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01 22:49:38

        来到重庆与重庆作家交流，有一种亲切感，原因是我写的神农架与重庆一山之隔，翻过大九湖的山就到了重庆，大九湖基本上是来自四川的移民，神农架有几个乡说的是重庆话，过去叫四川话，吃的也是重庆火锅。神农架有一条川鄂古盐道是从重庆巫溪县宁厂镇和巫山县大昌镇过来的。有首民歌叫《只怪是个背盐的》这么唱：“大宁厂，开盐行，累坏了湖北小儿郎。大昌街上开黑店，油渣子被窝钻心寒。杨溪河，到马堰，川垭子就在大路边。有钱的哥哥吃顿饭，无钱的哥哥吃袋烟。八树坪的苞谷籽好卖钱，杀得老子好过年。荫凉树、蝌蚂井，路过三墩子继续行。太平山，自生桥，黑水河来把艄弯。娘娘坟、水井湾，苞谷荞麦当的饭。铜洞沟、黄柏阡，放马场有个孙玉山。漆树桠，下碑湾，碑湾有个李子端。青树包，我直接走，一直走到鸡鸣口。天晴之日心欢喜，天雨之时有些愁。有钱的哥哥拉一把，无钱的哥哥对岸哭。水田坪还不要紧，薛家坪有个葵花井。九道梁下无心坐，接着又上蓦阳坡。杨岔河，水不浅，七十二道脚不干，接着又上獐子山。獐子山上横起过，门古寺前坐一坐。过了狮子岩，又下上当河。上当河上有个扯垮庙，薛蛟薛葵取的宝。过了下店子，才到房县城。一路五百四十里，磨掉了好几层脚板皮。不怪天，不怪地，只怪是个背盐的。”

 说到底，神农架文化与过去称为的川东文化有极大的相似性。神农架有个地方叫一脚踏三省，就是渝、陕、鄂交界处。神农架山是巴山与秦岭交汇之地。最美的景点神农谷，过去老地名叫巴东垭，就是巴山之东的意思。所以，渝东山区和神农架就是一体。在地质学上它叫准扬子台地，关于三峡的起源，即地质学上称的第三纪早期，巫山是华夏大陆的屋脊，这也就是300万年前的事。在巫山经过三次间歇性抬升，形成了如今的三峡，形成了长江。因此，我们两省市共有三峡文化和传说的记忆。在地质地貌、风土人情上几乎是一样的，动植物是一样的。我们的地域文化是一样的。如何将我们的地域文化变成为小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我们都在努力践行的问题。我只能以自己的体会来说说。

 我到过太多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一批热心于研究、整理、考证、搜集、书写当地地域文化的作家和学者，但是很奇怪，写出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并不多。特别是虚构性的作品，也就是小说。有的地方有非常好的地域文化，可是没有好小说表现，这个问题在全国普遍存在。但是，比如神农架，为什么我们作为外来人，没有进行系统地、深入地对当地文化的研究却写成了比较好的小说呢？

