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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代代的朝歌民众，对箕子这位同乡先贤非常崇拜和敬佩，唐代在朝歌城南修建箕子庙,明代又修建三仁祠
朝歌三仁祠西厢房，挂着一块横匾“箕子馆”，迎门是箕子的塑像，南、西、北墙上，是一副长五丈四高五尺五的工笔彩色壁画。壁画撷取了商朝重臣、三仁之一箕子一生中的六个片段，表现了箕子波澜壮阔的人生。
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子姓，名胥余，官居太师。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在品性上，他是道德高尚的君子、隐忍求成的智者；
在文化上，他留下了《洪范》，是有可靠著作传世的中华文化第一“子”；
在思想上，他的五行学说、天人感应学说以及王道学说，是儒家思想和后代仁政思想的重要源头；
他开发古朝鲜，创立的“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统治了900年；
他的《麦秀歌》，是中国第一首文人诗；
他的《箕子操》，是中国著名的古琴曲；
据说围棋也是他利用箕子山（棋子山）的“磊落黑白石”发明出来的。
……
记载箕子的史料，最早出现在《尚书》和《周易》中，《尚书》还收入了箕子的《洪范》，而《周易》卦爻辞唯一提到的可靠的历史人物，只有箕子。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将箕子、比干、微子并称为“三仁”。朝鲜王朝的《三国遗事》、《东国通鉴》、《东史纲目》等重要史书，也都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箕子的史迹。
世世代代的朝歌民众，对箕子这位同乡先贤都非常崇拜和敬佩，唐代德宗贞元年间，在朝歌城修建箕子庙（现淇县南关村路东庙胡同处），大诗人柳宗元专门撰写了《箕子庙碑记》。明正德年，又在朝歌城南门里路西修建三仁祠（现三仁祠巷），纪念箕子、比干、微子。
柳宗元一生写有著名的“十大碑记”，《箕子庙碑记》是其中之一，是他的散文名篇。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以他作为大文豪的洞察力和概括力，把箕子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正好又代表了他作为流芳千古的伟大圣贤的三项丰功伟绩：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
在国势渐微，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箕子和比干、微子所采取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充分显示了隐忍求成的大智慧
柳宗元所说的“正蒙难”，是赞扬箕子身处殷朝末年那样的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的时代，自身虽然蒙受巨大的危难，却能够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又能理智对待，讲究策略，洁身自好，垂范后世。
商代末期，社会上浮华奢靡的风气流行泛滥，商纣王开始使用象牙筷子进餐时，箕子就感到太奢侈了，他进谏纣王：吃饭用象牙筷子，就不会再用土陶做的器皿，必将会用犀玉之杯；象牙筷子犀玉杯，必定不会再盛五谷之羹，就会想吃牦牛、大象和豹胎那样的山珍海味，就会想着把天下的珍奇宝物都拥为己有，再发展下去还会制造豪华的车子，建造奢华的宫殿，这样下去，君王那里还会振作精神处理国家大事呢？
后来，商纣王果然越来越沉溺于声色犬马，精神越来越萎靡不振，天天饮酒作乐，不思朝政，后来又发明了炮烙之刑，搞得天怨人怒。箕子和少师比干等人一次又一次地劝谏，纣王根本听不进去。
在此各种社会矛盾激烈碰撞，国势渐微，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箕子和比干、微子所采取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比干采取了“死谏”的方式，强谏三日不走，在纣王的宫殿外一直呐喊，结果把纣王激怒了，被纣王把心脏挖出来，壮烈殉难。微子看到社稷难保，带着些祭祀祖先的祭器，离家出走。箕子以其洞察力和政治智慧，对社会大趋势看得清清楚楚，但他从大局出发，从百姓生存出发，不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采取了非常现实也非常聪明的做法。他很少一味冒死指斥或劝谏，而是既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又善于保护自己，充分显示出隐忍求成的大智慧。也正是这种智慧，使他既坚持了原则又保全了自己的生命，使得他的政治生命延长了43年，从而为后来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提供了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
