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尊佛，佛边有石刻，国宝遍山坡。”心里默呤着这首古老的歌谣，笔者登上了大伾山。过天宁寺山门，经龙洞绕坡而行，沿摩崖路，再次前往瞻仰王铎书法摩崖石刻艺术的风采。

     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号嵩樵，又号痴庵，别署烟谭渔叟。孟津县人。他年幼时家境十分贫寒，过着“不能一日两粥”的生活。但王铎少年有志，勤奋好学，聪颖过人。他博学好古，工诗文。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其书法独具特色，世称“神笔王铎。”他的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说。他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驰有度，却充满流转自如，力道千钧的力量。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戴明皋在《王铎草书诗卷跋》中说：“元章（米芾）狂草尤讲法，觉斯则全讲势，魏晋之风轨扫地矣，然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也。”王铎书法至今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深受欢迎。日本人对王铎的书法极其欣赏，还因此衍发成一个派别“明清调”。他的《拟山园帖》传入日本，曾轰动一时，他们把王铎列为第一流的书法家。提出了“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的看法。

    在京城，王铎与河南同乡刘尚信是知心朋友，刘尚信字贯石，号外朴，明末清初浚县弦歌里（今白寺乡）西郭村人，万历四十年（1615年）中进士，官至通政司右通政。刘尚信为官清正廉洁，广得民心，并志趣高雅，能诗善文，广结名士，常高朋满座。明天启四年（1624年），刘尚信曾为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状元杨守勤（浙江慈溪人）所著的《宁澹斋集》作序。

    王铎1644年正月动乱之际，颠沛流离中的王铎携家人来到到了浚县，寻访故友刘尚信。当时刘尚信在故里省亲休假。两位知友相见，分外激动，刘尚信将王铎及随行的家人安置在自己的“摄生阁”居住。两个知己朋友，同为一朝重臣、国之精英、相逢了，自然少不了个人际遇，家之祸福的互相倾诉，少不了对社稷安危、国家兴亡的探究和交流，也少不了对眼下时局的分析和对国家、个人前途的预测。

    王铎，刘尚信之所以成为知己朋友，主要在于两人有共同的志趣和操守。另外，还有三个原因：一是两人都是孝子。王铎身为礼部尚书，当得知父母病重时，随即向皇上告假回家探亲；刘尚信在徽州太守位上时，父亲病逝，他辞官服丧三年，后来母亲病逝时，他告假回乡服丧7年。二是两人志趣相仿。同为朝中重臣，官路可谓顺畅，但两人好像都对官运仕途看得轻淡，刘尚信曾三番五次辞职回乡；王铎在崇祯十三年被任命为礼部尚书，但据《王铎年谱》记载，在崇祯皇帝驾崩前都没有上过任。后来，王铎被南京弘光帝任命为东阁大学士，成为南明朝廷的“次辅”，但王铎曾先后6次提出辞职。三是两人政治立场基本一致。都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持反对态度。这和两人的身份地位及个人遭遇有关。王铎崇祯十三年（1640年）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父母路上，行至辉县张吴店，家人一行被农民军包围，后突围脱险。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铎安葬父母于祖茔，农民军这时占据了孟津，他匆匆安葬父母后，乘舟离开家乡流离到了黄河以北。刘尚信的家乡浚县在崇祯十五年已被李自成部将刘淇魁攻克占领，并委任义军头目马世聪为县令。刘尚信不拥护李自成，更看不上马世聪，称他们为“伪官”。王铎到浚县后，刘尚信十分高兴。这时，尽管国家正处在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之中，浚县一年一度的正月古庙会仍似朝汐涨落，如期而至。王铎在刘尚信的陪同下，避开庙会的热闹场景，登上了大伾山。行至大伾山东麓，但见眼前龙洞幽深，出雾吐岫。极目远眺，黄河东徙后在山脚下留下的紫金湖上波光闪闪，白鹭飞翔，如入仙境。王铎被这美妙胜景吸引住了。他们来到了天宁寺，会见了和尚朱隽。朱隽让他们在佛前上了香，然后领着他们登上了藏经阁，6000多卷的大藏经书让王铎手不释卷，佛界的清静使他一时忘了家忧国事的烦恼。特别是大伾山的风光激起了王铎要奋笔疾书的强烈欲望，他向朱隽讨来笔墨，情不自禁地在云半山房的崖壁上写下了“仙崿”、“鹭涛虎岫”两方题记。          