       我的老家与神农架有很远的距离，是湖北的江汉平原，从小没有见过山。我第一次看见山是在十八岁，是我们县与湖南交界的一座小山，叫黄山头。我第一次看见快下雨时，山头有云雾笼罩。有人告诉我说，这比天气预报还灵，叫：黄山有雨山戴帽。我八十年代在县文化馆干临时工，一次去武汉出差，在省文联认识了从神农架来的胡崇峻，他是汉民族神话史诗《黑暗传》的搜集整理者，小有名气。他听了我的情况，说你干脆到我们那儿去，神农架急需要人才。那时他只是神农架群艺馆的普通馆员，但非常热情，回去后四处帮我跑调动，但最终未能如愿。那时我就记下了神农架这个名字，心里一直非常向往。特别是它的森林和大山。我虽然没到过神农架，但我写了不少有关神农架的诗，什么森林、动物，完全是凭想象。2000年，那时我的写作遇到瓶颈，我就向作协提出去神农架挂职。获得了批准，挂了个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是省委组织部发的文。我从武汉坐火车一个晚上到十堰，再坐大半天汽车到神农架。我记得是11月份，那个时候的神农架还没有大规模开发，还没有大名气，旅游才开始，路还没修好，所以保持着如今再也见不到的古朴和原始状态。路边全是大树，树上覆盖着厚厚的苔藓，往下滴着水，金丝猴爱吃的松萝很长，挂在树上飘荡。山上好多野柿子树，叶子脱光了，挂满小红果，美艳极了。再看箭竹丛，每个间距都是那么大，长方形，像人工栽培一样。一去就爱上了它。野马河峡谷里巨石累累，水流充沛，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云山茫茫，古木苍苍。那些山像大海凝固的浪头一样起伏没有尽头。满山红叶，沸腾如火，很高的山尖上还住着人，炊烟袅袅，仿佛仙境。我没见过仙境，我当时的感觉这就是仙境，神农架把我从几十年的生活中一下子拔出来了，生命的感觉完全变了，过去在雾霾一样的文字里和环境里生活，现在天清气朗，天高地阔，随便来一段文字也不是过去的气象了。 
       再深入，神农架的风俗、传说、民歌、包括它的酒规都很奇怪，很有意思。特别很多关于土匪、野人和神奇动物的传说是我感兴趣的。我还调查了神农架的民歌和文化生成的来源，对川鄂古盐道也有兴趣，特别是森林和动植物，是我的最爱。

  那些历史和虚无飘渺的传说对我的冲击不是很大，最大的冲击来自现实。我过去是写诗的，我喜欢优美的东西，但在这个深山老林，我看到的东西，看到的现实却不优美，像石头一样砸我的心窝子。农民住的是垛壁子屋，干打垒，穷得令人无法想象。我在一个农户家的卧室里见到一头牛，就在床旁边，地上一大堆牛屎，主人说怕牛被偷才这样。还有妇女不认识一百元的钱。有的一家祖孙三代睡一张床。深山里的人不仅穷，而且懒。我当年看到的苞谷地，杂草比苞谷长得茂盛。山上田地瘠薄不长庄稼，本来产量低，荒草无人薅，与庄稼夺肥，那不饿死人么？那时也不兴出外打工，不知道男人们都在做什么，种田的全是妇女。女人们一个比一个干瘦，瘦得不成人形。我在大九湖还碰到一件恐怖的事：一女的在田里劳动，骂了她老公一句，她老公拿起斧头追了几里路。当时我们正在村长家，妇女跑到村长家，那男人追过来要杀她。村长说，这个女人好惨，老公动不动就下她膀子，让她脱臼，脱臼之后就跪下来求他，才让她膀子复原。我们劝他，拉他，拉不住，我们走时，那男人又拿斧头追他老婆去了。我们在后头吓唬他，说你敢打你老婆我们就把你抓去。唉，谁知道那个可怜的女人那天遭了什么罪。我因为没管到底忏悔了几天，很郁闷很痛苦，觉得这深山里的男人太狠心，野兽一样的。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心里常常充满悲愤，充满对老百姓悲苦生活的心痛，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

  我在那里挂职一年，得到了很多诸如此类的故事素材，也得到了一些考证和调查的东西。但是我不想成为学者，写些田野调查之类，我写小说的冲动战胜了其他。诚然，它的森林、鸟类和深厚的文化可以吸引人一抒笔墨，作为一个作家，用虚构的手段写现实是最负责任的。虚构有时候最能反映现实，驾驭现实，深入现实。虚构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小说是有力量的，力量来自虚构世界中的巨大波击能力，意有所指，也意无所指。因为，我此时的虚构，不过是假托虚构的外壳，借用虚构的艺术特性、延展力量、艺术手段，直指社会的深处。虚构的小说，有时候胜过任何艺术体裁的能量。我们也可以叫它假戏真做吧。

