都利用上了：杀头、割鼻子、去势、砍膑、刺字、锅烹等等，一样也不比被它指摘为“暴虐于百姓”的商朝（含商纣王）少。不过，“凌迟”这种最残忍的刑罚，当时还没有发明，总算是给后世的皇帝们留下了一点施展创才华和创造力的空间。 
姬昌在岐山居住的房子也颇原始，接近于神农时代，根据现在的遗迹显示，多数是坑屋。不过西伯不住这样的地方，他是地面建台子，台上竖起宫殿，宫殿屋脊还盖了瓦，但仅限于屋脊，其它屋顶部分还是茅草和泥

     可见，之所以美化周文王的仁爱形象，而连死人的白骨都受到他泽被，并且放大纣王的暴虐，无非是后代学者想把周文王描述成以善讨恶，以正伐逆，把方国进攻中原的实质变成大快人心的吊民伐罪。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崇侯虎观察周文王的动向后，不敢怠慢，跑去向纣王做了汇报，所说的内容一定不是司马迁记载的那样：“周文王积德行善，诸侯们都感怀他的恩德，这样下去，将不利于纣王您啊！” 

事实上，如果崇侯虎是这样讲，那纣王反而应该高兴。一个国家想要对中原构成威胁，靠的是富国强兵的具体政策，而不是只行仁义。如果周文王真的“笃仁、敬老、慈少”，语出《史记》。只会成为野蛮四邻——特别是戎狄们掠食欺侮的对象。 
所谓一行王道仁义，就会无敌于天下，不过是儒家理想化的学说罢了。儒家应该从“暴秦”并吞六国成功的原因上，修正一下自己的理论了。如果按照儒家的观点，大清朝灭了明朝，也是努尔哈赤在关外行仁义的结果喽。你还真别说，大清兵一路杀人如麻，占有中国之后，学者们还真把它成功的原因说成“深仁厚泽，遂有天下”，跟后代学者之美化大周一样。 

事实上，根据《尚书》记载，崇侯虎带给纣王的真实消息应该是：周文王每天处心积虑于政务，往往忙到太阳过了中天才想起吃上午第一顿饭。周国拼命发展国力，累年对外扩张，走上了战时法西斯的道路。与之相邻的大国诸侯都感到了周的威胁，小国则处于朝夕不安又无可奈何的境地。总之不是行仁义，而是务攻伐。《尚书》上说周文王：“自朝至于日中仄，不遑暇食。” 又云：“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 《帝王世纪》也说：文王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 
崇侯虎劝纣王说：“帽子即使变得破旧不堪，也应该压在脑袋上面。您是一国之主，现在必须早作行动，维护您的帝位。” 崇侯虎这句话出自《淮南子》、《太公兵法》：“冠虽敝，礼加于首；履虽新，法以践地。可及其未成而图之。”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依旧不敢轻信司马迁的版本。司马迁《史记》说，纣王听了崇侯虎的分析，立刻采取行动，宣周文王赴商都见驾，然后一举把周文王囚禁在国家监狱“羑里”。周文王手下的人送来宝马美女，纣王却又立刻笑逐颜开地释放周文王，而且放虎归山不算，还赐他弓矢斧钺（资粮于敌），命他作西方伯长，专征伐权，随便在西方开疆拓土，殴打其它诸侯。好像纣王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似的。 
如果纣王真是这样愚蠢不堪，那我真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了。他实在是个太弱的对手，不是亡于周文王，也足以被任何一个心存不轨的方国，轻易拉下马来。不等周文王来收，商朝早亡了好几次了！ 
而司马迁也太低估一个管理着诺大帝国的王者的DNA了。事实上，纣王是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击溃并捉到了周文王，并且在囚禁之后很可能杀死了他。欲知具体过程，请看下回分解。

        按照《尚书大传》《诗经》的记载，以及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承认，周文王（姬昌）在陕西西部宝鸡地区岐山大本营称王后，第二年就急不可待地发动一系列军事进攻，表现的非常好战，而见不出行了哪些仁义。《史记》：“明年，伐犬夷。又明年，伐密须。又明年，伐崇侯虎，而徙都于丰。” 周文王首先攻剿了犬戎（岐山附近地区），然后向北七十公里进攻甘肃灵台地区的“密须”，以及甘肃泾川地区的“阮”“共”等方国。这些战斗使得周文王解除了自己在西方、北方的后顾之忧，跟努尔哈赤先行统一东北的路数一样。 

　　须知，周文王所在的陕西省南部渭水两岸，四周都是群山，号称有四塞之固，形象地被叫为“关中地区”。只要扫清了这一地区的商王朝势力，就可以割据“关中”（后来的秦国、刘邦都是从这里建国起家，再俯冲中原的。这确实是王业之基，占了地利的优势）。 
于是，周人在攻破犬戎、密须、阮、共之后，又组织了对西安地区（户县）的崇侯虎的征伐，以求整个占稳陕西的“关中之地”。 

崇侯虎作为崇国的诸侯，是商王朝插在陕西腹心的一颗钉子。崇城的防御设施庞大而坚固。周人们把盾牌拼在一起，举在头上，形成一个顶盖。在顶盖下，士兵们像团乌云一样向城门推进，头上听到无数石块、飞箭砸下来的声音。周人进攻了三十天而崇不降。《左传》：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周文王命令周军撤出战斗进行整顿（据司马迁说又是修文德去了，修完文德，崇侯虎就投降了）。其实按照《诗经》的描述和《左传》记载，周人暂停攻城，却是去建造了大型攻城器械，然后集中兵力，修筑土山，从土山顶上用长钩、云梯、临车、冲车等大型攻城器械（前三种是靠近城墙，从上方进行殴打，后一种是从底下破坏城门），一举攻克崇城，灭了崇国。崇侯虎战败被诛。整个过程中，显示了周人可怕的嗜战决心，被他盯上的地方，不被整个端掉绝不收手。他们满眼放着的，是狼群在夜里凝视你时、朝你冲锋前的，充满死亡暗示的冷凶之光。《诗经》记载这次战斗说：“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提到了长钩、云梯、临车、冲车等大型攻城器械。“攸馘安安”是说斩的首级很多。 