箕子知道，要想做成大事，首先要保证自己活着。有一次，纣王彻夜长饮而忘记了日期，就问身边的文武大臣，大家竟然都说不知道，于是派人询问箕子。箕子对自己的学生说，身为一国之君和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了日期，天下就要危险了；而一国之人都不知道日期，独有我却知道，那我就更危险了。于是就让门人告诉来人说他也喝多了，不知道是什么日子。
箕子又是个极端的爱国者，他始终忍辱负重维持着大局，维护着大商帝国，心系着国家的危亡和百姓的命运。比干被剖心，微子离国出走，有人劝箕子说，君王都这个样子了，你也该是离去的时候了。箕子说：作为臣子，君王不听你的意见就愤然离开，那是向世人彰扬君主的错误而宣扬自己，是取悦和笼络民心，对我们国家的灭亡推波助澜，我不忍心做这样的事情啊！
然而，历史是难以逆转的。后来，纣王发明了炮烙之刑，危险在一步一步逼近，箕子干脆披散着头发，假装疯了，和奴隶们混在一起，抱着一把古琴在朝歌城北的桑林中弹唱，抒发心中的郁闷。
就在武王伐纣，攻占了朝歌，国破家亡之后，箕子仍然保持了对故国的热爱，保持了高尚的气节和尊严。周武王仰慕箕子的政治才能，向箕子求教，询问：殷商为什么会灭亡呢？一个“亡”字深深刺痛了箕子，箕子非常不高兴地沉默不说话，因为他不愿意讲自己故国的坏话。武王这才感觉到自己失言了，赶紧改口问：怎样才能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这样，箕子才陈述了《洪范》九畴，以一个曾经的大国老臣、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的身份和口吻，向武王传授了治国方略。
周武王对箕子非常佩服和欣赏，要重用箕子，给他高官。箕子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带了5000个朝歌老乡，向东北方向进行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最后到达现在朝鲜那个地方，建立了延绵近900年的“箕子朝鲜”。
他的选择不是一时的决定，而是经深思熟虑的，因为早前他就对微子说过：殷商如果灭亡了，我绝不会作新王朝的臣仆。
在三千多年前，箕子这样的爱国情操，这样的气节和风范，是难能可贵的。就连其敌对势力的周武王也十分感叹，召集公族和群臣说：商纣王如果好好利用箕子、比干、微子，我们到现在就很难打败殷商，我们就还会困居在西北的穷乡僻壤；你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国有贤臣，社稷洪福也。
在中国，历来有崇尚舍生取义的文化传统和思维取向，大家都敬仰比干剖心那样的豪壮、屈原投江那样的悲愤，比干的故事比箕子流传得广，屈原的知名度比箕子高。当然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并不能磨灭箕子的哲人形象和智慧。在坚持原则、维护大局的前提下，历经磨难使自己渡过浩劫，箕子的超人智慧和隐忍求成的精神，也应该被我们所接受所敬佩所学习。
周王朝替代殷商后，箕子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古人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传授给周武王，流传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著名学者、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陈蒲清先生就提出“箕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子”，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被学界普遍接受。
所谓“法授圣”，就是说周王朝替代殷商后，箕子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古人历史的正面经验、反面教训加以总结，传授给周武王，流传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武王伐纣后，周武王仰慕箕子的才华，派人释放了箕子，并向他询问治国安邦之道。箕子给他讲授了“洪范九畴”。洪范九畴就是对中国政治影响深远的治理国家的九个方面的大法，即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徵和向用五福、畏用六极。箕子把自己的治国之道和盘托出，并非有意在周朝受重用当官发财，而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使之得以传承，以便开启一段新的历史。