  但地域文化又不是小说，谢天谢地，如果所有研究地域文化的人都有能力把他们掌握的故事写成小说，现在小说的队伍可能要增加一倍。在这里，阻挡许多人成为作家的因素，主要是情感冲动、虚构能力、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掣肘作用。由虚构到现实，这条神秘宽阔的通道是与作家平时的艺术创造和探索勇气紧密联系的。文化学者的关注比较理性，更注重事实存在的说服力，是比较专注和较真的人。而想将文化变成小说的，是注重事情的趣味和意蕴，情感的表达放在第一位，对读者的诱导和灌输也是他看重的。当然，往高处说，文化学者有本职事业心，而虚构小说家有社会责任感。他们关注的东西的确不一样，同样是表达文化，但小说作家放在对底层人和底层民生细微末节的关注上，不重视那些无关紧要的来龙去脉，以感情的跳跃跌宕作为思考和写作的动力。以我写中篇小说《豹子最后的舞蹈》为例，我到陈传香的村里去，就是想去看看课文上读过的《打豹英雄陈传香》。去了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小说开头有段话：当人们肢解这头豹子时，发现皮枯毛落，胃囊内无丁点食物。从此，豹子在神农架销声匿迹了。也就是说这只豹子是饿死的，根本不需要打就要死了，当时是记者瞎编的。回来后我至少一两个月沉浸在一种悲伤的情绪中不能自拔。我是这么想的：这只豹子在这块山林里最后的生存历程是什么？它还有爱吗？它会怀念它的母亲吗？它会找猎人复仇吗？他的旷世的孤独吸引了我，也击倒了我。我一直想它的故事，我可以写一篇报告文学，也可以写一篇很好的散记，但写小说是最适合的，因为冲动和悲愤让我浮想联翩。于是我就把它写成小说，因为小说可以让我模仿一只豹子的内心，用第一人称来写，我就是这只豹子，我有我的家，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它们是怎么生活的，最后怎么被猎人斩尽杀绝的。最后剩下我一个，我要怎么样报复这个猎人家族。我好几天没吃食物，因为太饥饿了，来到这个村里，看到一个小孩，想把他吃掉，结果被一个年轻姑娘把我打死了，最后一句话，“我看到了我的母亲”。因为它的母亲也是在一场山火中被人打死的。     

  创作完成之后，我出了这口郁气。现在，这个中篇小说被多个国家多个语种翻译了。它的作用和意义肯定比一篇豹子被打死的真相的报告文学或者一个豹子怎么最后死去的考证文章强大。事实是，我还专门采访过陈传香，她在林业局打扫厕所，很可怜。一个英雄最后竟是这般下场。她一只膀子已经小中风，因为过去生小孩难产，用拖拉机从林场拖到木鱼镇已经昏迷了，手一直压在背后，到医院手还是一直压着，等她醒来，不知道自己的一只手到哪儿去了，她的丈夫没有发现，连医生也没发现她的手是压在背后的，结果永远残疾了。她给我讲了她是怎么红的，怎么成为全国的女英雄，甚至追求她的情书是用麻袋装的，有几麻袋。当时我完全可以为《知音》之类的刊物写一篇报道或者一篇特写：《访打豹英雄陈传香》。可是，我写成了小说。大前年陈传香去世时，我还真想写，用非虚构重新写这个人。我琢磨，她内心一定伤痕累累，过去如何把她“炒”成一个英雄，后又是如何对待她，充满了血与泪。但是，我却只写了豹子。因为我认为，那只她打死的豹子比她更可怜，更有文学的意义。

 文学的意义是否大于文化的意义？文学是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形象化了的文化，是美文化了的文化。这个观点我想大家没有异议，因为我们是虚构作家。许多当地的文化学者，含辛茹苦地把某个文化苦心求证成为当地的文化，比如都在争炎帝，争牛郎织女，争李白，争诸葛亮的躬耕地隆中，争潘金莲甚至西门庆，不都是当地学者的功劳么？好比他们是在拼命地生产土特产，而作家是在拼命地倒卖、贩卖土特产。