接着，周文王组织军事力量全力向东发展，长驱六百公里蹈袭山西长治地区的“黎国”，此地东距商朝别都朝歌（河南淇县）只有一百多公里，气势夺人魂魄，直接逼迫商纣王之性命。无怪乎商朝上下大为惊慌，大臣祖伊在向纣王跑着报告这一消息时，竟然惊呼：“天既讫我殷命。”上天要terminate（终结）我们了！怎么办啊，纣王？祖伊大呼这段依据《尚书·文王戢黎》。 
纣王这时候肾上腺激素明显激增，秋天就要驻进他的内心。纣王知道，秋天将遗弃所有顾虑重重的人，朕如果缺乏志气，秋天也要遗弃我。 
纣王召集左中右三师常备军以及勤王诸侯军，在山西黎城相会，争夺已被周文王占领的黎国。到了指定的相会之期，纣王率领全副武装的万余名王军，戈矛林立，戒备森严，举行了军事大检阅。木轱辘战车（两马驾辕、每轮十八根辐条），往来趋逞。千万不要以为木头轱辘不好用，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大量炮车、马车轱辘还都是木头的呢，一样南征北战地跑。 
纣王战车上的重装武士手持三米半长的大戟（念几），身披牛甲，弯弓拈箭，军威严整，士气高昂。这些训练有素的武装把旁观的诸侯看的目瞪口呆。纣王身旁净是力胜百牛的猛士，包括当初F4中凿井英雄、东夷人“伯益”的后代——飞廉、恶来父子。 

恶来在《封神演义》里是一名文官，其实不对。据史料记载，恶来“足走千里，手裂兕虎”，有万夫不挡之勇，他应该是站在战车上，手握三米长的青铜戈。戈的样子像一把长柄大镰刀。可以上下挥舞，用横枝劈啄人的脑袋，也可以在两车交汇时横擎着，拿戈尖啄人胸口。戈的刃部（即镰刀刃部）可以割人柔弱的脖子。所以戈是兼有钩、啄、割功能的兵器。当然，戈还可以拨开挡住车轮的小障碍物。戈的不足在于杀伤创面小（啄和钩的受力点小），攻击面积也小，如果站在车上，车驾驶得不好，互相的戈谁也够不着谁。所以戈的攻击效果未必比弓箭好。

    恶来的腰间还挎着护身短刀（当时还没有剑），刀把上都是五颜六色的宝石嵌着，晶莹夺目。恶来上身穿皮制的衣甲，下身皮质的甲裙，甲都是小块牛皮连缀起来的，牛皮块上有青铜泡。这就是所谓的甲胄——甲是身上穿的，胄是头上戴的。虽然甲都是牛皮的，胄却很多是青铜铸造。 

大决战开始了，周文王军这一次终于尝到了第一滴血的苦涩：纣王及其诸侯联军弓强矢劲，战法高明，人多势众，又是主场作战，把千里远道而来、孤军深入的疲敝的周军打得狼奔豕突，哭爹喊娘，上了人生宝贵一课，明白了造反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也不是施施仁义就能一鼓而下的。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大战了n个回合，周军彻底溃散（注意这个n个回合不是两军主将互相冲刺单挑的回合。当时车战的形式是：车子排成横排进行冲锋，与敌车交合时候开始相打。随着车子交错而过，双方还得再兜回圈子从新列队再冲锋，这算是一个回合）。 

周人溃散以后，想逃回千里外的本国，实在不是那么容易，在商人追击下，面临覆灭之灾。正这时候，周人的军师姜子牙在东夷救了这些残兵败将一命。姜子牙以一名间谍身份，打入遥远的东夷地区从事策反工作。 

在姜子牙的策反下，东夷人趁着纣王主力西出与周文王会战黎城，骚扰了王畿地区（就是都城一带）。纣王大军于是放弃追杀周人，拐回头向东进发，讨平了反叛的东夷人。然后押着周文王凯旋而归。周文王被押解到王畿地区的汤阴县（岳飞的老家，河南省北部），关进国家监狱“羑里”（念有）。 

周文王在监狱里，也许被带上了古代的手铐脚镣——“桎梏”（念至固）。所谓桎，是一条绳索，上连脖颈，下系于腰，中间系着反背在身后的手（倘是女的，手就在胸前）。梏，则是连接两脚的绳索。在狱中，商人也许对他进行了必要的说服教育：一边用竹板拍打他屁股，一边询问他造反（准确的说是入侵）的思想根源。商人可能是这样说的： 

“哈哈哈！造反好不好玩啊？说来听听！说来听听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为什么老是、老是、老是、老是、老是不说话呢？”注意，在问的时候声调伴着竹板的打击一起一伏，摇曳和谐。 

可怜的周文王被挤兑得面红耳赤，但是否进行了检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据司马迁说，周文王在“羑里”蹲监狱时并没有闲着，他和现代服刑人员一样，也抽闲暇攻修了专业课程。他那时比现在好，没有什么书可看，文科就是一些政府文件（后来被整合成《尚书》），理科呢，就是“八卦图”。西伯脑子好使，蹲监狱期间潜心揣摩《八卦》，终于研究出了“八八六十四卦”每卦的喻意，写出了每卦的爻词，其间熔炼了物理、化学、医学、天文、社会、宇宙的大知识，成为继那个半真半假的妖怪“伏曦氏”（始作八卦者）之后我国又一学术带头人。 

不过，“周文王演易”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当时的文字还相当不够完备，写不出《周易》一书，一些卦辞如“伯和篡位立”是周文王死后才发生的事情，怎么会是他写的呢。周文王虽然被后人说作是“长着重瞳子和四个乳头”的异人，《帝王世纪》曰：文王昌，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但也未必就能预见身后，否则他就不会被抓进监狱里来了。周文王最遗憾的事，就是自己草率兴兵，孤军深入，鸡蛋碰石头，大败于山西黎城，被抓进了监狱。而且论者认为，最终他被英明的纣王“卡嚓”一声杀掉了 