箕子的《洪范》，被后人收入《尚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奠基之作。洪范九畴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政治制度、治国安民、自然世界、天文历数、行为德性、人生祸福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作为殷周之际社会巨变时期的代表人物，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可靠著作传世的思想家，箕子开了儒家思想的先河，可称为儒学的先驱，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理应当之无愧地被称作“中华文化第一子”。
《洪范》在中国政治哲学、思想文化史的地位非同小可，其中具有开创意义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
在中国历史上它最早系统地构筑了专制王朝的体制架构，阐述了行政方式、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九畴就是九类治国大法，既是理念，又是方法。比如他讲“八政”，具体地讲了一个国家需要设置的八种政务官员：一是管理食物的，二是管理财务货币的，三是管理祭祀的，四是管理水利的司空，五是管理教育的司徒，六是管理治安的司寇，七是外交事务的宾，八是管理军事的师。
所谓“三德”，是讲述君主的政治措施，要“正直”、“刚克”、“柔克”，强调要因时因地制宜，不要大权旁落。中正和平时期，就使用常规的正直手段；臣下蛮横不服管教，就采取严厉强硬的手段；百姓顺从听话，就采取宽大温柔的手段。
而“五纪”则是五种计时的方法，岁、月、日、星辰、历数，观察天象和季节，对于当时国家管理、君主行政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洪范》还阐述了“皇极”思想，即君主的基本准则；阐述了君主要怎么样处理好君民关系和君臣关系，怎么样解决疑难问题。他讲述天人感应、祭祀占卜，也都是从君主治理国家行政决策的角度，总结出一套系统的、全面的治国理念和纲领。
在商周之际，能够提出如此系统的行政大法，确实难能可贵，对其后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体制设置和统治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箕子阐述的王道学说是儒家和后代仁政思想的重要源头
《洪范》中最长的篇幅用来阐述“皇极”即王道学说，强调百姓和臣下要拥护君主，而君主更应该无私公正地处理与官员、百姓的关系，要爱护老百姓，把幸福赐给庶民，还讲述了怎么样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要想当好天子，就应当像做父母一样，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做天下臣民的君王，第一次提出了“父母官”的概念。
箕子作为儒家前驱，其思想上启夏禹商汤，下开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政”。
后代的思想家很多继承、发挥了箕子的思想，引用《洪范》的语句为自己的学说服务。《左传》、《逸周书》、《管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等都引用过《洪范》的语句。
最先提出系统的“天人感应”思想
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哲学思想，箕子讲“庶徵”，最先阐述了这样的思想。他认为天子的道德、行为、政策措施，可以招致气象的反映，天上的风、雨、冷、暖，也会与人间的政治形态相感应。而其“五行”学说，更是不仅影响了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家，而且影响了儒家和其他各家，影响了古代哲学、政治、科技及古代各种术数。
首次提出“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
有学者提出，箕子作为思想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首先提出了“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
，要客观公正、光明正大，不要偏颇，不要歪斜，公公正正，坦坦荡荡。所谓“五事”，讲君主怎么样通过言行举止对臣下对百姓产生影响：容颜应该恭顺，言论应该合宜，观察应该明白，听闻应该清晰，思考应该通达。君主谦恭，臣下就肃敬；君主要求合理，臣下就能尽职，把事情办好；君主明察，臣下就会井井有条；君主广泛听取意见，臣下就能进献谋略；君主思想缜密，臣下就颂扬君主的圣明。这样的正直公正的政治理念，成为以后各个有作为的君王追求的准则。
最早的“多数决”表述
