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河文化研究10

淇河文化研究  第十卷 2015年
     

 

文史资料 - 淇河文化的奠基者:武丁大帝

淇河文化的奠基者:武丁大帝
 


作者:任惠生  加入时间:2015-11-1 9:48:27
2015-10-31 20:37:08

     武丁,商朝君主,庙号高宗,传说名昭,帝小乙之子。史书载帝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订他的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250—公元前1192年,如果他即位的时候是四十一岁,那么他应该生于公元前1291年,死于公元前1192年。帝武丁时期,甲骨文发展成熟,青铜时代进入它的盛期,帝武丁建立了一套成型的官僚机构和一支稳定的军队,他的南征北战为华夏初步奠定了疆域,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了分封制度。而帝武丁长达59年的稳定的统治是这个繁华时代的政治基础。一切似乎都在表明,帝武丁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期,是中华文明许多特征的源头,是淇河文化的奠基和开端。

武丁都沬

    帝武丁都沬,史书上的记载很简略,出自郦道元的《水经注》:

    《晋书地道记》曰:本沬邑地。《诗》云:爰采唐矣,沬之乡矣。殷王武丁,始迁居之,为殷都也。

    《御览》一百五十五引《帝王世纪》曰,武丁徙朝歌,于周为卫,今河内县是也。

    《括地志》:“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二里朝歌城是也。本沬邑,殷王武丁始都之。”

    沬,由沬水(今三股泉)而得名。有说在今淇县城西坛、三海一带,也由说在钜桥一代。古籍称“沬”为“妹”。又称妹乡、沬邑、沬邦、妹国。

    帝武丁都沬虽然有史册记载,但学术界仍有坚守“更不徙都”说的学者们不予承认。“更不徙都”是自王国维起就得到公认的伪书《竹书纪年》中的说法。但是,在殷商史研究中,尤其是在商都研究上,这部公认的伪书却依然被一些学者奉为圭臬。《帝王世纪》约与《竹书纪年》出土时间相当。《晋书》成书于南北朝时期,距《竹书纪年》出土时间很短,且古书存世比现在要丰富的多,两书的说法必有根据。《括地志》成书于唐初,由唐太宗子魏王李泰组织编写,作为争宠的重要成果,其严谨、精确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括地志》的说法必然其来有自,可以相信。

    根据《尚书》的“无逸”、“说命”等篇的记载,“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终罔显。”这里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一是帝武丁并非理所当然的王位继承人,所以才有“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二是帝武丁继位必非一帆风顺,而是历经波折,所以才“三年不言”,因为帝武丁没有掌控局势,没有话语权,只是一个傀儡,为争得权利,帝武丁才“入宅于河”,不是藏匿于水中,而是逃到根据地,通过一番苦斗,武丁取得胜利,掌控了局势,才又“自河徂亳”——定鼎大局后的胜利入城式。因此,河,在这里不是泛指黄河,而是一个具体的地名,亦即前面所说的“河即河北,就是沬邑,也就是朝歌城”。因此,帝武丁都沬当是历史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田涛先生在《朝歌殷墟城垣考》中对帝武丁都沬的历史遗迹进行了考证,并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夏鼐院长的话说:“‘二道城’是典型的商城”。田涛先生认为:

    “二道城”既是一座完整的城垣,那么今之“二道城”遗存当即残存的武丁城。因为开始在沬建都的是武丁,帝乙都沬是后来的事。再说帝乙是由于北蒙被河水淹没后仓皇迁沬的,他不可能在到沬后于短时间内即建一新城。有武丁城在,他必然借居武丁城,继之纣又据之。这就是《帝王世纪》所说的:“帝乙……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所以今之“二道城”遗存,应为武丁城遗存。

    二道城的城垣据实测南北长3100米,约6里;东西宽2100米,约4里。城周长约20里,城垣面积计24平方里,相当于安阳殷墟发掘的总面积。这座商城城基宽约150米,高约10米,顶宽约13米。外环宽约20米、深约5米的壕池。这样一座巍然壮观的城池,确体现了一个“邦畿千里”大国的风貌。

    田涛先生的结论,没有考古材料证实,可聊备一说。

    帝武丁都沬发生在何时,却人言人殊:

    有人根据帝武丁曾经“自河徂亳”而考证这里的河即河北,就是沬邑,也就是朝歌城。既然是自河徂亳,就是说武丁的都城本来在河北,因为亮暗才渡河而南。其所迁的朝歌城就在今河南淇县。(参见:杨守敬:《水经注疏》,史念海:《古都殷商考》)而帝武丁的“自河徂亳  ”发生在继位初年。

    宋英泽先生认为:公元前1250年,商君武丁始迁沬邑;公元前1147年,武乙继都沬邑;公元前1101年,帝乙即位后改沬邑为朝歌;公元前1075年,帝辛即位后仍袭朝歌为都。(参见:宋英泽:《故都圣贤——殷帝辛》)

    田涛先生认为,是武丁五十年,灭豕韦,都沬。(参见:田涛:《从武丁都沬说豕韦氏兴亡》)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帝武丁在位的年代是公元前1250——1192,由此看来,“自河徂亳”说有一定道理,宋英泽先生没有给出根据,但结论相当;而田涛先生的说法,“灭豕韦  ”则是在武丁晚年,与殷墟考古发现不合。

经典释读

    帝武丁作为一代名君,其事迹自然垂诸史册,《史记》、《尚书》、《国语》等典籍都有记载。但对这些典籍的解读,古人、现代人异议颇多,有时甚至了不相关,去若云泥。现代人根据殷墟甲骨文的记载,或出新意,或予以证实充实。

    对有关帝武丁的典籍解读异议最大的是关于“高宗亮阴”一事。《尚书·无逸》记载:“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史记·鲁世家》引《无逸篇》、《论语·宪问》、《尚书大传》、《国语·楚语上》均有类似的记载。关于"亮阴"一词的具体解释,自古至今有争议,谅阴又作“亮阴”或“谅闇”就是说武丁“亮阴,三年不言”是为了给父亲小乙守孝。《论语·宪问》中孔子就解释为一种丧制。而《史记·殷本纪》说法却是:"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国语·楚语上》与之大同小异:"三年不言"是在"默以思道"。孔传同此:“武丁起其即王位,则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肖行者。”

    但是,现代人的解读却别出机杼。郭沫若说:“健康的人要‘三年不言’,那实在是办不到的事,但在某种病态上是有这个现象的。这种病态,在近代的医学上称之为‘不言症’(Aphasie),为例并不希罕。据我看来,殷高宗实在是害了这种毛病的。所谓‘谅阴’或‘谅闇’大约就是这种病症的古名。阴同闇是假借为瘖,口不能言谓之瘖,闇与瘖同从音声,阴与瘖同在侵部……亮和谅,虽然不好强解,大约也就是明确、真正的意思吧。那是说高宗的哑,并不是假装的。”他在写完这一段之后又加了个“追记”说:“殷高宗曾患不言症,卜辞中已有直接证明。武丁时卜辞每多‘今夕王言’或‘今夕王乃言’之卜,往时不明其意者,今已涣然冰释。”(郭沫若:《驳说儒》)武丁时的卜辞记武丁曾“疾言”,胡厚宣也认为“疾言者,发音嘶嗄,咽喉之病也。”(《殷商史》)郭沫若的解释是相当正确的。王宁认为“亮阴”或“谅闇”当读为“罹瘖”,亮、谅与罹是同来母双声、阳歌通转迭韵,实一声之转。《说文》:“瘖,不能言也。”意为罹患了瘖哑之疾,就是卜辞中的“疾言”。所以说武丁是为了他父亲的“三年之丧”,纯粹是后人的误解或讹说。

    其次,是帝武丁梦得傅说的故事。《史记·殷本纪》:“武丁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尚书·说命上》、《墨子·尚贤中》有类似记载:“昔者傅说居北海,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这个故事被古人当作武丁不拘一格任用贤才的典型事例来讲,傅说在古代也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庄子·大宗师》里还说“傅说得之(道),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成了一个得道的高人。

