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商王帝辛的评价问题，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已经争论了数千年。深入研究者少，跟风、随声附和者多，唯书者多，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恐纣思想”，就是有人讲点实情，也无济于事。功过是非问题，一直没有定论。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是个“千古暴君”和“被争议的人物”。即便是毛泽东主席说话，郭沫若、顾颉刚等一批历史学专家学者翻案，也不管用。

 

其实仔细想想，首先是明朝那本神魔小说《封神演义》惹的祸。再往上说，索本追源，春秋时期的《尚书》，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都有一定的责任。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正本清源。

为什么这样说呢？说说我的看法。

 

成汤以来所打下的商朝六百多年的江山，是败在商王帝辛手里，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他的主流：征服东夷，统一华夏，传播中原文明，解放奴隶，发展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功绩，哪里去了？ 但决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最先还在周朝。周武王在进行“牧野之战”之初，就作过多次灭纣总动员：从上天设君谈起，历数商王帝辛的六条罪状，说他的罪恶超过了夏桀，自绝于天，不可不伐。希望大家一心一德，以立不世之功。武王的目的是笼络联军之心，公报家仇，一举灭商。商朝被推翻以后，周朝还要笼络民心，巩固政权，新的统治者绝不会说前朝天子帝辛的好话，势必要往帝辛身上泼脏水，造谣中伤，把帝辛搞的身败名裂。因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帝辛已经死了，埋在了淇河水的下边，周朝人把他画成“红脸”或是“白脸”，帝辛他也知道。

 

再说《尚书》。《尚书》在先秦时只称书，到西汉代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才称作《尚书》。东汉马融解释说：“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按照这样的说法，“尚”就是“上”， 《尚书》可理解为“上古的史书”。

 

有学者认为，司马迁笔下的“书”和《尚书》有区别，前者多，多的很，没有数，是上古流下来的各种“书”；后者少，经过了儒家学派孔子的删编，成为“独载尧以来”的“尚书”。相传先秦时记载上古历史的“书”有几千篇，孔子为了教学方便，就删成百篇之数。在《论语》中，我们看到孔子经常引述《书》的内容，很多地方还明显带着儒家思想印记。《尚书》是王和贵族讲的话。是一部记言的古史。上自唐虞，下至商周。记载了这个时期统治者的一些誓词、文告、训示、告诫等言词。通俗地说，《尚书》就是古时候保存下来的历史档案，春秋、战国直到汉代，当时《尚书》都是抄的书简。到后来，由于保管不好，书简烂掉了不少。因此，抄一次，要改一次。看不清楚的地方，就靠想象和推理，这就失去了本来面目。所以，《尚书》里面的文字，有的有根据，有的就是当时抄写的人员编造的。

 

当然了，即便孔子不做任何修订，《尚书》本身的历史价值也是相当有限的。因为里面的所有篇什，几乎都是当时的官方文件，记载的也都是官方言论，并且全部是一面之词。就以商周为例，里面记载了西岐方面以及后来投靠了西周的微子启等人对商王帝辛的指控，却偏偏没有主要当事人帝辛和妲己本人的言论，也没有当时一般民众对帝辛的看法，更没有据称是被帝辛迫害的那三个殷商政坛要角，即箕子、商容和比干如何劝谏帝辛的记载。假如说，这是一场历史审判的话，这三个人物是最为关键的证人。然而，《尚书》里有关这三个人物与帝辛之间的意见分岐，恰恰是完全缺如的。也就是说，在经由孔子修订的历史法庭上，人们所见所闻的，只有控方的控诉，没有辩方的声辩，也没有主要证人的证词。也许是由于那样的缺如，致使后来《史记》及其诸多注释中有关这些主要证人的描述，会离谱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添油加醋地杜撰出诸如箕子为奴被囚禁，商容辞职，最后又迎接西岐的“王师”进城；而至于比干，则连心都被挖掉，然后那些把比干之心挖掉的人们再反过来把罪责强加到帝辛头上。为了突出帝辛如何暴虐，西伯侯如何仁慈，人们又进一步添加了帝辛使用炮烙的酷刑制造冤案，而西侯伯又如何劝说帝辛放弃这种残暴手段的故事。而在渲染帝辛的如何荒淫上，人们则想出了鹿台和酒池这二个脍炙人口的画面。再加上后来《封神演义》所提供的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虿盆”，以只有生活在东厂西厂恐怖之下的明朝人才想得出来的残暴，在帝辛的荒淫暴虐形象塑造上完成了最后一笔。倘若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一句“助纣为虐”的成语就可以吓得没人敢开口。千百年来，人们居然从来没有想过如此简单的一个事实，上述所有森然可怖的细节和画面，在正本的《尚书》里全都是未所未闻的，孔子再修订也不曾修订出来的。如果说孔子的修订，还不过是个观念问题；那么后来的那些篡改和添油加醋者，却是基于了人心的阴暗。且不说《封神演义》中的种种荒唐以及在那些荒唐背后的阴暗心理，即便是堂堂正正的司马迁，也难免会人云亦云地随波逐流。虽然司马迁本人未必存有篡改之心，但他至少是相信了别人所编造的种种细节。可见，发奋著书虽然精神可嘉，但也容易偏信和过火。