“多数决”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观念，以往人们总认为这个现代民主观念是西方的舶来品。梁启超先生研究认为，“多数决”在中国古代就既有观念的提出，也有实践的例证。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发现的中国古代最早的“多数决”观念，恰恰是箕子在《洪范》中表述的。箕子在“稽疑”中讲，有三个人占卜，结果有分歧，其中两个人所得结果相同，就听从这两个人的说法。上古占卜与国政不可分，占卜就是政治，三人从二，箕子的表述不正是古代的“多数决”吗？
箕子还讲，有了重大的疑惑，就要用心思考，要与大臣商量，还要与老百姓商量，然后再进行占卜。天子自己赞同，龟兆赞同，耆象赞同，大臣赞同，老百姓赞同，这就叫做“大同”；天子、龟卜、耆象都赞成，而大臣、老百姓反对，也还算吉利；如果天子、龟卜赞同而耆象、大臣、百姓反对，就会对内吉利对外有凶灾；假如天子、大臣、百姓都赞成而龟兆、耆象反对，就不可轻举妄动，否则就会得到不利的结果；等等。这被现代学者陶希圣称作代表五个方面的“投票权”。“多数决”这一西方政治最根本的民主形式，早在三千多年前就由箕子做了清晰的设计和表述。
箕子到朝鲜半岛的北部建立“箕氏朝鲜”，带去中原礼乐制度，建立了东方君子国，历41代君主，传国近900年
箕子不但是治国方略的传授者，是专制王朝的设计师，而且是治国安邦的实践者、推行者。
箕子向周武王传授“洪范九畴”，但不接受武王的封职，带了五千个殷商朝歌臣民，远途跋涉，到达与殷商有族缘关系的古朝鲜，在那里建立起“箕氏朝鲜”。箕氏朝鲜包括今中国辽东半岛的东部和今朝鲜半岛的北部。箕子到达朝鲜地区后，在大同江畔的平壤建立国都。
箕子带去的五千人中，包括懂得诗书、礼乐、医药、阴阳、巫术的知识分子，懂得各种技艺的能工巧匠。他把中原文明带到朝鲜，教化臣民，使朝鲜习行中国礼乐制度，其衙门官制、饮食衣服全随中国；政治上，箕子公布了八条成文法，禁止杀人、伤人、盗窃；经济上，推广殷商的田亩制度和中原先进的耕作、养殖技术。
据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编著的《东史纲目》记载，箕子的治理不出三年，当地民风大变，夜不闭户，没有了盗贼，妇人守贞不淫，男婚女嫁，不重聘礼，无买卖婚姻，人民节俭敬睦，无争讼私斗，老百姓非常高兴。人们把平壤郊外的大同江比作黄河，把永明岭比作嵩山，编成歌曲来歌颂和赞美箕子。
柳宗元所说的“化及民”即是说，箕子开发朝鲜，教化百姓，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箕子到朝鲜去时已经53岁，40年后箕子去世，享年93岁。平壤西北牡丹峰有箕子陵。据《高丽史》记载：肃宗7年（1102）10月壬子朔，“礼部奏：我国教化礼仪，自箕子始，而不载祀典。乞求其坟茔，立祠以祭。”从此，箕子陵受到历代朝鲜人的祭扫与修缮。
箕子王朝共历41代君王。到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箕子第四十一世孙箕准被投靠门下的燕国人卫满发动的政变所推翻，箕准南逃，箕氏王朝灭亡。按《东史纲目》所列箕子传世图，箕子朝鲜共历927年。箕准失去王位后，逃到朝鲜南部的马韩地区，建立了新的国家，自号武康王，传国220年。
箕子开发朝鲜这段史实，中国古代许多史书都有记载，《竹书记年》、《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等，都记得清清楚楚。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朝鲜半岛无论南北，其史书和教科书都沿用了“箕子封建说”。比起中国史书，古代朝鲜的史书对箕子在朝鲜的事迹记载得更清晰更详尽。高丽王朝僧一然著的《三国遗事》，朝鲜重要史书《东国纲目》，以及《三国史记》、《三国史略》、《高丽史》、《高丽提纲》、《东国通鉴》、《东史纂要》、《东史会纲》、《海东绎史》、《箕子志》、《箕子外传》等等朝鲜史书和学者文集，都对箕子王朝有记载有研究。日本江户时代前期（公元17世纪初）史学家林鹅峰也认为箕子到朝鲜开创“东方君子国”。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考古发现，以及朝鲜及南韩的许多民俗，也都可以与历史记载相互印证，证明箕子开发古朝鲜的历史事实。
然而，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朝鲜和南韩的学者中狭隘民族主义逐渐盛行，开始提出一些争议。他们先要“破”掉箕子的陵墓。1959年，朝鲜毁掉了有千年历史的箕子陵。理由是：汉朝封建统治者“借口侵略古朝鲜凭空捏造出箕子来朝鲜建国的谣传”，“
把朝鲜民族看成箕子的后裔是对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朝鲜民族的侮辱”。挖掘平壤的箕子陵时由于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当时特地举办了“老人宴”来安抚。
与毁掉箕子陵古迹相对的是，于1994年10月11日新建了极其宏大的檀君陵。公元14世纪朝鲜史书《三国遗事》认为，檀君王俭是天上下凡的天神庶子桓雄大王与熊女所生，是古朝鲜的开国君主，于公元前2333年定都平壤。