  这里说到了一个我的观点：写小说就是卖土特产。其实是个二道贩子，譬如我就是一个恶劣的典型，我根本不是神农架人。但是，说实话，我对地域文化不是特别有兴趣，我感兴趣的东西是经过我的大脑变形过后产生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怎么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地考证，对于我这个神思乱想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和用途。我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将他们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变成我的神农架小说。但我的小说有些东西又是可以考证的，地质地貌和风俗人情，绝对都是神农架的，只要写到它的动植物、百姓生活、甚至地名等等，都是真实的存在，大部分的故事也不是我编的，就是在这里收集到的。还是以《马嘶岭血案》为例。它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天葱岭上的一个真实事件，我是在神农架档案馆查到的。两个农民挑夫偷踏勘队的海拔仪和钱财，一共杀了七个人，这太震撼了，这种事情只有在神农架荒山野岭才会发生。如果把这个事仅仅写成六十年代的故事，写得再惊心动魂，也就一个旧案而已，没多少现实意义。你卖土特产，可以卖神农架的烟熏腊肉，但不能卖神农架几十年前的腊肉。我可以以旧翻新，把它梳理打扮一番，成为新鲜的腊肉。也就是把历史现实化，把旧闻新闻化，它的意义一下子就不同了。所有最残忍的最原始的杀戮就赋予了现实的意义，直指现实的心脏，城市与乡村，知识分子与农民，贫与富，爱与仇，都有了凛冽的寒光。另一部长篇小说《猎人峰》，我写了大量的民俗，特别是猎俗，神农架狩猎的习俗。但我不是展示习俗，也不介绍卖弄习俗，我写的是人与野猪较量的故事。写野猪的小说很少，我就来凑一个吧。在神农架，猪是最厉害的，有一猪二熊三虎之说，这是神农架地道的“土特产”。这里面我写到了神农架人的生命观非常奇怪，他们相信人一天有两个时辰是兽，其它时辰是人。到山里打柴、挖药、行走、种地，如果被野牲口吃掉，那么你当时在它眼里是兽，也许是只羊子。我觉得这个传说太神奇。我写一个镇长，一个女孩在他家里做保姆，镇长想占有她，她看到映在墙上的是一只老虎想吃她。这个小说里写到一个割漆的农民碰到几只小豹子，他手剁了小豹子，母豹要吃他，他当时就祈祷，你不要吃我，我很可怜，我肚子也饿，我想去喝点水再死。他于是跑到溪边去喝水，溪水一照发现自己竟是一只羊子，心想怪不得豹子要吃我，因为我是一只羊子……这些故事就在神农架人嘴边，就在故事书里。所以好作家想将文化成果转化成文学作品应该是不愁材料的。

       地域文化是独特的，但地域文化也有共性。比如，许多地方的故事是相同的，许多地方的山歌是一样的。过去编地方传说故事集，编民歌集，大多是你抄我，我抄你。在我们鄂西的恩施、宜昌、神农架，走到哪儿旅游，导游都是唱相同的民歌，你想想这可能吗？这就是伪民俗伪文化，作家不能这样。作家虽然虚构，但不可与任何小说有同质性，独得不能再独的就是好小说。

 好小说的特点是不能与任何地域混淆的。这包括作品的民俗、语言、故事、环境、引用的民歌与方言。有个神农架当地作家在作品中写到了森林、高山、溪流这些字眼。我说你写的森林是哪个森林，花木是哪儿的花木，溪流又是哪儿的溪流呢？他马上明白了。再写就会写到有飞燕草，有鸽子花，有野马河，有神农溪，有太子垭，有头顶一颗珠、江边一碗水、七叶一枝花的森林，有粉红杜鹃、粉白杜鹃、灯笼花、珍珠树、巴山冷杉、秦岭冷杉、领春木、珙桐、独摇草、商陆、五味子、金丝猴、驴头狼的森林。写鸟就不会写百鸟争鸣、群鸟乱飞了，就会写铜蓝鶲、灰胸竹鸡、强脚树莺、红腹锦鸡、黄臀鹎、环颈雉。你写喝酒就写神农架的苞谷酒和酒规，你写冬天就写种农架的火塘和腊肉吊锅，其他的，与你无关。

