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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园拾贝》---作者: 石同勋

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破译

 

“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原立于淇县南关村头通往京城的大道之侧,现移至摘星台公园。

此碑高2.6米、宽0.8米。右侧竖书“勒封文林郎知淇县事常山钓台蔡藿”,此行字之右下侧为“迪功郎县丞钦国梁”;左侧是“典史贾兑”。中间大字为“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大字左侧为“赐进士第福建道监察御史邑人睡仙孙征兰”;其左下侧是“暨弟贡生纫兰”;再左“暨子宜孙、隆孙”。由此可见此碑系县令、县丞、典史和孙氏家族官民同立。碑文没有纪年,查阅《淇县志》获知常山蔡藿清顺治元年一四年在淇县任职,据此推断,此碑立于公元16441648年之间。

孙征兰(公元15861653),淇县南阳人。字九畹,号睡仙。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考中进士,崇祯初年转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崇祯后期任四川布政司参政等职。明亡清兴,隐退故里。

清初,蔡藿负命来淇县任职时,政局未稳,人心浮动。他初来乍到,人地两生,为寻求为官之道,便去拜谒明代遗老孙征兰。孙征兰建议抬出朝歌殷朝帝都这块金字牌匾。一来可以稳定民心,二来可以提高淇县的知名度,三来又能芳名垂世。于是孙征兰亲自撰书,在通往京城的大道旁树起了这通巨碑。

碑文“殷朝六七贤圣君”,出自《孟子·公孙四章句上》:“由汤至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这里的“六七”不是量词,而是隐代词,又是双关语,即说六也可,言七也行。可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解释。从宏观而论,查阅《史记·殷本纪》,在殷商帝国缔造中,却有六位贤圣之君,即成汤、太甲、太戊、祖乙、盘庚、武丁等。他们都是在逆境中力挽狂澜,身体力行,广施王道,体恤黎民,使殷商帝国再度中兴。此为六贤圣君也。

若说殷朝七位贤圣君,当加上帝辛,即纣王。当年孙征兰君在撰写碑文时,鉴于纣王名声不佳,未敢秉笔直书,于是埋下伏笔,留给后人破译。

但碑文的核心是“故都”。上述七位贤圣者仅武丁、帝辛在朝歌建过都城。这与碑文不符。纵观商史,在朝歌建都者还有武乙和帝乙。那么六七贤圣究竟是谁?首先得搞清“贤圣”的含意。所谓贤圣,并非都是国君。“贤”者,指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圣”者,即圣人,指的是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因此,从微观上看,六七贤圣君除了在朝歌建都的武丁、武乙、帝乙、帝辛四位国君之外,其他三位应是殷室圣贤箕子、微子、比干。

这七位之中,也并非美玉无瑕。武丁是很有作为的君王。为重振殷邦,三年缄口,最后选定付说为相,修以政治、行德化于民,天下欢欣,殷朝再度复兴。武乙则是个败德之徒,没有什么作为。

帝辛继位时,面对国力衰竭的残局,励精图治,宏振殷邦,以期增光先王。所以遂将都城沫邑改为朝歌。朝歌者,晨曦高亢引歌,高歌黎明,喜迎朝阳,兴旺发达也。接着他又扩大城池,建成南北长约3100米,东西宽约2100米,总面积约24平方华里的城池,还营造了约60万平方米的紫禁城,的确体现了一个“邦畿千里”的大国风范。

接着他又大胆改革。废除了先王杀戮奴隶的旧制,把奴隶变成生产力,为社会创造财富。改革刀耕火种的粗旷生产方式,实行耕耘播种,壅土施肥、灌溉排水等完整的耕作技术,手工业及科学技术也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生活安定,四海诸侯宾服,使商王朝再度复兴。民谚曰:“殷纣王的江山,铁桶一般。”

箕子、微子、比干皆为殷朝宗室。箕子、比干系殷辛王的叔父,微子是殷辛王的同父异母哥哥。殷辛嗣位之后,他们忠心耿耿辅佐于他。箕子重社稷、微子保宗祀、比干笃忠贞。史称“三仁”。

四位国君,加上三位殷室圣贤,在朝歌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代表人物,称之贤圣君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破译了孙征兰君之谜,说出了他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使迷离的“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之碑文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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