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是个“大跃进“的年份，是个热火朝天冲击私有的年份，也是全县人民难以忘记的年份。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未必知道当时之情景。现将当时发生在淇县的一些情况予以略述，以作后人借鉴。
从1958年夏至1961年2月，全县村村都建有农忙食堂，村大者，每村有1至3个，甚至4个5个。每个食堂有几十口人或上百口人在一口大锅内吃饭。名曰：“农村农忙食堂：，“社会主义阵地”。说是农村农忙食堂，其实并非农忙时才有，而是一年四季群众都得在里边吃饭，禁止家庭起灶做饭，如发现谁家冒烟在家做饭，就要遭批判，受辩论，说他破坏社会主义阵地。实际群众也不可能在自家做饭吃，第一没锅灶，锅灶已被拆去，铁锅已被砸碎；第二家里没粮食，海怎么能在自家做饭呢？当时列举建农村农忙食堂好处极多，诸如可以节省劳力去地干活，可以把千百年来被封建束缚的妇女从锅灶前解放出来，农忙食堂吃饭不要钱，家家户户不作难等等，用以说服群众。
农忙食堂很平均，一日三餐，各家均用桶或瓷、瓦罐到食堂打饭吃，每人一份不多不少，似乎每户之中都没啥意见。在那生活标准（每人每天7两贸易粮）瓜菜代的年月里（特别60年），食堂的饭大都是稀面汤照人头，红薯面馍窝窝头，人人灌大肚，过不了一会儿，肚里都饿得咕咕叫。食堂内的事务长和炊事员是个好差事，群众都很羡慕，因为他们吃饭不限量，可以捞稠的吃，还掌握着大家的吃饭权。时有“一天吃一两饿不死事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之说的顺口溜。
1956年，淇县农村的初级社全部转为高级社。一村一社的规模已经不小了，但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推动下，朝歌镇率先将全镇28个（村）高级农业社，合并为公社，称“朝歌人民公社”，相邻的西岗、北阳及高村和庙口4各乡，也都先后一哄而起，建立了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公社建立后，各村改为生产大队，作业组改为生产队。对全县畜牧由原来的农户分散喂养，统一改为实行由生产队集体喂养。与此同时，全公社为了统一领导，便于调遣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据上级指示，改生产组织为军事化编制，即公社为团部，生产大队为营，生产队为连，小组为排。公社党的各级领导分称为政委、教导员、指导员，行政领导分称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等。
各公社根据上级指示，还制定了农工商、林牧副、棉粮油全面跃进指标。不适当地指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违反科学的口号。
当时说人民公社的好处就是“一大、二公”，似乎只要“大”，只要“公”就是方向。时有朝歌公社将农户进行迁移，小村合并为大村。诸如将付庄、南杨庄、东泉头农户，分别移入东街、阁南、西泉头等村。另将西街农户移入北关、阁南、南关等村。西街改称“文化街”，为四集体学校所占用。所谓四集体学校即一至六年级学生的吃、住学习、劳动全在学校。年龄大一些的学生能生活自理的还可以，那些一、二年级七、八岁的学生，有的夜晚睡觉不知颠倒，吃饭不知饥饱，屙屎尿尿乱抛。教师每天为学生杂事忙的不亦乐乎，教学工作怎能搞好。至此，一股“共产风”从各个方面逐渐泛滥起来，伴随着“高指标”、“浮夸风”也刮了起来。时将“高指标”“浮夸风”称之为“乘火箭”、“放卫星”、“号外”。报纸上亩产五、六、七千斤粮食的新闻报道随时可见。时有革命的诗人为赞扬“大跃进”农业的大丰收，也发挥了巨大的想象力和气魄豪迈的浪漫主义精神，即写有：“稻谷棉花堆如山，社员堆垛上了天。撕块白云擦擦汗，对着太阳吸袋烟。”的诗句。
1958年冬，朝歌公社将一些手工业社扩大为厂。建有机械厂、营造厂、皮麻厂、白铁厂、缝纫厂、副食品加工厂。并新建了电厂、玻璃厂、肥料厂、面粉厂、榨油厂、造纸厂、棉花加工厂、冷冻厂，职工达到300多人，直到1962年全部停办下马。
1958年8月，全县调集部分劳力约4万余人，到高村桥火车站西侧大炼钢铁，炼钢场地南北长约3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到9月份学校师生放假，男女劳力增至约9万余人。以朝歌、西岗、北阳、高村、庙口5个人民公社为单位，调配人力、物力、财力于工地。各公社统一组织，下设有运输组、采矿组、炼焦组、炼钢组、后勤组、财务组、供应组、宣传组等组各组明确分工，互相合作，各负其责。男女劳力在工地安营扎寨，吃住在工地。建有“小土炉”、“一脚蹬炉”、“小高炉”、“长葛炉”等形式多样。“炼钢炉”生产不计时间，劳动不计报酬，整个工地昼夜不停。有的粉碎矿石，有的拉风箱掌握火候，有的担矿石，有的炼焦炭，真是热火朝天。大家只有一股劲，一个决心，练出钢铁，私心杂念早已抛到九霄云外。时称“离共产主义社会已经不远了，除了牙缸、牙刷是自己的以外，其余一切均是公共的。”由于条件差，技术水平达不到标准，炼出的铁象煤渣块，人们只能说是烧结铁，不能说是煤渣块，说要说是煤渣块，就是右派言论，攻击大炼钢铁，对大炼钢铁不满，否定大炼钢铁成绩，就要在脖子上被插上白旗，在工地上游斗受到辩论，因此形成人人谨小慎微，不敢多言，更不敢讲真话，讲真话怕挨批斗。12月份，天气已冷，大炼钢铁结束，仍留下少数人，将一些机械设备集中起来，建了一个青年机械厂，即现在的淇县高村机械厂。
由于各生产大队男女劳力大上钢铁工地，农作物无人收获，棉花开的雪白落在地上，红薯烂在地里，造成浪费，损失严重，导致了全县粮荒。机关干部原每月供粮食由29斤降为27斤，食油原每人每月半斤，降为3两。群众食粮标准原规定说是够不够每人每年360斤，也没保证了，结果患浮肿病者甚多，特别是1960年冬问题更加严重，但谁也不敢出来讲真话。
1960年农业生产下降，再加国家还苏联贷款，使工业生产也不景气，市场物资缺乏，商品紧张供不应求。原来每人每年发布票1.7丈，随改为0.17丈，连做一个裤头都不够，带着而来的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凉鞋、香皂、脸盆、卷烟、豆腐、粉条、食盐等生活必须品和日用品实行分配制和票证制。当时人们在街上排长队，购买某种商品，甚至阻碍交通，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这种经济形式与“大跃进”不能说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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