周文王的儿子发，在陕西岐山老家听说老爹被卡嚓了，立刻哭着接了老爹的班，是为周武王，在未来的伐商战役中他总是携带着老爹的木主（灵牌）在车上，借木主以激励战士。并且周武王给战士训话也一再疾言其父无罪，反复嚷嚷道：“予克纣，非予武， 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尚书·泰誓》。意思是，我若能战胜纣王，并不因为我武功强大，而是由于我父亲文王本来无罪（纣王杀了他，我们来报仇）；纣王若战胜了我，那也并不证明我父亲有罪，而是出于我的无能。总之是一再嚷嚷我父亲无罪。如果周文王是向主流史书写的那样，安享天年地死在老家岐山，他儿子当不必拼命辨说他无罪。

     周文王战败，被杀死于“羑里”监狱，周人以为奇耻大辱，不忍言之，后来就采取避讳的办法，在史书里费了好大的劲，把周文王“弄”出监狱，回老家去驾崩（这就类似耶稣被钉死以后，人们出于好意，又传说他的复活一样）。 

后人具体让周文王出狱的办法是——后人说：周文王蹲监狱期间，各国诸侯纷纷自我捆了，也要求住进监狱来。纣王害怕了，一看文王人缘这么好，赶紧把他放了吧，放猛虎归山吧。这个说法来自《左传》，谁信才怪呢。首先，诸侯不会自捆，没这么雷锋。若周文王真有这么大号召力，商纣王就更加不敢放他了。 

到了汉朝，一个爵号为淮南王的人（刘安）给出另一个solution，他请周文王的属下拿着玄豹、黄罴、青豻、白虎的皮子一千条去赎周文王。纣王见财起意，抱着这些皮子舍不得不放，下令释放西伯。几十年之后，另一个学者司马迁觉得刘安的这些山货拿不出手，就把礼单改成了美女和宝马。于是纣王见色起意，整天骑着美女搂着宝马乐（对不起说反了），放了文王。还是司马迁一笔改的高明，一下子就把纣王的高大形象给搬倒了，成了贪恋女色的蠢徒。不愧是大手笔。 

到了晋朝，热心的晋朝人又在帮周文王想更有创意的脱身离狱办法。一个叫“皇甫谧”（念密）的医生写了一本史书，叫《帝王世纪》，书中设论说：“圣人是不会吃自己孩子的肉的。”（这大约是这位医生的研究成果）。 

“我们请把周文王的儿子烹了，做成肉羹给监狱里的周文王吃。如果他吃了，说明他不是圣人。既然不是圣人，那对我朝也就没有什么危害，纣王您可以放了这个俗人回老家去。”有人建议说。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于是，纣王命人烹了周文王的儿子（伯邑考），送给周文王吃。周文王一闻不是味儿，但还是含着眼泪把儿子肉吃了。纣王一看，他是个俗人啊，居然吃儿子肉，不是圣人来的。那就放了回周国去吧。周文王于是侥幸脱身了。这个故事更是不可信，因为提建议的人到底是想帮文王还是害文王呢？想帮的话，却牺牲了文王的儿子，古往今来还没见过这么帮人的，而且把文王儿子杀得那么残忍。想害的话，任何人都知道文王必是吃不出那是儿子肉的，势必将被释放，则又害不成。 

不管怎样，纣王的形象越到后代越被糟蹋的厉害，体现了人们想象力的进化。晋朝医生“皇甫谧”的这一神来之笔，立刻使纣王没了人性：活生生地烹人，逼着人吃儿子肉。 

后来到了唐朝，人们还在关心周文王蹲监狱的事，想帮他逃出来。大散文家“韩愈”先生也动了脑筋。此人自己当奴才不算，还在诗中替1800年前的周文王写 “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乞活文字给纣王看，要求纣王饶了他，放他出去。结果把后来的鲁迅先生给气得要命，大骂这是“奴才文学”。 

其实，当时周文王已经称王，与纣王平起平坐，属于公开反叛，纣王抓住他是不会轻易释放的。到底周文王是被纣王杀了，还是按照“送山货、送美女、吃儿子肉、写乞活文章”等等几种方式侥幸出了狱，随便您自己挑选。这些事情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披开那些令人心乱如麻难以解读的典籍文字上覆盖的灰尘，对纣王的所谓“荒淫无道”要有一个清醒客观的认知，对周文王的“来远怀众、仁名远播”也要保持审慎态度。崔永元不是教育我们吗，不要轻信别人的话。

现在我们说说姜子牙。据《封神演义》的神话故事说，姜子牙一直在昆仑山“元始天尊”驾下当道士——不过当时还没有道教——姜子牙当了四十年“道士”到了七十二岁才闹明白这一点，只好放弃当神仙的想法，下山了。姜子牙来到纣王的朝歌，经人介绍与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处女相恋并结婚，然后从事无照贩卖工作。因为不了解市场行情，第一次贩卖笊篱（捞饺子用的）失败，因为当时还没有饺子，也就没饺子可捞。第二次改卖面粉，再次失败，因为当时的麦子是粒食（就是蒸麦粒吃），还不磨成面，姜子牙的面太前卫，老百姓不接受（唉，《封神演义》作者“许仲琳”老先生净瞎指挥，让姜子牙卖的东西，都编得不符合历史背景）。 

顺便一句，对于当时流行的粒状饭食，商人是用手抓着吃的，菜和肉才用筷子、双齿或三齿的叉子，以及可切、可刺、可舀的匕来吃。 

接着姜子牙又从事屠宰工作——杀牛。杀了几天牛，突然纣王祭祀求雨，禁止民间杀生，结果生意全没了。于是姜子牙又盘了一个没生意的饭馆开张，依旧没生意，有的只是他老婆日益难看的脸色。姜子牙急了，利用自己的专长干起了看风水的职业，从事凶宅捉妖，并且参加了鹿台的总体施工建设，因缺少团队精神而被罢免。他老婆急了，干脆也炒了他。 

