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在大伾说-龙龟甲骨 亳在大伾说-龙龟甲骨
名城浚县2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浚县》第二卷

 

   

探索创作 - 研究探索 - 亳在大伾说-龙龟甲骨
亳在大伾说-龙龟甲骨
 
作者:陈立柱  加入时间:2011-8-18 20:21:11

又《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国打败支援郑国的晋军,这就是春秋历史上有名的邲之战

亳在大伾说

【原文出处】安徽史学

【原刊地名】合肥

【原刊期号】200402

【原刊页号】33~42

【分 类 号】k21

【分 类 名】先秦、秦汉史

【复印期号】200404

【作 者】陈立柱

【作者简介】陈立柱(1963-),男,安徽灵璧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安徽 合肥 230053

【内容提要】“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上古“国必依山川”是为了君王能够通于神明,以神道政教天下河、岳乃商作为天下大邦、共主之神灵傧居往来所在,祀之即祭祀其中的神灵亳是建于大河要冲之大伾山上的商人宗邑,由其地则曰丕(伾、岯),筑邑其上则曰邳、

,由其宗庙形象则曰亳,皆丕山之丕的音转,其山显灵瑞而商人兴,故宗于其上文章从商代祭河与王邑制度说起,综合文献与考古资料,以两个前提、七重证据,论说亳在大伾山上,为商人百世不迁之庙亳在大伾,则商史许多问题皆可以通解

一、怎样来说亳邑的所在

商汤初居之亳邑,两汉以来聚讼纷纭,随着近代考古学对于商文化遗存的发掘,学者们又展开了新一轮的争论,以至最近时期成为考古与古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2000年,江林昌撰文加以总说,将有关研究情况概括为十种意见(注:关于亳之地点的考察意见不止这十种例如20世纪50年代李学勤提出,《商君书•赏刑》篇说汤封之赞茅乃是亳地唯一确实的记载,地当河南修武以北(参氏著《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杜金鹏则认为亳在山东定陶至成武一带(参氏著《先商济亳考略》,《殷都学刊》1988年第3期);其他意见还有一些,不繁引),分别是:博县说(今山东泰安市东南)、北亳说(今山东曹县)、南亳说(今河南商丘市)、内黄说(今河南内黄县)、汤阴说(今河南汤阴县)、郑亳说(今河南郑州市)、南亳说(今河南偃师市)、垣亳说(今山西垣曲县西北)、杜亳说(今陕西长安县)、商州说(今陕西商州市)对于这些说法,江先生利用商文化考古学的成果,采用排除法逐一进行审定,结果剩下四地;又结合文献记载,再排除两地之可能性,最后剩下内黄亳与汤阴亳,被他认定是“商汤建国前所居之‘亳邑’,是原始之亳,而豫西的‘西亳’、豫中的‘郑亳’,则是建国后新建立的‘亳都’,是发展之亳”(注:江林昌:《〈商颂〉与商汤之“亳”》,《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内黄与汤阴相距不是太远,但仍然一个在古黄河西支的西边,一个在它的东边,如果认为这两地都是汤时商人的居地自无不可,但说两地都是汤都亳邑,那就有些不妥了,两县之地如何可以都是一个都邑的所在虽然如此,江先生的意见还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启发,再寻找汤居之亳地必须在先商文化范围以内进行了笔者不敏,于以上各家意见不准备一一评议,这里仅就阅读诸家论著时所想到的问题谈两点个人的看法

一是一些历史学者关于亳之地点的考察,多是就地名的音义训诂而加以推论的以对音论地名、地点,本也是古史研究中的一个可取的法子唯是亳的情况很特别古时以亳名地的很多,王国维当年写《说亳》时已指出:“以亳名者八九”,“古地以亳名甚多”(注:王国维:《说亳》,《观堂集林》卷12,中华书局1959年版)加上以“薄”等相假的情况就更多了再说这些亳地大多是春秋战国以后的地名,去汤时多在千年以上,中间缺环太多,以后之亳地推说先前之亳,证据材料若不充分,这种以音义相假的方式推论下去的意义显然是不大的这大概是关于汤之亳地推说容易而论定极难的原因所在

