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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之年忆往事》---作者:郑厚德

走出校门(1958)


 

      1958年春天,有幸被抽到省农业厅组织的土壤调查队,参加河南省第一次土壤调查工作,由省农业实验场土肥专家龚光炎、刘春堂老师率领,到商丘、开封、周口各县去调查土壤。.三个月步行一千多公里,扛着铁锨和土钻,挑着土样,每天约走30多公里路,挖五个以上土壤剖面。晚上还要在油灯下勾划土壤分布图。我们回到郑州时,省农业实验场已换上“河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牌子了(1959年扩建为河南省农林科学院)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浮夸风盛行,各地虚报夸大粮食产量,一处胜似一处。报载:湖北省谷城县乐民生产合作社亩产小麦二千三百五十七斤,刷新了世界纪录;接着,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刷新了世界纪录,亩产小麦三千五百三十斤;号外接着号外,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生产合作社小麦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人民日报称之为“放卫星”,使各地的吹牛比赛达到了高潮,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更有甚者,广西的一个生产队就把亩产水稻吹到了万斤以上。奇怪的是,当时学校内那么多作物栽培专家,竟没有一位站出来说句真话。怪也不怪,即使看出虚假,有谁不怕戴“右倾”帽子胆敢指责人民日报呢?然而,天真烂漫的学生多数信以为真,许多同学的毕业论文选题是“亩产万斤水稻栽培技术方案”!

    毕业分配时学校把我列入留校名单,我则多次要求下乡。炎夏8月,送走赴青海支边的王俊、李一鸣,告别留校的张克通、阎保明,大家分赴全省各地。我和王永善到浚县报到,分配到浚县农业局工作。当时农业局在县人委(政府)南院,局长程建国,副局长刘文铨、孙士壮。

    浚县古称黎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平地突起的浮丘和大伾两山,有许多古迹。正月古庙会历史悠久,远近驰名。 

    “大办钢铁”没我的份,被派去“放卫星”(创小麦高产记录)。一天,刘局长(兼县农科所所长),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小郑,你到农科所担任技术员,负责小麦试验田,明年要求亩产达到十万斤,三天内拿出方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询问两遍才确认不是一万斤而是十万斤,心里顿觉实在离谱,但不敢反驳。

    我搬到浚县农科所住了,当时农科所刚宣布成立,在县城西北卫河西岸大堤上,十几间破房,29亩土地,三头牲口,对外联络是张书敬,内部工作是赵忠仁。试验地种植前,仅制定方案就使我夜不能寐。我计算一下,10万斤麦粒铺在一亩地里,需厚10厘米,哪有生长空间?订不出方案就在油灯下哽咽起来。赵忠仁(禹县人, 1957年百泉农校植保专业毕业)劝我:不要死心眼,指标说多少都可,方案和种地是两码事……接下来向天上吹口气。不言自明,都在吹牛,何必认真。

    秋后,在城关公社山南头村一块地上,插上县委书记马长太和县长王景贤高产试验田的木牌,开始深翻土地,施肥播种,把其中一亩按方案的十分之一(即万斤,略高于西平县七千斤标准)实施。天不明就起床,套上马车拉着肥料到山南头去,中午马放东山,人啃干馍,到天齐庙内休息。播种的小麦出苗了,由于密度过大,麦芽把土壤顶高一层,不得不调动机关干部去用手挫土。

    上班后,月工资标准是29.5元,只发过两个月就改成供给制了,除大锅饭外每人每月只给几元零花钱。一条薄被难以御寒,这一年冬天,不得不睡在草屋内与牲口作伴。

    农村变化更大,“高级社”尚未站稳,便“人民公社”化了。父亲被派去工地修水利,大伙食堂时期又当一段司务长。一家老小都到食堂打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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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郑厚德,网名老农”,原籍河南济源县人,生于1938年。 高级农艺师。长期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和农技椎广工作。在间作套种、小麦良种培育、科研管理、良种区域试验、土壤肥料、农业气象、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划等方面,有所建树。 是淇县电脑应用和信息网络建设的开拓者和带头人。曾任 淇县科委高级农艺师,第四届鹤壁市农学会理事、第四、五届淇县政协常委。

     退休后,策划并建立了《淇县之窗》网站,自封为站长、主持人。“古稀之年忆往事”,是他个人博客的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