潇水曰：姜子牙时代的夫妻，多数是男人主导家庭，但是母系社会的残余势力也仍存在，即以女性作主导。姜子牙就是一个例子，他其实是嫁到媳妇家，媳妇是家族主导——这是当时穷困潦倒男人的一项职业，叫做“入婿”。姜子牙“入婿”进女方家族，在那里没有地位和财产，他只是一个劳动力，甚至遭受打骂。这种“入赘”的职业到了后来的春秋战国时代还有呢，是很低贱的角色。很多穷男人宁可不娶媳妇，也不干“入赘”的勾当，认为那是跟做贼去、作太监去差不多。 

姜子牙被老婆炒了。因为他是入赘的，财产自然全是老婆家的没有他的份。姜子牙光身一人出来，没有本钱，无法在朝歌发展，只好准备出国。他凭着自己的两条肉腿，拄着棘杖，背着行李向西，走了一千多里路，一路无比心酸。想着自己被老婆抛弃，姜子牙不禁流下了透明的泪水。泪随流水急，愁逐野云低。一路风餐露宿，终于跑到陕西渭水河边安顿，饿了就钓鱼果脯。 

当时周文王尚未造反，神色恍惚的周文王经常若有所思地在春风料峭的渭水河畔行走，他正有兵犯中原的想法，非常需要人才。他感觉姜子牙先生是个深不可测的世故老人，因为姜子牙钓鱼有特色，用直钩垂。周文王看了，觉得这个老头懂得玩阴谋，又是朝歌城里见过世面的，于是录用了姜子牙，派姜子牙返回朝歌，从事情报收集工作（跟伊尹差不多）。这件事情被孙武记录在《孙子兵法》里说：“周之兴也，吕牙在商”，表示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姜子牙在中原朝歌情报收集得非常错误，使周文王过于自信地兵犯中原。姜子牙又挑逗东夷人去进攻商朝王畿，以配合周人西线进攻的战役。 

可是周文王非常之笨，他这次兵犯中原，在黎城大战，一败涂地（前文已述），亏得姜子牙鼓动东夷人从东边打劫王畿才免于全军覆没。周文王被擒以后住进了“羑里”监狱。接下来的事情如大家所知有两种走向：现代学者有的认为周文王被纣王卡嚓了，古代学者则认为这么好的文王圣人，当然要被纣王释放回国才好呢。于是让姜子牙伙同“散宜生”等人，拿着美女宝马营救出了周文王。但是不管哪种结局，周文王的政治生涯都算是结束了。病人放在医院等死，还是拉回家等死，都挨不了几天了呵。 

同意周文王被纣王卡嚓了的读者，请直接转跳到下数第四段有*处继续阅读。 

同意周文王被纣王释放，回家养老而老死者，请继续阅读。周文王释放回到故乡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他展现在陕西老乡面前的是一个日本忍者形象：他一改以前政治上锋芒毕露的激进态度，不再与商帝国争短长，也不再大兴仁义收买人心了。这得益于他蹲监狱期间的《易经》研究，总结出“以阴制阳、以柔克刚”的深刻理论。周文王回到春风料峭的渭水河边，失魂落魄、茫然若失地行走。而这时，在东夷从事地下工作的姜子牙同志，也因东夷被纣王制服，只好携带着他的机关干部撤回了陕西。

    姜子牙也经历过无数失败（比如卖笊篱），终于也意识到凡事不能急于求成、以柔才可以克刚。他向周文王献上宝策说：“上次的实践证明，我们是打不过纣王的。现在，我们还要静观其变，让纣王跟东夷'狗咬狗’再多打上几次，彻底消耗他几年再说。猛鹰将要袭击之前，就会藏起爪子低飞；老虎将要行凶的时候，也先作低头俯耳温顺状。圣人想要有所动作，事先装出愚蠢的样子。” 

于是周文王装作白痴，修筑灵台，收罗美女，沉湎酒色，胸无大志，整个儿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那个傻样，用假相迷惑商王朝，使它不来打自己，而自己偷着积蓄军力、相机而动。中国“藏于九地之下”，才能“动于九天之上”的辩证法，卓有成效地开始付诸实践。周文王就这么乐呵着直到不久死去。《淮南子》曰：文王归自商，乃为玉门，筑灵台，相女童，击钟鼓，以待纣之失也。纣闻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无忧矣。” 又云：“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主也。”《淮南子》说是姜子牙教周文王这样的。 

商王中央觉得周人胸无大志，无能为也，也就暂时解除了警惕，调走了集结在朝歌西部的主力军队，集中力量压击山东地区一再蠢蠢欲动的东夷。甲骨卜辞细致地记载了纣王进军东夷的路线，所到之处还进行了田猎，战士们把战车上的马摘下来骑着飞跑，马嘶鸣着，奔驰在山林草原之间。 

纣王的武士拿着矛，骑着马，奔走呐喊，飞箭如雨，连最凶猛的禽兽见了也为之心惊肉颤，经过一番追逐鏖战，猎物把车装满，其中不乏老虎和狗熊。这倒不是纣王贪玩，打猎可以充饥，弥补运输给养的不足。日暮天黑，军士们在山林深处举行盛大的庆宴，篝火烧烤着喷香的野味，斟满大碗的美酒，歌舞欢乐之后是沉醉的酣眠。 

纣王的军队还起到了开荒除林、修桥铺路的作用，建设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干道，被后代一直沿用。这也可以想象当时行军之艰难。 

东夷的“人方”是纣王的主要征讨目标。人方惊恐地发现，商纣王军中出现了“象队”，从大象脖子上居高临下地射击，使商王军垄断了空中打击优势。古书上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大象之牙轻易地戳穿了东夷的胸膛然后把人抛在空中。经过几次战斗，东夷只好投降。纣王为了防止东夷再叛，将大批商军留在东夷地区戍守。命飞廉为东夷驻军的主将，而向西防御的力量，却因此减弱了。 
就好比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被李自成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关外的大清兵一样。纣王也把心思精力都胶着在东夷人身上了。 