    王铎在浚县住了几日后，得到了李自成义军已进攻北京的消息后，当即乘船要赶往京城，行至内黄县境楚旺一带时，北京又传来消息说：“李自成攻陷了京城，建大顺国，改永昌元年，崇祯皇帝自缢吊死在煤山”。闻听此信，王铎大为震惊，他只好掉转船头南渡，再次寄居刘尚信的“摄生阁”。

    王铎向刘尚信说明了返回的原因，两人都为这风的云突变感到心情无比沉重。为排遣胸中块垒，二人傍晚重登大伾山。上山走的还是那条路，去的还是云半山房，迎接接他们的还是朱隽和尚，可大明江山已经易手，属于崇祯的日月已一去不复返。王铎在暮色中打量这云半山房：云半山房建筑奇特，房分三间，房随地势，曲折有致，南间一半面东，窗对古槐，名“小槐安”，小槐安以西的另半间半面南，抬头一望，云绕雾罩，名“云邮”。云邮转北的一间壁上有龛供着释迦牟尼，绕龛而过，为山房北间，名“维石斋”。整个山房石壁环绕，天然回合，磊砢万状。房壁上有他前几日刚书上去的“鹭涛虎岫”和“仙崿”题记。旧地重游，看着这景这物，一种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王铎在云半山房一手执灯，一手写下了《再至青坛》诗：

    窅窅崇青色，

    中兴谥此坛。

    石稠原少树，

    洞背故多寒。

    帝子留神鼎，

    河渠自驻宫。

    为怜骐馵歇，

    暂得憇安磐。

    青坛山是大伾山的别名。当年，汉光武帝刘秀曾在大伾山巅筑青坛祭天，故名青坛山。王铎在诗中回顾了大伾山的历史名望，表露了作者渴望安宁，希求歇息的心情。

    不久，王铎的亲友彭而述、张云斋、张寀、张亮相继从几百里外聚集在“摄生阁”。早春二月，王铎别了刘尚信，去了南京。

    谁知，这一别，二人的命运发生了意不到的天翻地履的变化。

    天下不可一日无帝。没了皇帝，天下大乱，急需拥立一位新皇帝，而此时崇祯的太子已在北京被杀，太子的两个弟弟也失踪了。在这种情况下，流落在江南的福王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等的支持下，在南京登了基，坐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南明弘光帝。福王落难时曾得到过王铎的鼎力相助，他念及旧日恩情，任王铎为东阁大学士，相当于副总理，王铎成为南明的“次辅”。1644年6月，王铎正式就任。几乎在这同时，远在浚县的刘尚信由于公开反对李自成，被判罪发配到汉中服刑。

    当时，王铎的题记和题诗，是写在云半山房的墙壁和纸张上的，清朝康熙十一年（1672年），知县刘德新差人将王铎的三幅字雕刻在了云半山房周围的石壁上，使这些墨宝长期保存下来了。或许是借名扬名吧，刘德新还为云半山房题了字，同样雕刻在了云半山房一边。为让更多的游客欣赏到王铎在大伾山上留下的墨宝，康熙末年拆除了云半山房。2001年6月，王铎的“仙崿”、“鹭涛虎岫”和《再至青坛》三处摩崖石刻，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鹭涛虎岫”高 170厘米，宽180厘米，字径70厘米；“仙崿”为隶书，高90厘米，宽250厘米，字径70厘米；《再至青坛》为行草，高76厘米，宽126厘米。

    王铎的这三幅字，既有很大的书法价值，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比如“鹭涛虎岫”四字，就用了三种书体，鹭是篆书，涛是隶书，岫是魏碑，涛字的一长横突出了隶书蚕头燕尾的写法，岫的右边“由”字突出了魏碑的内圆外方的特点，鹭指鸟类，涛指黄河，虎指大伾山，岫指不远处的胜迹龙洞。书法美与自然景观美完美融合，给人带来无限的审美空间和审美愉悦。

    无疑，大伾山是一座历史名山，也是一座文化高峰。的确，大伾山山不高、山不奇、山不大，但文化的含金量却十分地饱满。

    大伾山拥有十项国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铎的书法作品为其中之一。此时此刻，笔者站在《再至青坛》下，读王铎诗，读王铎的书法，也在读大伾山。大伾山拥有这么丰厚而璀璨的历史文化，这不仅是大自然的造化，而且还凝聚着历代文士贤达的大量心血和黎民百姓的广大智慧。仙崿与仙境融汇了，心境与意象贯一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和谐了，于是大伾山，就在这灵性中涌动着。

    幸哉大伾山！福哉黎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