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14 15:45

1938年 3月26日，日本侵略军集结重兵进攻浚县城，遭到县城军民英勇悲壮的抗击。28日晚，守城军人在弹药无援情况下，被迫撤离，城池沦陷。次日黎明，日军入城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军在这次屠杀中，杀害平民4500余人，占当时县城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500多名妇女被奸杀，1000余间房屋被烧毁，财物损失不计其数。

日寇制造的“血洗浚县城”是河南省第一大惨案，也是全国八大惨案之一。《孙毅将军回忆录》中说：“仅就屠杀而言，除了世人皆知的南京大屠杀外，经中国政府相关机构多年查证，日军制造的千人以上的大屠杀就有100起以上。其中屠杀3000人以上的有8起，即山西朔县屠城、山西宁武大屠杀、血洗河南浚县、山东临沂大屠杀、山东金乡屠杀民工、血洗广东惠阳、南京大屠杀、湖南南县厂窖惨案。”

我们不禁要问，策划制造“浚县惨案”的日寇元凶是谁？《浚县志》对此语焉不详，一些回忆纪念文章往往笼统记作“日军”或“日寇”。对元凶有明确指认的文章曾读过两篇，一篇是1991年出版的《浚县文史资料》第4期刊载的刘式武的《浚城喋血》，一篇是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的《侵华日军大屠杀暴行》中的《血洗浚县城》。这两篇文章均说制造“浚县惨案”的元凶是铃木启久，依据前篇来源于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该书第九章第六部分这样写到：“六七月间，我和几个同伴去沈阳，出席军事法庭，为审判日本战犯向法庭作证……有个日本战犯，是前陆军将官，在法庭上，他承认了指挥他的部队在冀东地区和河南浚县等地，进行过六次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后篇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史料。显然，战犯铃木启久在法庭对“冀东地区和河南浚县等地”屠杀平民的认罪，很容易让人和“浚县惨案”挂上钩、对上号。

最近，在做长篇纪实文学《血色记忆》准备，核实资料时，却发现铃木启久和1938年3月日寇制造的“浚县惨案”没有关系。铃木启久1938年来华后，在东北任日本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步兵第12大队大佐大队长。这年，铃木启久没有践踏河南的履历。

难道溥仪《我的 前半生》记载有误？再细读，竟发现文中并没有道出铃木启久屠杀浚县平民的具体时间。那么，是不是铃木启久在另一个时间，在浚县制造了另一场罪恶的屠杀，致使读者没加深究，张冠李戴，误解为铃木启久便是1938年“浚县惨案”的制造者呢？为解开这个疙瘩，我在史料中寻解。果然如所料，铃木启久在另一时间向浚县及其附近伸出了魔爪。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正义的审判——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纪实》第367页记载，被告人铃木启久“在1944年10月以代理第117师团师团的身份，命令所属第87旅团独立步兵第204大队在河南省浚县东方地区进行‘讨伐’，该大队在河南省长垣县小渠村，用刀砍、火烧和推入井内淹死等恶毒手段杀害我和平居民刘俊英、刘景昂、史新岭、唐金声等660余人，造成了小渠村惨案。此项罪行，为被害人刘安然和被害人亲属刘马氏、刘张氏的控诉，当地居民翟祥云、夏修印、石良贵等7人的证词和调查材料（查讯笔录6件、调查报告1件、照片2张）所证明，并有当地人民所立“日寇十月扫荡蒙难同胞纪念碑”的碑文记载可查，被告人也供认不讳。”

找出“浚县惨案”的真正元凶，与其说是一种历史责任，不如说是对惨案中遇难的4500名家乡前辈的起码告慰和尊重。那么，到底是谁策划指挥了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呢？

搜罗查阅侵华日军史料，结合日寇当年出发、集结、进攻、增援的方向和地点分析研究，浮出历史深海的第一个罪魁是第十四师团师团长土肥原。1937年3月，土肥原被任命为宫第14师团师团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土肥原奉命率部入侵中国。8月20日，土肥原部在塘沽登陆，参与北平永定河作战。日军攻克保定后，土肥原率部沿平汉铁路一线进犯，一路杀向石家庄、邢台、邯郸、磁县、大名、安阳、新乡，直抵黄河渡口。因其进军迅速，被日本称为“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1938年初，土肥原部驻安阳，《浚县志》记载，“浚县惨案”及此前十几天的入侵浚县境域在裴庄、码头制造事端的日军，都来自安阳方向，与土肥原的14师团作战履历相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日军侵华罪行纪实》收录贺明洲的《豫北两大惨案之浚县大屠杀》一文记载：“3月27日，日军第十四师团所部1000余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进犯浚县城。”

日寇进犯浚县城，遭到了军民两天顽强抵抗。据浚县惨案亲历者孙自省陈述：日寇攻城不顺，从新乡和东南方向赶来日军增援。那么这些日寇是同为十四师团，还是另有所属呢？

苦于质疑，疲于求索时，文友云行痴一向我推荐了《东史郎日记》，这是一部特殊的、深受世人关注的日记体书。作者东史郎，1912年4月27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叮。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应召入伍，系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上等兵，曾参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战役，1939年9月因病回国。1944年3月他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1945年8月，他在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1946年1月回日本。东史郎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侵华战争期间的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录下来，共有5卷37万字。

1938年3月“浚县惨案”发生时，《东史郎日记》记载：1938年“2月20日从彰德（今安阳）出发。2月26日抵达新乡。2月27日至3月10日10日参加河北戡乱战斗。3月25日至4月10日参加黄河以北地区的战斗。”这个侵略者在书中还详细记载了1938年3月践踏过浚县城大伾山、浚县道口镇的经过，记载了西本伍长在大伾山东一小村“抓住一个十五六岁的年轻人。用被子把年轻人裹起来，浇上汽油，点着了火。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年轻人顷刻之间成为火人，被子里传出地狱般的嚎叫。”《东史郎日记》不仅是一个侵略者的忏悔录，也是一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抵御外悔的铁血史。

《东史郎日记》对于曾惨遭日寇蹂躏的浚县城人，有着血淋淋、凄楚楚、恨悠悠的认知意义。

东史郎当时所在的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是中岛

今朝吾。中岛今朝吾指挥的第16师团，曾是日军攻占南京的主攻师团之一，也是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的要犯之一。

“浚县惨案”，是浚县永远的痛。土肥原和中岛今朝吾，是酿成浚县特大惨案的罪魁祸首。

土肥原、中岛今朝吾，你们是古城浚县的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