    但是,就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却在存留最丰的帝武丁时代的甲骨文中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此,现代人对傅说的身份产生了怀疑。王宁在《商王武丁相关问题述略》一文中的考证极有新意:可是关于傅说这颗星的解释实在让人吃惊,《唐开元占经》卷六十八引《春秋元命苞》曰:“傅说,盖女巫也,主王后之内,祭祀以祈子孙,广求胤嗣。”又引《黄帝占》曰:“傅说星,主后宫,祈神明,保子孙,文章祝说以求福庆。”九十六《云气犯列宿占》也说:“赤气入傅说,巫祝之官受戮。”这些天文的说法都是取自人间的历史,他们说傅说是女巫,而且主后宫,主“祭祀以祈子孙,广求胤嗣”,还代表巫祝之官,根据这个说法,很怀疑傅说的“傅”本来应该是“妇”(二字双声音近),即妇说,说他“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恐怕是后人的附会。

    妇说应该是武丁的诸妇之一,而且地位很显赫,应该是地位很高的人物,她不仅主于后宫,而且主祭祀——诸妇主祭祀是她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所以说她是“女巫”也很合乎事实。不过根据学者们的统计,武丁六十四名诸妇中没有叫“妇说”或“妇兑”的,这也很奇怪。和“说”音近的妇名是有,如妇鼠、妇多、妇妥、妇枼等。应该注意的是武丁任命傅说做“相”,殷商时代的“相”这个官职似乎是叫做“小臣”。而在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武丁的诸妇里唯一一个当过“小臣”的就是妇妥(卜辞写作“帚妥”,见《合集》21793),卜辞里称之为“小臣妥”(《粹》1275),同时,“妥”和“说”或“兑”音近(旁纽双声、歌月对转),卜辞里曾占卜“小臣冥(娩)嘉”(《南坊》5.46),因为我们目前知道的武丁时期担任“小臣”一职的女性只有妇妥,所以这个分娩的小臣极有可能就是妇妥。妇妥为武丁之小臣,就像伊尹为汤之小臣,都是后来所说的“相”,与傅说为武丁之相的说法很吻合。后来的傅岩或傅险,可能是妇妥的封地,在今天山西平陆的东面。

    其三是关于“高宗肜日”的解读。《尚书·高宗肜日》: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司马迁的解读是: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其臣祖己以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义训王劝王,于是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但是,现代人不以为然。王国维专门写过一篇《高宗肜日说》,认为:“肜日者,祭名,云高宗肜日者,高宗庙之绎祭也。以殷墟卜辞证之,如云‘丙申卜,贞:王宾大丁,肜日,亡尤。’‘甲申卜,贞:王宾大甲,肜日,亡尤。’‘丁未卜,贞:王宾武丁,肜日,亡尤。’凡云贞王宾某甲、某乙某祭者,不下百条,辞中某甲、某乙,皆谓所祭之人而非主祭之人,此经言‘高宗肜日’,不得释为高宗祭成汤之确证……则高宗肜日为祖庚祭高宗之庙,而非高宗祭成汤无疑。”简言之,“高宗肜日”实际上就是卜辞“王宾武丁(高宗)肜日”的简略,是武丁死后他的子孙向他致祭,用的是“肜日”的祭祀方法,王国维认为就是祖庚祭武丁。

开疆拓土

    在帝武丁之前,按照《史记》的记载,自帝中丁以迄帝阳甲,“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帝盘庚时,“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但是,盘庚死后,帝小辛时,便“殷复衰”。帝小乙无记载。这就是帝武丁之前的商王朝的局势。连续的动荡和频繁的迁都,耗掉了商王朝的绝大部分力量,诸侯不朝。商王朝已没落为众多诸侯中的一个,不再具有领袖群伦的威望和实力。真正改变这种局面的,是帝武丁。