二是一些考古学者讨论古之都邑,不管古代都邑制度如何,只是将考古材料拿来比附历史记载,想当然地说某地某城为都邑,而理由竟是某城规模甚大,自然是王者才可以拥有的如有的学者说:“我认为,古代文献不能不查,但毕竟是第二位的,而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考古实际”,“当然,面积大者为亳都,面积小者为别都”(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103页)这种观念在今天“文明起源”研究中很有代表性我们要问,什么是“考古实际”,郑州商城在某处写有“汤都于此”的字样了吗?考古发掘的只是一些遗存、遗物,要论说它之性质,这是要靠人的嘴巴去讲的我不懂考古学,从书上知道,考古学是以层位学、类型学等为基础的在国外,近代考古学常与人类学,甚至美术考古相联系因此不少人认为考古学是科学而非历史的研究但在中国的情形则不同,考古学进入中国一开始就和历史研究密切相关,是要解决古史问题而去考察古代遗物的加上我们认为历史学也是科学的研究,考古学也是历史科学似乎顺理成章但是历史研究终究有它自己的学术纪律,也就是说它是从具体的历史事实(时间、地点、人物)出发,而不是如考古学从一般原理、类型出发来研究问题我们既说中国古代的都邑,不据中国历史的特点而只从考古学的一般原理出发,这种研究不管怎样科学,我都不认为它是历史学的研究古之都邑地点的考察是一个古史问题,考古学者研究这类问题必须将考古学的认识转换为历史学的思考,遵循历史学的学术纪律否则不能算是历史的研究事实上今天任何一种古史体系大体上仍然是以文献为基础而建立的,虽然充实了不少的考古资料若没有《史记•殷本纪》提供的殷商世系,仅据考古发现的材料只怕连商人的世系都说不清楚至于夏史研究文献资料就更加重要了因此,文献资料在古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甚至主导地位在今天仍然是不容怀疑的具体到亳,我以为先要弄明白商之王者都居的意义、王邑制度等等,才可以来说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足以膺亳邑之名,而不可以据后世的都城观念以及考古发现的城址的大小来论定上古君王所居之地不然,明年再挖出一个更大的城址,商汤岂不要按照我们的意志又将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考古学界有不少人认为安阳殷墟不是商后期的都邑,理由之一就是它比郑州商城为小,商前期尚能筑建郑州商城那样的大城,后期都邑岂可能比它更小?这种说法都是以王者都邑必然天下最大为设定的(注:《逸周书•度邑》、《考工记•匠人建国》都说到古之王邑大小度数,但是后人据春秋以后诸侯都城情况而作的,并非古之王邑的实际有关情况论者已多,较有代表性的是史念海的研究,参氏著《〈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述渊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3期)还有偃师二里头宫邑遗址究竟是商都还是夏邑,争论了几十年至今不能定,也是这种“据考古学实际”而不问古之都邑制度,在那里没有定准地推来推去的结果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先讨论商代王邑选址的内在根据,以明商王都居的本来

二、商王祭河与其居邑的选择

商王与河的关系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这里要说明的是这样两点

(一)商王为什么十分重视祭于河?

甲骨文中,商人祭于河的卜辞十分地多,仅日本学者岛邦男收入《殷墟卜辞综类》的就有500多条,其数量之多甚至超过对一些先公先祖的祭祀商王对于河的祭祀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遇有灾祸要祭告河;二是祈年求雨时常燎祭河,这一类的卜辞最多;三是遇有战争要告祭于河对于河的祀典有报、御、往、告、析、取、燎、洒、帝(禘)、言、奏、宜、灌、祀等近20种之多,其中有些祀典是专对于先祖的祭祀,如报祭、御祭等河能享受到专对先公先祖的祀典,这让不少学者感到惊异,有的甚至说它是殷之高祖至于具体何人,说法不一,或者以为实沈、曹圉,或者说是帝喾,还有推测为商侯冥的(注:有关情况参杨升南:《殷墟甲骨文中的”河”》,《殷墟博物苑苑刊》1987年创刊号)但也有的学者不承认河是殷高祖,提出“河既有自然神的神格,又有宗庙之主的性质,与高祖有对等的地位”,“卜辞中享祭之河为河伯”(注:罗琨:《卜辞中的“河”及其在祀典中的地位》,《古文字研究》第22辑)还有学者认为“殷代的土(社)、河、岳诸神起源于人们对于土地山河的崇拜,可是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直接的自然物,而是具有某些人格化的神灵”(注:晁福林:《论殷代神权》,《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李孝定不承认河为殷之先公先祖,认为“河岳并当时大神,在殷人心目中由于年谷丰歉,雨旸时若,河岳概实主也,故祀典与先公比隆,河岳非既先公也”(注: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卷11,“河”字按语)这是说河岳自是大神,不必牵联某一先公先祖