纣王共计组织了三次针对东夷的大规模进击，前后跨度为十五年，每次都是亲自率兵出征，为期都在一年上下，可谓倾动全国物力。 

东夷人与纣王之间旷日持久的三次大会战，互相消耗得非常厉害，也是异常惨烈，只是由于东夷人最终没能掌握政权，所以战争的细节淹没于历史，无闻于后世。长期战争消耗着商王朝的财富，以当时生产力相当低下的境况，足以拖垮一个王朝，何况商还不算后代那种严格意义的王朝，而只是一个盟主级别的大诸侯而已。纣王虽然东线与东夷作战取得了最后胜利，但国力已经枯竭，而且西向防御的大门长期敞开。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载叔向言“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周武王趁着纣王累得气喘吁吁，立刻撕掉脸上的笑面虎画皮，再次兴兵中原，一举而灭之，而且灭的很轻松。我们有理由相信，周军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商王朝的灭亡，四分之三的“功劳”在于那些东夷人的撕咬。这就好比大明朝之亡于满清，是先被李闯王长年折腾，掏干了它的躯壳，才轻易亡于关外的满清了。 

纣王亡于周人之后，东夷人气鼓鼓地说：“明明是我们斗垮了纣王，却被西边的老客先摘了桃子！”于是，东夷人与周人之间又进行了三年角逐。最终，周人攥紧了中原大桃，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武王伐纣”的总动员大会上。为了选择最佳的进攻纣王时机，周人照例进行了封建迷信的占卜活动。打仗讲究天时地利，天时好不好，就是占卜这东西说了算，也就是乌龟壳和蓍草（念湿草）说了算。 

    周武王占卜显示，天时却很糟糕，乌龟壳和蓍草都说“大凶”。雄心勃勃的新王朝领袖们面面相觑，“世故老人”姜子牙当场耍赖，呸呸地吐唾沫：“不算数！枯骨死草，知道什么凶吉！不算数！命令集结在城外待命的部队拔营出征，进攻商帝国。” 

公元前1046年，西北高原风和日丽的万里长空下，一个新兴王朝在久经积蓄之后，崛起在苍茫地平线上。浩浩荡荡的队伍，在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位世故老人率领下，车上载着周文王的木主（有点抬棺大战的意思），预备渡过黄河，把他们的龙旗插到几千里以东那个虚弱的旧王朝坟墓上去。 

就在这个时候，还多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一对老哥俩，伯夷和叔齐两位“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的大贤人，急急慌慌从养老院追出来，抱住周武王的车辕，说了一大段“子不可以背父，臣不可以叛君”、“不可以暴易暴”、“杀一人而有天下，圣人不为也”等等令人费解的人间第一大道理。 

左手持黄铜大斧子（钺），右手攥白牦牛尾巴的周武王，给说哑巴了。《淮南子》曰：“武王伐纣，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 又，此伯夷、叔齐故事依据《史记。伯夷列传》。回头看看左右，左右举起青铜短刀。姜子牙抬手说：“都是义士啊，放他俩走了吧。” 

大军带起滚滚遮日的黄土，从两个发愣的老头子面前碾过去了。伯夷、叔齐老哥俩当然懂得，大周兵旗上的图案，是龙，因为周人崇尚文采，商帝国则是虎，因为他们崇尚威武。 

龙旗和虎旗的一场恶斗就要来了，俩老头该站在哪一方呢？当然，“不食周粟”的两个倔老头，以饿死首阳山的实际行动，向历史交上了他们的答卷。因此这俩老头都成了历史著名的贞士，我们不得不补叙一嘴他们的来历。他俩本是河北省北方孤竹国君的儿子。国君死前，命叔齐继位，叔齐觉得普天之下最贤的人，莫过于他老哥伯夷了，就让位给伯夷。伯夷认为四海之内最贤的人莫过于他老弟叔齐了，就非不接位。两个天下最贤的人互相推让，觉得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两个并世贤人了。于是他俩就一起出逃(有点搞笑，逃什么呢，又没有人追)。 

这对儿被自己的伟大吓跑了的人，听说陕西的周文王善于养老，就投奔那里了。放着自己的国君不干，去陕西吃白饭。就这么俩人，司马迁还把他俩放在《史记列传》的第一篇去大书特书。两个大贤人都撂挑子了，孤竹国没多过久就被异族占领，成了山戎的大本营，骚扰四方。后来齐桓公管仲同志北征山戎，才平定了这里，这是后话不提。

    伯夷、叔齐的话其实还是起了作用，令周武王迟疑不绝。他的兵员总计是三百辆战车，虎贲（念奔，就是猛士啊）三千人，并不庞大。当然还有一些同盟国担任配合作战（主要是来自长江汉水流域的九头鸟湖北人，以及巴蜀四川人，但似乎只是杂牌军）。军队进发得也并不迅速，因为他们后面跟着牛车。行军路上，武王乘坐的车辕突然断为三截，这也不是好兆头，大雨又下了起来，一连三天还不停止。周武王心里更害怕了，召来姜太公：“或许纣王还是不可以讨伐的吧？” 

姜太公回答：“不是这样的。车辕断为三截，是告诉我们军队应该分成三路。大雨下了三天不停，正是上天为我们冲洗兵器。” 

“那好吧，我们就去试试运气吧。”武王说。 

周武王的万人队伍卷起烟尘，从黄土高原滑下，来到黄河岸边。这三百辆战车是怎么过黄河的呢？答曰：利用浮桥，就是把很多木船用绳索连系起来，横浮在黄河上。兵车刚刚过完，后边还有老牛车，又慢又沉，这只简陋的桥实在受不了了，当大军刚刚过完，有个别船只干脆沉下水去，军士们很是恐惧。姜子牙当即宣布：“桥坏了没关系，干脆把它烧掉！周武王是为父报仇，有死无生，烧掉浮桥，以示绝无退路！”（这是根据史料的记载来的，也间接证明着周文王确实在“羑里”监狱被纣王干掉了，而不是放生回国，所以才有“为父报仇”之语）。 

当时，华北平原覆盖着百分之四十的郁郁苍苍的森林。就是说，这一队人向左扭头，可以看见茂草摇转中的田园和农舍；向右，则是野兽们的乐园，阳光钻不进的大森林里穿行着披毛犀、三趾马、剑齿象和李氏野猪。 

