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淇县的旧志记载，光绪三年的淇县，春雨连绵，禾苗长的齐整，直到麦收后，天旱不雨，秋苗难以播种。有的勉强播了种，禾苗长的不象样，谷子不见籽，豆苗干枯了，麦子又没种上，再加之土匪抢劫，穷人被饿死者甚多。

地里没收成，人们没粮吃。清朝当局地方官吏为了装点门面，奏上司放赈。但当时交通工具不便，往返路程需数月，等从京城回返时，淇县已饿死者不计其数。

据前辈人流传，县衙在北下关开设放饭棚（官称放饭场），每天放饭一次，饭是半稀不稠的小米饭，谁排队在前就给舀一木头勺，正好不满一碗。谁怀里抱着小孩儿，也可多领一勺儿。起先抱小孩儿的并不多，后来抱小孩儿的越来越多，负责检查放饭的何姓官吏（老百姓叫他何大人），（查旧县志他是当时淇县的知县何云生———编者按）觉得很奇怪。有一天，他特地走近一个妇女身边，把孩子戴的帽子掀开一看，原来帽子底下不是小孩儿，而是一个布娃娃，这何大人还算通达民情，当时只是哈哈一笑，并对他的手下人说：“老百姓真是饿出见识来了。”这说起来好像是笑话，但现在想想当时那种情景，怎能不使人辛酸呢！

农村、城镇领饭的人，一天从早到晚接连不断，有的走至半路就饿死了，有的刚到饭场就倒下了。城关设有卖人场，大都是外地人来买，一个女人价值35文（清币）。后来淇县的饥荒严重到了人吃人的地步，集镇上有卖肉丸的、肉包的、肉馅饼的。究竟里面是什么肉，起先人们谁也不知道，后来有人吃出了人指甲、人头发，才知道这些都是人肉做的。无怪乎人们传言，当时外甥不敢去姥姥家，这也是对人吃人的形容。

据旧志载，光绪四年年景更坏，春季长，粮价上涨厉害，小米一斗一千二百钱（铜钱）、小麦一斗一千钱、绿豆一斗九百钱、荞麦一斗七百钱。庄产土地没人购置，树上叶子被摘完吃光，吃观音土和蒺藜面者有之，卖儿鬻女者甚多，一两串钱即可买个小孩儿。

“大灾之后，必大疫”。人饿死者无法统计，但人病死者也不计其数。据前辈流传，当年野谷丛生，很多人争抢着吃，由于原来腹中空，大吃后，胀死者又很多，就是说光绪三年饿死人多，光绪四年胀死人多。起初，人死后用薄木棺，后用苇席，嗣后苇席也用不上了。死于道路者，人割其肉食之。甚至还有将已经掩埋了的尸体刨出剥肉食之。全县死者有十之五六，甚至提起光绪三年，一些老年人还不寒而栗，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