因此，现在朝鲜半岛无论南北，“箕子封建说”都被视为殖民史观，而“檀君朝鲜论”则是正统国史观。将公元前2000—至前500年这段历史列为空白。
朝歌是箕子的家乡，近十多年来，朝歌城曾经接待过多批来自韩国的朋友。韩国氏族总联合会、韩国殷氏大宗亲会、韩国林氏大宗亲会等都与朝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常派代表来朝歌三仁祠顶礼膜拜。朝歌的代表还应邀于2000年9月赴韩参加关于古朝歌与韩国姓氏源流研究的交流活动。韩国朋友曾向笔者展示过他们的印刷精美的家谱，好几个姓氏的家谱上，都以整页的篇幅印着箕子的全身画像。
箕子还是商周之际的学界泰斗，学识渊博，顶级的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
历史往往造就少数天才式的神奇人物，他们的天赋和成就往往跨越行业和界别，集当时不同行业不同学科的顶级水平于一身。箕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箕子是政治家、思想家自不必说，他在当时还是通晓天文地理、学贯科技人文、擅长琴棋书画的通才，可以说是商周之际学识渊博的学界泰斗，是当时顶级的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在教化初开的当时，尤为稀奇珍贵，恐怕远甚于现在大师级国宝级人物。
相传商纣王如此暴戾，对谏臣动辄剖心炮烙，施以酷刑，但对箕子却能网开一面；周武王能够屈身下就向箕子求教，而箕子尚且还能嫌怪武王用词不当而拒绝作答，迫使武王改口，最后还进退自如远走朝鲜，在上古专制时代箕子能够享受如此待遇，是他的学识威望起了很大作用。
说箕子是当时的大科学家，是因为箕子在殷末主管观测天文、专事占卜阴阳，因而谙熟历法，由他“授时制历”，并以此指导农事渔牧以及出征讨伐等等活动，这在当时可说是属于“高科技”的范畴。据朝歌西南70公里的陵川箕子山则是箕子当时藉以观测天象的地方。所以当商纣王彻夜长饮喝迷了不知日期了，要赶紧派人去问箕子。
箕子作为大哲学家更是当之无愧，他在《洪范》中对“五行学说”的阐述，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物质本体的学说，对此，著名学者陈蒲清教授在《箕子评传》一书的第四章中专门做了深入的研究。
箕子的“五行学说”认为世间万物由水、火、木、金、土等五种元素组成，而五行之间相杂、相生、相克，其结果反映出物质世界、精神世界乃至历史发展、王朝兴替的规律。
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产生了“顺世论”，把世界归结为“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古希腊哲学家分别提出“水”、“土”、“火”、“气”等。而箕子的“五行学说”，比古印度和古希腊的同类学说，都要早五六个世纪。
箕子还是留下了我国第一首文人诗的大文学家。箕子到朝鲜后的第四年，曾经回中原的朝歌老家一次。当他看到昔日的宫殿已经倾弃，周围长满了麦草，触景伤怀，想起殷商失国的教训和自己多年的遭遇，写了一首千古绝唱《麦秀》诗。
《麦秀》诗假借一个失恋的女子抱怨“狡童”（美少年），抒发了作者对殷纣王不听劝谏反而加害忠良的痛苦、愤懑心情。诗歌语言朴实生动，在艺术上对后代诗歌具有相当的影响，比如以“比兴”发端（麦秀渐渐，禾黍油油），重章叠字的运用等，在后来的《诗经》中得到了发展；而其假借男女私情而抒发政治怀抱的艺术手法，到战国时屈原的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
箕子的《箕子操》则是我国较早的著名古琴曲。汉代桓谭所著《新论-琴道》中有对古琴曲《箕子操》的解说；宋代郭茂倩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汇编成《乐府诗集》，其“琴曲歌辞”中就收有《箕子操》（又名《箕子吟》）。
古琴是中国古老的乐器，它承载了很多的哲学和文化内涵，往往是古代文人雅士进德修业、修身养性的必备之品。最初的古琴只有五根琴弦，内合五行，金、木、水、火、土；外合五音，宫、商、角、徵、羽，象征君、臣、民、事、物。我们可以想象到，每当夜深人静之时，箕子沐手焚香，轻挑琴弦时的优雅和淡定，他把坎坷人生的内心愤懑，把对阴阳五行的哲学思考，把天人感应的玄妙领悟，把社会历史的演绎归纳，都赋予了琴弦，化作了天籁之音。
箕子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就是传说他还发明了围棋。相传箕子利用陵川箕子山棋子岭上的天然黑白石子推演天文，观测天象，占卦卜筮，并演绎出了古代围棋。于是围棋棋盘上有所谓“九星”、“四射”之位。现“棋石岭”约60000平方米的区域，到处是天然黑、白、黄三色的卵石，圆滑光洁，酷似围棋棋子，故称“磊落黑白石”，民间又叫“棋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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