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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宝库中，不乏竹子的身影，更形成了竹子的特有内涵。从龙山文化遗址灰坑中发现的炭化了的竹节，《诗经》中的“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到唐宋八大家笔下的生活情趣十足的“竹外桃花三两支”，再到清朝八大山人郑板桥手下挥洒的“墨竹”。“咬定青山不放松”表现的是一位君子的高尚情操和“任尔东南西北风”的风骨；“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传达的是兰亭四周的清雅与王右军的超凡气质；“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更将超师院的远离尘世，轻灵飘渺的特点渲染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竹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并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竹之劲节，木之君子也。
现在，从京杭道上，我们可以看出：从南京到溧阳很少有竹子，一过宜兴便满山遍野尽是竹林了--华北无竹！（只有一些散生竹。）而从古文献中得到的信息则表明：华北以前曾“绿竹猗猗”。那么，竹子为何从华北消失了呢？
一、竹资源锐减与华北由暖变冷有关？
竺可桢先生在其《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提及该问题。他认为：竹是亚热带植物，因为华北变冷所以竹子北限南移了3度左右，从而使广大地区不适合竹的生长，故竹资源锐减乃至消失。此说仍有令人难以信服之处。
比如说淇园。淇园，相传是古卫国的苑囿，位于太行山东麓淇县西北35里处，是历史上著名的北方产竹基地，竺先生《五千年气候》中还有关于汉武帝关于大量使用淇竹的例子：“公元前110年，黄河在瓠子决口，为了封堵口子，斩伐了河南淇园的竹子，编成容器以盛石子，来堵塞黄河的决口。”可见那时河南淇园这一带竹子是很繁茂的。进而论证西周与西汉气候温暖，后来便逐渐冷了下来。
但在《五千年气候》中列出的寒冷期中，并无淇县乃至整个黄河流域的竹类有遭遇寒冷气候而毁灭的证据。相反，大量证据表明黄河流域历史时期仍有大量竹子。如记录以洛阳为中心的农事活动的《四民月令》中详细记录了竹子栽培和采集利用。在《齐民要术》中，竹更被视为黄河流域普通植物，并谈到了人工营造竹林的经验。在《北游录》中记录“卫辉、淇县多竹，摄政王剪竹沥，除课民剪，每巨竹可沥十斤。公元1670年增修《河南通志》物产卷中，记载淇县一带竹品种有：“今其地有紫茎竹，斑竹，凤尾竹，淡竹数种，又河内、洛阳、益阳、永宁、阌乡亦产此。”且在1959年，山东省有计划引种毛竹，经3－5年驯化，竟蔚然成林。至1981年，竹林面积在鲁东、鲁东南沿海和鲁中南山区发展到数万亩。《五千年气候》曾指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分布在黄河流域直至东部沿海地区•••而现代气候仍具备恢复这些地区竹资源的条件。
由上可知，竹类因遭寒冷气候而在华北消失，令人难以信服。
二、竹资源锐减与华北由潮湿变干燥有关？
在历史文献中，有一类异常物候，那就是竹子开花与竹子结实。如江西浮梁地区，“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山竹生实如米。”（注1）再如，安徽太平县：“嘉靖元年（1522年）大旱，饥。黄山竹生米。”（注2）
由于在历史文献中经常把竹子开花，结实与干旱并列记载，人们容易认为华北由潮湿变干燥，会引起竹子开花、结实、败园（成片竹林开花后全部死亡），从而导致华北竹资源的衰退。
在竺先生《华北干旱及其前因后果》一文中，提及华北干旱有四大原因：
1、自华南至华北，其间低气层风暴发生次数逐渐减少。
2、自长江口北上，黑潮与中国海岸之距离，愈北愈远。
3、秦岭山脉之阻碍。
4、冬季半年中西伯利亚高气压猛烈之影响。
其中以3、4为主。根据贝布勒和波特对欧洲天气型研究中的西伯利亚型知，近五千年来，西伯利亚高气压略有波动，且年平均气压略有下降。且秦岭自白垩纪以来并无太大变化。这一点可从唐诗中得到考证。柳宗元的“谁料方为岭外行”中的“岭”就是秦岭。且秦岭与华北地区的地形一直比较稳定，并无剧烈变动。该文得出结论：故中国华北之苦于干旱也，自古然矣。但在其《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一文中作出结论：从三国到唐初比较干旱，南宋和元朝（十二世纪和十四世纪）比较潮湿。到现代，又变干旱。与上述证据有很大出入。因该论点是建立在各地方关于水、旱灾的记录上的，其可靠性要打一些折扣。况且《五千年气候》一文中并未就华北地区原来如同长江中下游般温暖潮湿加以论证，其它文章中亦含混不清，令人难以信服。
