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代书法，余秋雨先生在《笔墨历史》中说：“明代书法，真正写好了的是两人，一是上海人董其昌，二是河南人王铎。而王铎，后来还活到了清朝。……与董其昌构成南北对照，王铎创造了一种虎奔熊跃的奇崛风格让萎靡的明代精神一振……王铎的笔墨让我重温阔别已久的男子汉精神，即用一种铁铸漆浇的笔画，来宣示人格未溃、浩气犹存。”

    有幸的是，明代的浚县都与这两位书法大家有缘，或者说这两位书法大家都与浚县有缘，他们都在浚县留下了墨宝。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香光居士。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1590）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诏加太子、太保，工诗文，善书画，以行楷称绝一代。董其昌在浚县留下的墨宝，目前仅发现《〈保黎录〉序》书法石刻。

《〈保黎录〉序》局部

    说《〈保黎录〉序》，不能不提《保黎录》。《保黎录》为明代张肯堂的著作。张肯堂（？～1651），天启五年（1625）进士，松江府华亭人，崇祯三年（1630）任浚县知县，后擢御史、大理丞、福建巡抚。永历三年（清顺治五年，1648）至舟山，反清复明的鲁王朱以海拜其为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任吏部尚书。永历六年（清顺治八年，1651）清军攻破舟山，城破，阖门老小20余口自缢尽节。肯堂从容赋绝命词：

    虚名廿载谟尘寰，晚节空余学圃闲；

    难赋归来如靖节，聊歌正气续文山。

    君恩未报徒长恨，臣道无亏在克艰；

    寄语千秋青史笔，衣冠二字莫轻删。

    词毕，自缢殉国于院左之雪交亭。可谓赤胆忠心，悲壮惨烈，气吞山河，事后，被清朝廷赐谥忠穆。《保黎录》是张肯堂在浚县履职的随笔集，记述了其在任上歼匪惩恶、秉公断案、躬行践履、造福一方的实事。

    当年，张肯堂《保黎录》完稿后，董其昌阅后欣然为其作序。《〈保黎录〉序》书法石刻碑石长2.12米，高0.46米，被镶嵌在文庙祭器库南墙东侧。这方珍贵的碑刻，20世纪50年代初，县公安局入住文庙，将祭器库用作办公室整修时，用白灰草泥将其覆盖住了，2012年3月9日，当地文人何改新、傅文庆在修缮文庙时，精心地将这方碑刻清理了出来。本来他们是奔着寻觅王铎墨宝石刻去的，不想竟有了意外收获。当时，何改新发现《〈保黎录〉序》后，情不自禁地抒怀吟诗：“未见王铎迹，却遇其昌书，浚城留瑰宝，黎阳增光辉。”可见其兴奋心情。

《〈保黎录〉序》识文点校

《〈保黎录〉序》

    今天下尝苦盗者，非必有雄猾投袂天下之利也。横波流，螟所蚀，鸠形已具，雁户斯征。意托萑苻，情同鸟雀而为其上者，方且鲜尔。衣襦实左藏之库，撒我墙屋。咏柧之诗，几何而不驱之也。于是发郡国之兵，征边檄之卆，卒如捕蝇蜂蠭，去而复聚，虽绣衣驰于中露，戝曹伏于穷宵，尽盗而止盗，可尽也。惠民而止民，可尽乎？苟得贤长吏者，嘘育而理易剔之，使已屡盗者，无所容，未为盗者，不可煽，则庶几矣。今读张侯保黎录而知其易易也。黎阳枕太行之东麓，为畿南之重障。张侯之始蒞事也，盗方在秦，而张侯且严保甲，习乡勇，缮城隍，置里鼓，若盗在旦暮者，一旦戝至，屡摧之境上，岂非民安于业，素所畜积者哉，吾闻黑山在黎阳境内，回溪曲涧，形势盘纡。当袁曹之时，人杰林立，方镇劲兵，以数十万计。然张燕之徒，据之以掠，魏郡乃知地有绝险也。今也烽熄于大伾，樵蘓满龙脊，谁之功欤？既以方州讨之而不足，始以郡县抚之而有余，又安可不计也，今张侯旦夕入京朝官矣，河朔百城，碁置绣错，苟为上言。拔铎颖之才，妙黄墨之选。虽撤文已司法公正渝之戟，休燕代之骑。吾为戝姐平也，岂必开府中原观军句注哉。

    董其昌撰并书　　　钤印：宗伯学士

    董氏玄宰　　《白文》

    新安程元　程魁　　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