周军最终在一个黄昏时分冒着倾盆大雨抵达河南淇县（朝歌）的郊外一块叫做“牧野”的地方。当天色微明，周武王龙旗的一方列阵完毕：总计三百辆战车，虎贲三千人，支持战车的轻甲步兵四万五千人。与之对峙的是纣王虎旗的一方。哇！蔚然大观，持矛横戈，总计七十万兵马，铺天盖地，蝗虫一样麇集在河南省北部三千年前的黎明之下。七十万的数字出自《史记·周本纪》。 

不过，这个数字是被夸大了的。甲骨卜辞显示，商王朝一般出征方国，兵力不过万人上下，现在是王畿保卫战，固然会动员的多一些。但与东夷的长年消耗战，已经使得商王精锐尽死于外，主力牵制在东方，能够被组织起来仓促应战的多是临时征发的民夫和奴隶，人数也绝对不会超出三五万。 

大风自东向西，吹过纣王仓促拼凑起来的乱哄哄的行列——这些临时的民夫步兵，很多人捏戟的姿势还很像捏锄头把儿。大风猎猎席卷，继续吹到远道而来的西北人刚劲强韧的脸庞和战车上岩石般屹立的身形上。 

战场部署完毕，姜子牙说：“请各位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欢迎领导讲话。”（矛的根部有铜钉子，可以扎进泥土，像旗杆那样竖起来） 

“嗟，呜呼——”周武王说，“各位友邦执事、各位诸侯领导，各位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长、千夫长、百夫长，各位战车兵、徒兵、虎贲，大家好 ——大家辛苦了。古话说，'牝（念聘）鸡无晨’——什么意思呢？母鸡不应该打鸣！如果母鸡打鸣负责报晓，这家人就要倾家荡产了。而今，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是美女“妲己”吗？），蔑视祖先兄长，用奇技淫巧取悦妇人，是个独夫！ 

“今纣王侮辱五常（又侮辱了金木水火土？），剥丧元良，商罪贯盈，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上帝都不照顾他。我父亲周文王好比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顺应天意。虽然纣王有亿兆之人，但是离心离德，而我有能臣十人，同心同德，诸侯拥戴。我要执行老天的惩罚，率领熊虎之师，吊民伐罪，永清四海。” 此据《尚书·牧誓》 

这篇记录于《尚书》的誓词，光成语就出了一大堆，什么“离心离德、同心同德、恶贯满盈、牝鸡司晨”，还有“独夫”，以及“自绝于人民”。都是骂纣王的。但这些词你不要太当真，即便纣王是圣人，周武王也要这么骂他的。既然要打他，就不得不骂他。给纣王泼脏水的工作，现在就正式开始了（并且加泼了一千多年才泼完，直到无处可再泼为止）。

    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周武王身后的一个史官，回望了一下天际渐渐淡去的星影，记录下了在这一激动人心时刻天空上的几大恒星位置和月相（后铸刻在了一只青铜鼎上），从而使得三千年后的学者，从挖出的这个鼎上，借助计算机的复杂计算天相，推算出当天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战鼓从周武王身后擂起，起初声音不大，你精神太集中了，以至于觉察不到鼓声是从什么时候敲起。随后，你知道它是在你的胸膛里和你的心脏一起敲动，咚咚咚咚，旌旗和鼓指挥着战车像幽灵一样轻轻在日影下布置成十几列方阵。鼓声指挥战车的车位，指挥步兵的站姿、蹲姿，指挥各种兵器错落有致地扬起或挺向前方。甚至每一个士兵的举目仰头，每一张脸上的严峻表情，胸膛的呼吸，肌肉的抽动，牙齿的咀嚼，都在鼓声信号下，精确地调动。这支数万人的队伍，就像一只猛兽，把身体里所有的发条，紧紧上满。 

当敌众我寡时，只有把三军统帅得像一个人，才能够稳操胜券。深明此理的大白胡子前敌总指挥姜子牙，在指挥车上将令旗向旭日直指，“杀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战车协同步兵野战，在两大决定王朝命运的军团之间，残酷展开了。 

战争机器一旦启动，就一定要搅出血汁。牧野之战风云际会与喧嚣变幻，惊天动地。死者肝脑涂地，敌人踏着他们的血尸像洪水一样涌上来，商人拼死捍卫政权。《尚书》说这次战役的牺牲是“流血漂杵、赤地千里”——血水漂浮起了杵，红色染红了千里大地。但是这样的话，就有点与一代圣主吊民伐罪的主题有点脱钩，应该兵不血刃才对。 

到了先秦，孟子等人很不高兴这个血腥场面，就创造了“商朝人临阵倒戈，调转武器，为武王前驱，向七十里外的商朝老窝朝歌杀去，开开大门迎闯王的感人场面”，因而战争并不残酷。《孟子》书中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觉得不应该杀了那么多人，应该“兵不血刃”才对。司马迁的《史记》中也出现了“倒兵（兵器）以战，以开武王”的说法。到底孰是孰非，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其实，按“疑古家”顾颉刚所笃信的古书《逸周书》记载，武王伐纣的两个月期间，前后杀死一亿零七万人，俘虏三亿人。这固然是哇靠，不可能的！但是古人的亿和现今的亿不一样！按照十进位的标准，个、十、百、千、万、亿，亿是十万。杀死一亿七万人，俘虏三亿人，应该是杀死17万（并据记载逐个割了耳朵），俘虏了30万人，另得玉18万块。这两个血腥的月份，真是商人的世纪恶梦啊，而临阵倒戈的事，完全没有了。 

一个人的血液大约是五升，十七万人是八十五万升，能把三个游泳池（三十米边长的）灌出一尺深的血，漂起杵来没问题。杵是木棒子，两端带棱，比起昂贵的青铜武器来，是廉价的劣等兵器，自然是那些仓促组织起来的农夫们用的。可见主要是他们失掉了武器，也是他们的血在漂。 