 

魏代的王肃称《尚书》原是一百篇，经过秦代“焚书坑儒”之后，《尚书》遭到严重焚弃，只存下五十八篇。这期间有伏生的《今文尚书》、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和孔颖达的《尚书正义》。有的多几篇，有的少几篇，说法莫衷一是。

 

宋代学者经过研究，确定二十五篇不是原作，对此提出质疑。以后，讨论了八百年，到了清代乾隆时，作了结论，这里面肯定有二十五篇是编造的。

 

就说《尚书》（除了《伪古文》），里面有些是真正的史料，它也只记载了周武王给帝辛定下的六条罪名：其一、是酗酒。其实当时商朝农业比较发达，粮食多，造酒多，酗酒是那时的风气，并不是帝辛的独特罪恶。包括当时的商民也酗酒成风。至于“酗酒迷乱”，决不会是事实。你想一个头脑糊涂的人怎么能成为战无不胜者呢？其二、是不用贵戚旧臣。实际上是以帝辛之兄微子启为首的一部分年长的、原来有权利的人，在帝辛即位后和帝辛对立，没有握重权，心怀不满，把它加在帝辛头上，被周人利用来宣传的。其三、是登用小人。实际上是滥加罪名。商代末年，破格用人，提升奴隶为大夫卿士的确是帝辛，但这应该是进步的措施，他的极盛的武功，他对民族发展、文化发展的不朽功劳，和这个措施是分不开的。也正是帝辛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並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後一息，倒在战场的血泊中。而且早于他的武功极盛的汤和武丁，也都一样采取过破格用人的措施。其四、听信妇言。更是反对派的造谣和周人的少见多怪。历史记载，殷代有能力的女性是很活跃的，卜辞中出现的女性就很多。例如武丁的妃妾妇好，能带领万千人去打敌人，连武丁的震代名将沚盾戈，都受她节制。这样的妇言为什么不能听？可是，这是落后的周民族所想象不到的。帝辛妻子，有可能和妇好是一样的英雄人物。但因为她是帝辛的妻子，所以更为反对派所痛恨、周人所攻击。更奇怪的是，第五条罪状说帝辛“信有命在天”；而第六条罪状又说他“不留心祭祀”。其实要殷代人不信天是违反历史的；而说商王帝辛不祭祀先祖更是捏造。据出土的卜辞证明，帝乙、帝辛时的祀典在殷代是最为完备的。

 

因此，从以上这些所谓罪状来看，不是诳言和污蔑，就是把原是好事说成了坏事，根本看不到纣王是暴君的词语。

 

战国时期那些学者为了在“百家争鸣”中显示自己观点的正确，说话喜欢走极端。就像两个人吵架吵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都可以拿来作证据。他们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他们造出来的坏人），作为正反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从而把自己的学说变得生动丰满、振振有词，以便游说诸侯，有时甚至不惜为此伪造古史。

 

“成王败寇”，于是，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锦上添花似的“包装”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他们的失败地方（比如尧舜的失位）也被美化成所谓的“禅让”。而商王帝辛则因为是失败者，就被“雪上加霜”，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了钩。这些亡国之君，比起前面的开国大帝，何成何败，自不待言，不挤对他们挤对谁呢？

 