况且，竹子开花的原因比较复杂。竹子同其它植物一样，一生也要经历萌发、生长、开花结实等发育过程，只不过开花周期较长罢了。如毛竹，刚竹为50－60年，金竹、紫竹为40－50年。在竹林大批开花以前常常出现零星的开花现象。环境条件和人类活动均可引起竹子开花提早或延迟。即便严重干旱，土壤长期缺水，一般也只会导致发育成熟的竹子开花。由此可见，干旱并不是竹子开花的主要原因。
由上可知，干旱并不是竹类资源锐减的主要原因。
三、竹类资源萎退实因采伐过度
作为中国古文明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很早就将竹子制成各种生活用品。下周朝时的官方文件铭于青铜，后转向竹简。中国许多字用会意象形来表示，在当时已经初具雏形。在古代文献中，诸如衣服、帽子、器皿、书籍、家具、运动器械、建筑部分以及乐器等名称，都以竹字为头，表示这些东西都是竹子做的。可以想象竹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曾起了如何显著的作用。
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竹类破坏的能力也与日俱增。
公元初。有一位名叫寇恂的官员担承河内（今河南武陟太守），派人到淇园去伐取大量竹子，做成箭矢百万余支，用来演兵备武。（注3）
再如元朝竹监司的停止。《元史》记载:“若竹木之产，所在有之，不可以所言也。”元初，元政府每年都要砍下大量竹子进行官民贸易。1267年，颁发怀孟（今河南沁阳）等路官竹贸易证书；1285年，罢司竹监，采取官民两便的自卖纳税制度；1286年，在黄河北岸的卫州（今河南汲县）增设竹课提举司，统筹河南、湖北区域竹货贸易，复由陕西抽调官员前往协助办课；到1292年，黄河流域的竹资源渐告枯竭。时丞相完泽上奏：“怀孟竹课，频年砍伐已损，课无所出，科民以输，宣罢其课，长养数年。”迫于现实，忽必烈遂下令停止沁阳一带竹课。
竹木资源萎退虽可归结为采伐过度一句话，而细究历史原因同样复杂。
公元前109年，为堵黄河决口，“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草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注4）这是出于水利工程的需要；关中平原在西汉有“渭川千亩竹”之称，隋大业13年（617年），李渊率军攻打长安，蜂拥而至的士兵把长安郊区的竹木同时也歼灭无遗（注5）。这是战争到来的摧残。特别是进200年来，自清近中业以后，人口繁衍日众，继之而来的垦伐浪潮，使林业资源损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有人估计1700－1900年间，中国植被萎退要大大超过古代5000年。（注6）又如苏北有座云台山，处连云港市东，原为海中小岛，自康熙年间淤成陆地以后，一直植被良好。高鹤年先生1906年、1918年两次游历该山，写道：“孔雀沟，昔日丛林竹翠碧参天，夏日纳凉，令人忘暑，今成荒沟矣。”“竹涧，昔日丛林遍山，今为樵伐，渐成荒涧，理当禁止滥伐。”可见，这些竹林的彻底毁灭，仅仅发生在短短12年间。（注7）另外，一些落后的生产方法，更造成大片植被荡尽，如清末秦岭山民盛行烧山耕种，每年冬季“沿烧千百里外，天赤地红，洵奇观也。”此情景曾令当时目击者于时隔50年之后，犹为之痛惜。（注7）
崇祯《历乘》所述：“况梅之孤芳，竹之劲节，亦皆木中之君子。故王者斧斤以时，独惜。后世人多用繁，斧斤也。而继以牛羊，无怪乎牛山之日濯濯矣。”加之黄河流域的干旱寒冷，植物再生能力较弱。故很快衰退。
由此可见，人类对竹林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实际上，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已成为近代环境变迁中最明显的变化。而那种把历史上北方竹资源衰退归咎于气候变迁或许是一种危险的说法，会由此掩盖我们对事物的认识，阻止我们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
[1] 《瑞州府志》，同治12年，黄延全修
[2] 《太平县志》，嘉庆14年，黄梦鹤，玲份修
[3]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卷十六•寇恂传，中华书局，1965年
[4] 《史记》，司马迁，中华书局，1959年
[5] 《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温大雅，上海古籍，1983，卷二
[6] 《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中国农史》，凌大熹
[7] 《名山游访记》，高鹤年，1986，三十七、二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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