纣王没有出现在战斗现场，他也许知道这场战斗是徒劳的，而去准备自己的归宿。恶来接受命令，担任了战场主要指挥将官，恶来是飞廉的儿子，他能“力角犀兕，勇搏熊犀”，在一番苦战之后，被周军射中嘴巴，力尽而死。他的老爹飞廉，当时尚在山东地区组织抗击非典（No，组织抗击东夷），带领的商朝主力军未能返回相救。 

周武王大获全胜。纣王不想让自己落到属国周人的手里，就穿了珠玉连缀的礼服，在朝歌城内鹿台上，像希特勒那样自焚了。周武王用他那柄举了一路的大斧子，砍下商纣王烧糊了的脑袋，悬挂在大白旗下，从而登上了周天子的宝座，一并被割下的脑袋还有纣王的两个妻子（也许包括美女妲己，但她们都已先行自杀了的），挂在小白旗下。唉，也算是白首同归了。此纣王和两个妻子的死法，依据《史记》。 

顺便说一下，武王割脑袋所使用的大斧子叫做钺（念越），刃部呈弯月形，样子夸张，像戏台上程咬金的板斧。但钺的刃部比斧子来的宽，斧子一度是有效的野战兵器，宋朝人经常使用长柄斧砍金军“拐子马”的马腿。而钺不用于实战，而是砍头的标准刑具，从大周朝一直到汉代，砍罪犯脑袋都使用这种钺，还要配合一个菜板子——叫“砧”（念真），让犯人躺在上面。西方也是如此，大斧子砍过好多国王王后。至于中国刽子手改用鬼头大刀，那是很后代的事了。“钺”后来被当做皇家仪仗队的道具，欧洲也是如此。皇帝赐钺就表示授予军权。

    周武王的伐灭商王朝，并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翻政府。它更像努尔哈赤之入主中原，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当然，这个国与国，是带有宗主国与附属国的色彩，而不是完全对等。所以，灭商在当时人看来，是文明落后的周人灭了正统的商人，就像大清兵灭了明朝，明朝人感情上很过不去，商朝人也是一样。“反周复商”势力在暗自酝酿，很多人估计在寻找纣王的遗子。 

周人也一样不安，担心一觉醒来，商族残余势力与虎视眈眈的东夷人闹出翻天覆地的意外变化。他们每日如履薄冰，甚至想着返回陕西镐京去。于是，姜子牙提出了“爱屋及乌”的成语，要求：“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到纽约——对不起，如果你爱一个人的屋子，也就连带爱他的乌鸦。恨一个人的政权，就要杀光他的臣民。” 《说苑》：“太公对曰：'爱其人者,兼爱其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 姜子牙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杀光商人，明确提出首先拿纣王的儿子武庚开刀。周武王的四弟“周公旦”是个冷静睿智的人，对老姜的叫嚣嗤之以鼻：“我认为，想平静风雨飘摇的现状，必须尽早加快理论工作建设。” 

“什么意思？” 

“诸位想过没有，煊赫四方的强大商王朝，骤然间被我们'小邦周’所颠覆，不只是商人惊恐，连我们自己也奇怪。那个被商王所礼敬膜拜的上帝哪去了呢？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呢？商人呼唤着上帝来帮忙，可是他老先生就像一个喝多了的看门人，怎么摇门铃也弄不醒他。怎么回事呢？疑问之余，我们只能这样告诉商人：上帝的庇护也不是无条件的，God only bless those who are deserved。你们口口声声上帝，但上帝已经遗弃你们了，不帮你们了，你们不要再信上帝了。我们颠覆了商的国家还不算，我们更要推倒商的精神支柱。” 

周人于是创造性地首次明确了“天”的概念，用以对抗商人的“上帝”！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命，能治理好国家的人（比如周武王），自然就有了天命。在周人看来，天命不是没有条件的，它只照顾那些“敬德”“保民”的尘世之王。商纣王之失去天命惠顾而亡国，就是因为纣王没能“敬德、保民”，而我们名正言顺接过大统，就是因为具有“敬德、保民”气质。天命的概念从此兼并了商人的上帝，就像广义相对论包容了狭义相对论。从此，中国人开始提天，而不再奉承上帝。一并出现的还有“天子”的概念，周王也从此获得了“天子”的专称。 

这种以“天命”为中心，“敬德、保民”为两个基本点的难能可贵的理论体系，确实比商人单纯依赖上帝与祖先之灵撑腰的“鬼治主义”迈进了一大步。它引进了“德先生”和“民先生”这两个崭新的充满生命力的概念。“德”的含义不仅仅限于讲道德，它的甲骨文字型，就是睁着眼睛往前走的样子，差不多什么都包括了，跟后代那捉摸不定的“道”差不多，代表一切正确的东西。周公旦对上帝、天命的论述见于《尚书。多士》。虽然周人用“天”的概念取代商 的“上帝”，但“上帝”一词没有就此消失，后来战国时代的孟子还在说：“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周公旦把“天命”、“敬德、保民”这一套新思路向周武王汇报以后，武王登时感到豁然开朗，底气十足。不再为自己以武力抢来天下而惶惑了，原来我是承继“天命”的啊！哈哈，他立刻祭拜祖先，告慰季牧师、周文王的在天之灵，以及远祖后稷的魂魄，然后登上大周天子的宝位。 

在大典上，陕西人的那种“威风腰鼓队”大约也做了献技表演。此艺据说有四千年历史，骤雨飞溅样的鼓点，乱蛙蹦跳般的脚步，非常热闹，很像求雨的仪式。 

既然商人失去天命，就要拿出证据。从此往纣王脸上涂鸦的运动开始了。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以解释自己伐纣的合理性： 

第一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二是；登用小人 
第三是；听信妇言 
第四是；信有命在天 
第五是；不留心祭祀 
第六是；酗酒 

这些罪条其实都不严重，至少没有后代说的那么严重。有的甚至以现代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一第二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注意这里的“小人”注意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君子、小人”的道德概念，而是相对于贵族的出身低微的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一直到孔子时代，君子小人都是按血统贵贱区分的）。纣王“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血统论，用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但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他的敌人都不原谅他。