 虚构中的真实性虽然重要，但独特性更加宝贵。土特产只有货真价实才是紧俏货。我写的神农架，在其它地方不可能发生，大到地质地貌，小到生活细节，包括草木和生活习俗等等，都是某一地独有的。比如，我在《马嘶岭血案》中写到打雷下雨这山岭一带就会听到轰隆隆的枪炮声、马嘶声。其实在神农架天葱岭一带的确有这个神秘现象。我写到这群人的驻地发现了一种神秘的光团纠缠他们。事实是：当年中科院科考队在这里调查植物资源时，就发现有一大团亮光每晚在他们帐篷周围跟着他们，用枪都打不走，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有人说这是外星人的飞碟，当地人称之为“鬼火"。在《狂犬事件》中，我听神农架的人说那一年狂犬大咬村民与牛羊，政府发动群众扑灭了几条疯狗。我采访当时的村长，他给我讲的事我闻所未闻。他说被咬的一位妇女打狂犬疫苗，必须打五针。她打了三针，舍不得，她的牛也被咬了，就给牛打了两针，结果人和牛都死了。我们只是知道患狂犬病的人怕光怕水，还会像狗一样不停地叫，直到死。我听当地人说，人患狂犬病以后，会屙出狗形一样的血块。狗咬后百日内不能听锣鼓。如果突然一阵锣鼓响，他狂犬病就会发作，一路狂奔至死。这些太独特了，我写进小说，注定会被大家接受和记住。
       一个地方的文化形态，不是一个文学呈现，且常常被旅游部门、文化学者和政绩工程所绑架。当地作家利用它的边角余料，写一点不痛不痒的历史故事，既不像非虚构，也不像虚构。这类作品很多，原因也很多。比如因为掌握材料太丰富，臃塞了虚构和想象的空间。比如因为生在此地，对故乡下不了狠手，等等。但重要的问题还是没找到一种转换方式。说得艺术一点专业一点神秘一点，是有一个转换音符在引导着我们。因为论证考证的理性语言与小说的音乐旋律是不一样的。一个文化专家，一首民歌也就是它的准确性，是生活歌谣还是祭祀歌谣、时政歌谣？是情歌还是童谣？但一个小说家他听出了唱歌人心中的情感，他（她）唱这首民歌时的表情，音乐中蕴含的生活意义，几句歌牵出的一个充满传奇或伤感的故事。小说本身，并不全部来源于地域文化，它还与自己的读书，自己的视野，自己的思考、笔力和自己的审美个性、做人境界有关，与作家情绪的极不稳定性有关。我想了想，排除小说神出鬼没的因素，有以下几点是可控且须注意的：
        一是尽情写人物，克制写民俗的冲动。
       我常常看到有些作家太注重写熟悉的民俗，写它的方言，写当地的生活方式，写得很多很细很琐碎，陷入民俗的泥潭不能自拔。民俗不是文学，文学是人学，是探讨人性研究人性的，民俗只能是人物事件环境的一部分。我的写法是在我的作品中有一些民俗的元素和符号就可以了，不能把读者的视线和注意力都牵扯到这上面。就好比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场民俗晚会，还都少不了抛绣球入洞房。这些民俗本来就俗，再多表现有什么意义？独特依然是对民俗取舍的标准，民歌、歇后语、传说等等都是一样的，适量就好。
        二是描述为主，少用论述语言。
        地域作家因为参与了地域文化的考证调查，有津津乐道的为地域文化辩护的心理，有谨小慎微怕出差错让当地文化人笑话的心态，从开头一直到结尾都是论述性、交待性的文字，缺少描述性的语言。这种文字从一开始就限制了作家的才华，作家是野性狂奔的，不能让文字限囿于干巴巴的交待，没有幽默感，缺少温热度，逻辑性过强。否则的话，作品只是文章的条理而不呈现出生活断裂残缺的自然状态，不符合生活本身的混沌性质、泛滥性质和多义特征。文学有一些感叹式的、诡异丛生的、神经质的内心独白。但论述交待是不带感情的，客观的，甚至会很迂腐学究气，平铺直叙，少对话，按时间发展顺序推进情节。许多作家太熟悉自己家乡，只顾去交待历史过程，事情经过，只进行外部世界的解释描摹，不会将自己带进作品，不会进行场景描写，不懂得以对话推进故事发展，用对话刻画人物。 
        三是形象胜过考证。