    有人将中国历代战争作了统计,商王朝的征战有49次,帝武丁时代的战争就占34次,占了整个商王朝所有战争总数的七成以上。更重要的是,帝武丁所发动的战争,不仅是战争的次数增多,而且从战争的烈度和强度上,都有明显的提升。在帝武丁之前,战争不过数千人的规模,而帝武丁所创立的左、中、右三师,不仅军队编制上的革新,而且在军队规模上也是一次空前的扩张,帝武丁的一师的规模已达一万人左右。根据殷墟武丁时代(约公元前1238—前1180年)的卜辞中,为了同羌人打仗,一次征兵达一万三千人之众。武丁二十九年,同土方等族作战,征兵达二万三千人。这些都是作战人数记录。由此可以看出,帝武丁时代是商王朝扩张最剧烈,也是武功最显赫,版图最广阔的时期,可以说是整个商王朝的鼎盛和颠峰期。《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说:“商文化分布所及,北到辽宁喀左和内蒙古的克什克腾,西到陕西直至甘肃,西南到四川,南到湖南石门、宁乡,东南到江西清江,东到大海边的山东海阳。在这样广袤的土地上,发现大量与中原商文化作风十分相近的铜器或其他遗物,说明了商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影响。”《中国甲骨学史》说:“通过各地的调查发掘和对整个殷商文化体系的测定,清楚地看到,东至辽宁、渤海湾,南至江南,西到川陕,北至内蒙古的广大地区,都有殷商遗址遗物和深受殷商文化影响的其他青铜文化发现,从而使我们对商文化领域有了新的认识。”而这个版图,历经西周、东周、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主要控制区域,小有出入,但变动不大。甚至有所缩减。

    因此,可以说,帝武丁奠定了此后一千五百年的中国的大致轮廓。夏、商文化由区域性的文化一跃而成为天下共同遵奉的文化,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格局,毫无疑问是自帝武丁始。而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亦是由此而奠基。仅此一点,帝武丁便可照耀千古。

帝国架构

    帝武丁频繁的对外战争,不仅打下了广阔的版图,而且造就了庞大的军功阶层,大量的军功贵族。帝武丁本身就是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直接领导了众多的军事行动。但在帝武丁时期,除了帝武丁的亲征以外,很多重要的军事行动都是由帝武丁的配偶率领的。帝武丁一生卜辞中所见的妻子,据胡厚宣统计有67位,宋镇豪统计有121位,王宇信、杨升南统计有95位,成为帝后的有十八个,配享宗庙的有三个:妣戊妇妌(又称司母戊)、妣辛妇好(又称后辛或后妇好)和妣癸。其中,妣辛妇好被称为武丁时代最好的将领和最好的王后。

    妇好在从事农业生产和主持祭祀的同时,主要是领兵打仗,征伐敌国。她参与征伐的方国有土方、下厃、巴方、人方、龙方、狗方等,都是一些实力比较强大的敌国。《合集》39902卜辞记录“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狗”,是卜辞记载大商出动兵员最多的一次,为了讨伐狗方,也就是后来的犬戎。她征伐巴方的时候武丁亲自出马和她大配合,获得胜利(《合集》6480:“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沚瞂伐巴方,王自东□伐,戎陷于妇好立(位)”)。(王宁:商王武丁相关问题述略)

     除了帝武丁的为数众多的妻子,卜辞中所见到的帝武丁的军事将领,王宁先生做了一组文章,叫做“武丁十臣记”,对帝武丁时期卜辞中的十位大臣进行了考证,计有师盘、侯雀、沚瞂、望乘、藉臣、戌、禽匕、仓侯、西吏、侯告等。面对数量众多的军功贵族,帝武丁进行了分封。胡厚宣先生撰有《殷代封建制度考》一文,他对卜辞进行了全面研究之后,认为“殷代自武丁以降,确已有封建之制”,武丁时期分封对象很多,主要有诸妇、诸子、功臣和方国的侯伯田男,这些封建的对象对商王的主要义务就是边防、征伐、进贡、纳税和服役。诸妇之封如妇妌、妇好等。诸子之封如子画,封地在画,在今山东临淄之西北三十里;子宋,封地在宋,就是今天的商丘一带,所以“是宋国之封,决不始于周公之于微子启,自殷武丁时,既已封子宋为宋伯矣”;还有子奠的封地奠,就是周代的郑的故国等等。功臣之封有瞂(原字从戈不从犮),封在沚;有史雀,封地在雀等。其他分封的方国诸侯称侯、伯、田、男,四者都是爵位名,皆见于卜辞,但胡厚宣指出“故侯伯田男,皆不过为诸侯之异称而已,绝无所谓贵贱等级之分。”(同上) 帝武丁的分封,是国家管理体制一个重大革命。开启了西周封建制的先河,