同是那样一些卜辞,各人研究的结果很不一样,固然与各人的思想与研究方式不同有关,同时与卜辞反映的事实之不完整性也是密切关联的甲骨文是商王与巫师们占卜诸事而做的记录,虽有时间、地点、人名甚至事实的记载,但仍然十分地简略,类似于现代的速记,并且很多残辞因此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只有巫师们自己才清楚面对这样的“速记”,现代学者各人从中看出不尽相同的东西是很自然的这其中不免猜测加推想,诚如李孝定批评河岳为先公说时所指出的:“或据形悬拟,或据音牵傅,多见其纷纭自扰耳”(注: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卷11,“河”字按语)因此弄清殷人频频祭河的问题全然只顾卜辞本身是不完整的,说不明白的,虽然它是第一手资料如能结合文献有关的记述,无疑是更为合理的研究路数事实上文献有关于河的资料是很多的,只是人们很少注意而已关于河的资料与本题相关的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1、古人盟誓、祈福、告祀祖先神灵常于河上进行《左传》记载最多僖公二十四年载晋公子重耳返晋,及河与其舅氏子犯誓:“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遂投其璧于河“白水”即河水,《国语•晋语四》即作“有如河水”“有如河水”即明神鉴之的意思,是当时流行的誓言形式再如文公十三年:“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帑者,有如河!”昭公三十一年:“己所能见夫人者,有如河!”定公三年:“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如大川!”“有如河”与“有如先君”是一个意思,故也有作“有如先君”之类的,如定公六年:“有如先君!”襄公二十五年:“有如上帝!”哀公十四年:“有如陈宗!”后来汉高祖盟功臣,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也是此类祈福于河者亦多见于古文献《左传》文公十二年,“秦伯以璧祈战于河”,昭公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珪沉于河”杜注:“祷河求福”《水经注》河水条说到大禹治水曾“具祷阳纡”,《淮南子•修务训》记此事:“禹之为水,以身解阳盱之河”阳盱、阳纡一名异写,即《山海经•海内北经》“阳纡之山,河水出其中”及《穆天子传》(卷一)“阳纡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的地方,在黄河之上见出大禹治水也曾祷请于河,以求成功楚军乘胜至河上,楚庄王“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即于河上筑先君宗宫,告知先人打败了敌人,取得霸主中原的胜利专门筑宫于河上告事,似乎这样做最合适,最易与先君沟通

2、古书多言“河出昆仑”,与商周王者“舞河暨岳”意思一样,即由河而至于神灵所在的高山河出昆仑初见于《山海经》,其他古籍也多有记述,北魏郦道元曾总结说:“余考群书,咸言河出昆仑,重源潜发,沦于蒲昌,出于海水”(注:《水经注》河水条)《山海经•海内西经》并言昆仑是“帝之密都”,“百神之所在”,《淮南子•本经训》亦言:“神棲昆仑”昆仑山正是上古华夏民族的祖山、圣山、神山,神灵之都,是以升天常言去往昆仑《汉书•礼乐志》:“神之游,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楚辞•离骚》中屈原自述神游天庭,就是去往昆仑以河(白水)为途的《汉书•郊祀志》载汉武帝想成仙,也于河上筑“通天台”《诗•周颂》是周人的清庙之歌,多言由河而至岳,如《时迈》:“怀柔百神,及河乔岳”,《般》:“堕山乔岳,允犹翕河”,可以看出,周人正是通过河岳而致敬百神的“维岳降神”(注:《诗•大雅•崧高》),“山岳则配天”(注:《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岳”在古代是神灵之所在,故山以岳名则可以配享于天周人享神而致敬河岳,也说明河岳与神灵密切相关商人中间这种观念尤为强烈,甲骨文中“舞河暨岳”、“于河于岳”、“暨岳”、“暨河”、“燎于河”、“祭于岳”等刻辞甚多,可为证明(注:甲骨文中祭于岳之辞和祭河的差不多,祀典亦相近,岛邦男收入《殷墟卜辞综类》的亦有500多条)实际上岳也即昆仑昆仑的另一个名字叫“阮隃”,《吕氏春秋•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此“阮隃”,《汉书•律历志》、《说苑•修文》、《风俗通义•声音》等皆作“昆仑”阮古音在疑母元部,隃在侯部,岳在疑母屋部,阮隃的合读正如岳所不同者,昆仑为羌夏族人的读音,而岳则是汉字产生以后中原地区的音读(注:陈立柱:《“昆仑”的语源》,《广东民俗》1997年第3期)如此则“河出昆仑”与“舞河暨岳”、“及河乔岳”的意思就一致了,这就是通过河而致敬在山上的神灵