从前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武丁同样迫于习俗压力，被迫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来提出录用傅说。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了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疯狂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走掉，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启”一案。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另一个叔叔箕子被下狱，也可能是新的用人制度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们的亲贵家族利益，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这也可见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思想之保守，现实之难办，一点点人事改革都阻力重重。纣王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异家族“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倒在战场血泊中。而微子启、箕子这些自命不凡的被后世学者奉为君子贤人的本家族王室贵胄，反倒在大周人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不惜事奉仇敌。微子启被封到宋国，箕子封到朝鲜。 

至于第三条罪状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在政坛上活跃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这时当时的历史客观特征，反映了当时虽然是父系主导，但还有一些母系社会的残余历史惯性。老婆在家里往往地位很高，姜子牙也是要听老婆话的。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甚至分裂而去，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人心惶恐，个怀叵测，那纣王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毕竟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信赖的人，并且一直到最后共同自杀。白乐天实在应该为他们写一部《长恨歌》。 

而所谓第四第五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六条“酗酒”算是有点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饮酒器皿出土的也很多，这是一惯的风俗，不单从纣王时代才开始。须知，一个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是必然的事情，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也好比美国人富裕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就开始吸毒了。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社会隐患，是严重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纣王想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移风易俗也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某一两个皇帝能改变的了得。 

我们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最后一个帝王在祸到临头时一般有四种选择：自杀、逃跑、投降、被俘。能有勇气选择第一种的，好歹也应该算是英雄。纣王自焚鹿台，与明朝末帝“崇祯”自挂煤山，颇为类似。光这一点也值得钦佩他俩，并且看出了他们的无奈。不过，崇祯的命要好一些，没有被清朝人拼命埋汰。 

崇祯没有遭到大清人埋汰，是因为大清兵势力雄大，拳头很硬，可以替代嘴巴来说话，所以不需要埋汰他。而周武王的万把人，拳头没那么硬，需要用嘴巴来帮助拳头，拼命辩解伐商的原因，给纣王泼脏水势在必行。但周人泼的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还不涉及纣王人身，也没有“暴虐荒淫”以及类似“暴虐荒淫”的字眼。 

真正把纣王脸涂黑，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战国时代那些“百家争鸣”的学者们。这些人说话，喜欢走极端，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他们造出来的坏人），作为正反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以使其理论生动丰满、振振有辞。“争鸣”得狠了，甚至不惜伪造古史以为论据。

     于是，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包装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他们的失败地方（比如尧舜的失位）也被美化成所谓的“禅让”。而夏桀、商纣王、盗跖几位可怜而无辜的先生，因为是失败者，就成了极坏极坏的坏人，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了钩。这些亡国之君，不挤兑他们挤兑谁呢？ 

人们总是对亡国之君严厉，对开国之君百般谄媚。 

我们可以看到脏水是怎么随着历史年代的推延而一点点泼到纣王脸上去的。在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比干谏而死”的说法。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开了心，开始变得令人发指。到了汉朝，刘向更进一步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好奇，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写历史书的医生）干脆说，纣王除了剖我们这位可怜的“苦人儿”比干，还解剖了比干的媳妇，想看看她的胎儿形态。我看是你这医生自己想看，自己放屁却说别人——医生想看活体解剖是可以理解的，但说别人就不乖了！ 

学者子贡早就意识到了纣王的悲哀，他本人有点看不过去，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意思是，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千万别把自己混的太差，否则后世的人想举出恶事来说理，就一定要涂抹他来充数！ 

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从无记载，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先生，首次描绘出来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写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韩非子罗嗦了这么半天，却不外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防微杜渐，告诫人们：不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韩非子确实把“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这个道理讲的非常生动，是可以打一百分的作文了。而韩非子作文生动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有纣王这么个“意象”可以供他打扮起来任意当道具用。但是韩非子讲的这个故事，其它书上都没有类似记载，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是不惜编排纣王来为自己的理论增色。 

到了西汉，司马迁也是本着这个路子，对亡国之君毫不手软。他个大手笔，继续给历史加鸡精。他在韩非子首创的“酒池肉林”基础上，又加了“使男女裸奔其间”一句，从而使他的文章也很生动。其实，纣王让男女在“沙丘”裸奔，这是古代“欢乐谷”的遗俗（沙丘是河北省南部的一处自然风景苑囿，适合当欢乐谷）。直到后来讲“礼”的大周朝，也一样组织男女在桑林里“奔”呢，目的都是为了解决未婚男女的性问题，以及寻找人生的另一半。汉朝人少见多怪，把这个视为纣王淫荡。 

其实纣王肯把自己的王家苑囿沙丘拿出来给老百姓们“奔”用，还属于舍私爱民呢。后代君王则根本不让老百姓迈进自己的苑囿一步，打那里一个野兔子就得偿命。 

汉朝的刘向也不干寂寞，他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显得更为奢侈。并且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让妲己坐在佳宾席上旁观，一有罪犯调到火炭里，就鼓掌而笑——可以更早的史料上从无这样的记录，不知刘向是根据什么来的。到了接下来的东汉，纣王脸上留的空白不多了，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这个罪状同时又塞给了夏桀一同分享，夏桀也是酒池肉林，俩人很多措词都一样，呵呵，哪有这么巧合，更证明像是编的了）。 

退一万步讲，即便纣王有炮烙之刑，那也不算严酷，取代纣王的大周朝有烹刑，就是把人活活放在大鼎里煮了。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烹人的事不绝于史书。后代还有磔刑，就是在农贸市场把罪犯千刀万剐，一直流传到明清，我个人体会，都比炮烙更惨疼。西方社会，一直流行火刑，也让人在火炭上走，最后被烧死，或者绑在柴堆上烧死。一直到公元十几世纪都是如此。只比炮烙更残忍而不输于之。 

时光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又来给纣王泼脏水，他咬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面积，比汉朝时又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并且觉得炮烙还不过瘾，又设计了一个热熨斗，让纣王的犯人举着，一会儿手就烂了。不愧是医生啊，估计还是外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