其实，世上哪有百分之百的好人和坏透了的坏人呢？我们循着历史的轨迹，就可以看到脏水是怎幺随着历史年代的推延而一点点泼到帝辛与妲己身上去的。

 

在春秋时期，关于帝辛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开了心。到了汉朝，刘向更进一步说帝辛剖开他的心是为了满足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

 

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写历史书的医生干脆说，帝辛在妲己的怂恿下，除了剖开比干的心外，还解剖了怀孕的妇女，想看看胎儿的形态。

至于商王帝辛最著名的“肉林酒池”、“炮烙”的事情，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记载，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首次描绘出来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写得非常细，非常具体，“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团，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韩非子口吃、罗嗦了这么半天，不外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防微杜渐，告诫他所“爱戴”的君王们：不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否则就成了商王帝辛那样的亡国之恶君！帝辛使用象牙筷子，不在乎这些小错，不断积累，终于错越来越大，以至于亡国了！

 

这种牵强附会，把帝辛亡国的主要原因简单归结为帝辛设想出的“奢侈”，而忽视了商朝的累代积弱与外族的迅速强大。这是韩非子的浮浅与片面。

 

到了西汉，司马迁也是个大手笔，继续给历史加调料。他在韩非子“肉林酒池”的基楚上又加了“男女裸奔其间”，从而使他的文章更加生动、吸引人。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是根据《诗经》、《尚书》等先前史料的记载和周朝以来的道听途说写的。而这两部书都经微子启的后人，孔子按照儒家思想、站在周朝的立场上，增删和整理的。从某种意义上作个比方，人们所讲说的中国历史的成形，有点像圈地运动。先是孔子骑着他调教过的那匹叫做《尚书》的马儿，在空地上跑上一圈，然后由后人在这个圈定了的地盘里，制作出种种细节，最后经由《史记》完成定型。

 

也即是说，《尚书》本身已经有失偏颇，孔子的人为修订更是雪上加霜，而后来的司马迁写《史记》，完全是以讹传讹，将《尚书》里的种种偏颇，以一本正经的史传方式作了定格。由此可见，中国早期历史主要是孔子和司马迁两个人搞定的。先是孔子站在西周的立场上，给出了一个基调，然后由司马迁以极具感染力的文笔，以小说家的叙述方式，将所谓的历史弄假成真。所以他的《史记•殷本记》中把帝辛说的更坏了。最后由历朝历代的学者学究们（其中有不少是腐儒)，作出了无数个似是而非的考证，从而一遍又一遍的肯定说，这就是历史，一点不假。几千年来，人们如此这般地重复讲说着，谁也不怀疑谁，皆大欢喜。倘若说，"三人成虎"，那么这历朝历代，成千上万的人一遍又一遍的讲说，就成了历史。

 

《封神演义》是明朝文人许仲琳（有的说是明代道士陆长庚所写）写的一本神魔小说。是针对明朝中后期的政治腐败，借商王帝辛为题，揭露明朝统治者的罪恶。作者以宋、元讲史话本《武王伐纣》为基础，同时也根据民间传说，虚构了一些故事情节，按照神佛错出的形式写成的文学作品。他所揭露的腐败政治，帝辛的沉缅酒色，就很象嘉靖、万历皇帝的作为。这部神话小说的问世，更把商王帝辛说成比暴君还暴君的衣冠禽兽。还有根据《封神演义》改编的电视剧《封神榜》，除了宣传神怪外，重点演示了苏妲己用色情诱惑下的商王帝辛的暴虐无道。一书一电视剧，把帝辛说得坏到家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了整个国民。因为中国民众的历史知识，一是来源于历史书刊，二是来源于戏剧舞台。

在这里，我对《封神演义》作者写的苏妲己这一人物，就产生疑问：是苏妲己本人坏？还是加害于她的千年狐狸精坏？如果是苏妲己本人就坏，为什么还要编造一个千年狐狸精借体附身？再者，既然苏妲己是女娲娘娘派来的，最后苏妲己被周武王杀害，为什么权大无边的女娲娘娘不来救她？所以，我认为，把一个神话、妖魔化了的苏妲己，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来对待，是站不住脚的，是违背历史的。妖魔化了的苏妲己的所作所为，不是历史事实，也不能作为历史依据，更不能作为正史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