神权王权

    在整个商王朝,成汤所创建的神权-王权体系,真正得到完整继承和应用的,只有帝武丁时期。成汤之后的历代商王,都只是王权的继承者,而神权则旁落了,所以才产生了巫咸、巫彭等大祭司,享有与商王几乎相等的权力。这种状况到帝武丁时代才被扭转过来。在帝武丁那里,神权是作为王权的一部分来使用的,除了帝武丁与其配偶,是不许他人染指的。而且,事实上,自帝武丁以后,商王朝再未产生过以巫冠名的大臣。帝武丁不仅将祭祀劝揽于怀中,甚至将占卜、祈禳的大权亦毫不相让。帝武丁不仅是大祭司,而且是大巫,是占卜者,这些神权不仅是王权的一部分,更是商王对属下的恩赐的来源。帝武丁对国家权力的整合,确保了王权的完整和至高无上,确保了商王对国家的控御,使商王朝的国家形态初具帝国的雏形。

    帝武丁对神权的掌控不仅是在朝廷上,而且分布与商王朝的所有控制区域中。帝武丁分封的诸侯,不仅要“边防、征伐、进贡、纳税和服役”,而且要按照商王朝的规定,祭祀商王朝的列祖列宗、历代先王。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此时方成为国家的宗教,成为商王朝控制区域内的至高无上的存在。陕西周原甲骨的出土,为此提供了足够充分的证据。周人在灭商以前,一直是遵循商王朝的规定,祭祀商王朝的列祖列宗和历代先王的。帝武丁的这种宗教文化上的全面的统治,才是真正稳定的统治,才是造就中国大一统传统的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

    帝武丁除军事、分封、掌控宗教和神权,运用的最为出神入化的,是政治联姻。商王朝的社会基本单位是氏族,联姻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是团结氏族、协调各方利益、巩固王权的主要方法。帝武丁是帝小乙之子,按照周公的说法,活了九十五岁,现代人统计甲骨卜辞中的记载,帝武丁的妻子至少有六十多位,最多竟达一百多位。按照前边所引胡厚宣先生的说法,这一百多位妻子都担负着不同的责任和职务,大多数还有自己的封地,是帝武丁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帝武丁的政治联姻是极为成功的,对武丁盛事的开创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武丁遗风

    帝武丁所开创的辉煌的事业,过去的史书称为“武丁中兴”,而现代人则更多地称为“武丁盛世”,并且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盛世。但帝武丁之后的继承者却再无此等雄才大略,再无人能够象帝武丁那样集神权和王权于一身,而是不断地打压神权,造成神权和王权的对立,极大地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基础,埋下了覆灭的隐患。也再无人象帝武丁那样,将政治联姻运用的出神入化,建立广泛而稳固的统治基础,“武丁盛世”遂成绝响。《竹书纪年》这样总结和评价帝武丁:“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是时舆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而颂声作。礼废而复起,庙为高宗。”

    帝武丁所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庞大的帝国疆土,和完善的政府机构与政治体制,而且有一个广阔的富饶的稳固的王畿。稳固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一个帝国强盛的前提性的基础。而帝武丁所创立的沬,被帝武乙、帝乙、帝辛所继承,成为商王朝后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沬,就是后世著名的朝歌。现代人在总结帝武丁的功绩时,筑城是不可或缺的一项。帝武丁时代筑城有两座,一座叫中商,一座叫天邑商,或大邑商。据有关学者的分析,中商应该是“洹北商城”,那么,天邑商,或大邑商就应该是沬,亦即朝歌。

    帝武丁确立的父子相传的权利继承模式,经过帝祖甲的“礼制改革”,形成嫡长继承制,成为宗法制的源流与核心。周文化的核心三要素分封制、宗法制、礼乐文化,其初始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帝武丁时代。

    由于帝武丁十分重视对神权的掌控,留下的甲骨也就格外的多。殷墟出土的十五万甲骨,“武丁时期,几占其半”(王宇信:《甲骨学通论》),而且,殷墟出土的最著名的青铜器、玉器、甲骨,都是帝武丁时代的产物,包括司母戊大方鼎。帝武丁的王后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更是精美绝伦,是商代的颠峰之作。现代人对商代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拜帝武丁所赐。

    武丁时代距离现在已三千多年,遥远的令人难以想象。但那又是史书、考古双重证实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信史的开端,同时也是淇河流域文明被化的伊始。



 
     
淇河文化的奠基者:武丁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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