 小说不承担考证的责任，这是地域文化专家的事。文学是虚虚实实的东西，如今中国有多少花果山水帘洞？有多少桃花源？作家切不可在你创作的作品中把大量的时间、才华都消耗在无谓的考证上，好像不去做这件事在当地就得不到尊重。在一个地方，允许一部分人去考察考证，但要提倡更多有虚构能力、想像能力的的人来写小说，一样是在宣传地域文化，而且宣传的效果比研究地域文化更有效。大家为什么都到凤凰去呢，是因沈从文而去，并不是因某一位民俗专家而去。莫言也是，别人到高密是因他写的《红高梁》，到那儿去找红高梁，还办上了红高梁节。你看，就几块红高梁地，就成为了旅游景区，全世界的人都往那儿跑。这不是考证出来的，是作家写出来的。所以我们作家的工作就是要将一个地域写出它的独特和神奇。
         四是虚构能力激活事件本身。      
        每一个地方堆积着一堆从历史到现实的事件和故事，甚至每一个村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每一年又会发生大量新的故事，每一个家族都有壮丽的、艰辛的故事。雨果说过，每一个墓碑下都是一篇长篇小说。这样看来，每个村庄应该出十个优秀小说家，去采访和书写村庄墓地里成百上千的长篇小说故事。可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写某地域的小说太拘泥于历史事件本身，虚构能力不足。所谓大胆的虚构这是胆量，但虚构靠的是想象，想象力是实打实的。一个人能够操纵他想写的题材和故事，上天入地，并且把看起来很珍贵的故事素材打碎、揉搓、替换、舍弃。许多大家都写了他们当地发生的历史故事，大作家没有一个不是靠此为生的，贾平凹不是又写出了《秦岭志》吗？什么莫言、张炜、韩少功、张承志，以及国外的作家都是在打深井掘地三千尺挖掘本地的写作资源。但是想一想，他们哪一个是按照事件本身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叙述的？事件只是一个背景，事件本身不构成小说。极强的虚构才能激活一个事件。
       还有一个要做的是激活历史。一个作家首先要了解当地的历史，这都很自觉，这不是问题，没有被激活的历史是一个坟墓，一堆废墟，要让历史为我所用，从墓地还魂。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作家就应该把自己参与进去，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把历史的痕迹转变成鲜活的现实，这是一个作家应具备的本领，因为你活在当下，而不是活在故纸堆里。假如我要写一个三峡纤夫，我不会过多写他过去怎样，我要写他现在怎么生活。不管他多老了，也要写现在。只有写现在，才是我们作家值得付出的。
       末了，在座的作家是否还记得因为三峡工程，在宜昌曾经挂牌过“三峡省筹备处”？它包括整个三峡地区，湖北的宜昌、恩施、神农架和整个重庆。虽然三峡省最终没有出现，但至少证明湖北与重庆地域的紧密结合程度和亲缘关系。三峡水库这个世界第一大水库边，就住着我们两省市人民。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可以用更多时间探讨我们的地域文化，也希望更多的作家书写壮美的大三峡故乡。一个地域养育并出现的作家，是地域性的，也注定是世界性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