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春节是从腊八开始的。

腊八一大早，妈妈便将五谷杂粮和红薯等放入锅内熬粥，揭锅的时候，满屋弥漫着香甜。一家老小吃着味儿美的腊八粥也没忘了院子里的几棵大枣树。我抢着掂起放在门后的斧头，边砍枣树边嘟哝：“砍一斧，结石五，砍一刀，结十梢。”然后把腊八粥糊进枣树张开的“大嘴”中，算是犒劳枣树，并鼓励枣树再来一个丰收年。

腊八粥香甜的余味还没从人们的口中消失，有关过年的话题和家事就多了起来。我们小孩儿则天天地喊着：“腊八祭灶，年下来到，小妮儿要花儿，男孩儿要炮……”

在农村，腊月是娶媳妇的旺季，几乎天天可以听到“噼哩啪啦”的鞭炮声和高音喇叭欢乐的歌唱声。那时，娶媳妇用的是马车。拉车的几匹高头大马头上都戴着红花，脖子下面挂着铜铃，连赶车的鞭绳也系上了红布条。只见赶车的“大把”把鞭杆轻轻一扬，鞭绳兜空一甩，啪的一声脆响，伴着丁零的铃声，迎亲队伍就出发了。“大把”的脸上挂满了笑纹，那份得意和自豪不亚于现在开轿车的“洋大把”。

那时，订婚的双方基本上互不往来，是名副其实的新娘和新郎。新娘一到，大人们争着先睹为快，我们小孩子则哄抢从天空中落下的糖果，然后钻进洞房内抢新娘红鞋里的钱，或者撕开被子的四角，抠出里面的花生或红枣，自己吃或与小伙伴一同分享，真是快活极了。洞房内也没有什么新家具，只是墙壁上贴了许多赠送的画，每幅画下边写满了贺喜者的名字。

腊月二十三，该祭灶了。过年的氛围更加浓重，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不绝于耳。这天，家家户户都撕下了厨房里被熏得漆黑的老灶爷贴画，再贴上新的，焚炷香，摆上刚出锅的饺子，在烟雾缭绕中祈祷。灶爷“吃”过了，才允许劳累了一年的人们吃，那时我觉得很不公平。那时，除了过年，吃饺子的机会不多，我就拿钳子用铁丝拗饺子叉，拗的时候，饺子的香味儿就满满一嘴了。有一年，把手也扎破了，妈妈说：“别拗了，用筷子夹着吃一样香。”但我觉得不一样，用叉子吃着舒坦，在叉饺子的一瞬间，有一种幸福感，那是埋藏在我心里的对春节的珍惜与品味。

  春节临近，家家户户都忙着蒸花糕、豆馅馒头、咸卷儿等。有时两三家一起蒸，说说笑笑，那场面很热闹。我也欢天喜地帮大人们拉风箱或往灶火中添柴，一层层的笼子冒着热气。当白生生暄腾腾的馒头出笼时，全家人都喜滋滋的，晾好的馒头能装满满一篓。

一到腊月二十八，家家屋内屋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新的年画也方方正正地贴在了并不雪白的墙上。只要你走出门去，就会看到许多家的门上都贴上了对联，连院外的树干上也贴着“出门见喜”。通往集镇的土路上尽是来来往往办年货的人们。不巧，天空簌簌地飘起了雪花，大人们则显得很高兴，说“瑞雪兆丰年”，而我们小孩儿则不喜欢这个时候下大雪，泥水很容易弄脏我们的新衣服。

除夕之夜，我和几个穿上新衣服的伙伴商定，一夜谁都不准睡，我们就在街上玩耍。可是，到了子夜的时候，大家的眼睛都酸涩得睁不开了，不得不回家睡觉。

当我们一觉醒来的时候，整个村子到处是暴风骤雨般的鞭炮声。在漆黑的凌晨，街巷里充满了馨香的火药味儿。小孩子爱玩儿鞭炮，一听到谁家放鞭炮，几十个孩子就涌到那里，抢拾没有响的炮仗。有时，正拾着，就会有一个炮仗冷不丁嘣的一声响了，吓得我们一下子散开。天一亮，大人们走家串户磕头拜年，我们小孩儿也不例外，从这家磕到那家，大人们就往我们的衣兜里塞很多水果。拜完年，我们就满大街疯跑、放炮仗，并享用拜年得到的礼物。

一过初一，通往村里的每条路上都是走亲戚的人。当时自行车少，很多人都是步行，小孩儿走亲戚慌得很。用现在的眼光衡量，篮子里没有什么内容，无非是两盒点心和几包挂面。我也慌着到亲戚家拜年要压岁钱，有的亲戚给两毛，有的亲戚给五毛，钱不多，却是崭新的。我最爱去舅舅家，舅舅是个工人，他给我两元压岁钱。待亲戚串完了，我就会躺到没人的地方数钱，越数越高兴，感觉自己是个大富翁。

转眼就到了初五。初五又叫“破五”，春节期间的禁忌破除。这也许是提醒人们该从节日的沉醉中收神了。

从初六到正月十五、十六，似乎有些平静。但到了十五元宵节、十六小年，又是鞭炮齐鸣，把节日的气氛再次搅浓，许多村庄都舞起了狮子，踩起了高跷，满耳都是“咚锵咚锵”的锣鼓声，热闹得不得了。时光留不住，过了正月十五、十六，春节也就拉上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