3、河出图为天赐祥瑞、天命所出此说所起甚早《尚书•顾命》有展“河图”,时在周康王继位又《论语•子罕》载孔子语:“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礼记•礼运》:“河出马图”可见先秦时期河出图的观念已传之很久考古发现的汉代的太乙九宫占盘,不少人指出它就是古之所谓的河图,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置于龟甲腹背中间的玉片,上面刻有符号,不少学者认为它可能就是古人所谓的八卦与河图(注:张敬国:《安徽新石器时代出土玉器研究》,《文物研究》第11辑)总之今天人们已相信河出图之说决不会是杜撰,而是有着久远的历史的影子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古所谓“圣人”即三皇五帝三代明王之类,圣人取法于河图,无异于说天命自河而出《管子•小臣》:“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河图洛书即天命之体现,是以圣人则之“圣人受命,瑞应先见于河”(注:《太平御览》卷四十二引《易乾凿度》),应该说是传之久远的观念《水经注》河水条引《命历序》曰:“尧坛于河受龙图,作《握河记》,逮虞夏商,咸亦受焉”,唐、虞、夏、商皆有筑坛于河以受天命的商王有名曰“河亶甲”者,亶即壇(坛)之本字,名“河亶甲”,我以为应该与筑坛于河相关《诗•商颂•玄鸟》:“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荷)”,是说景山周围皆大河,殷人于此受有天命最为合宜(详下)周初受命于河的观念也是存在的,周原甲骨有“大出于河”(h11:24)的占辞,即是周初的人认为受命于天、命出于河的表现

4、河为怀阴引渡之涂(途),即灵魂升天之路《水经注》河水条引《春秋说题辞》曰:“河之为言菏也,荷精分布,怀阴引渡也”,又引《孝经援神契》:“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说明河在古人心目中是灵魂升天的道路,通于上天的前言河出昆仑,昆仑为神灵之都,正可以为证甲骨文中的“河”字,或作负荷而涉水形,象人引渡而去,也是河为怀阴引渡之说的注脚《大戴礼•诰志》:“天子崩,步于四川,代于四山,卒葬曰帝”,天子死了也要致辞布告名山大川,告知其灵魂将要“登假(遐)”升天(注:《礼记•曲礼》:“天王崩,……告丧,曰‘天王登假’,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古时人死灵魂都要回到祖山、圣山,是以早期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祖山、神山《山海经》述山,凡有水出必述其所出之水,就是为了达于山上的需要“两山之间必有川也,大川之上必有涂也”(注;《周礼•考工记•匠人建国》),古人视大川为涂,即道路,《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亦云:“大赤涂广,夷石为堂”,师古注:“涂,道路也,言通神之路,饰以朱丹,又甚广大,平夷密石,累以为堂”,把涂当作通神之路古之路途之途,初作“涂”,就是从河流为神行之路而来的《山海经•中山经》:“尸水,合天也”,郭注:“天神之所冯(凭)也”,即神灵依凭奔行之路《释名》:“涂,度也”,涂为引渡之途,与河为怀阴引渡灵魂升天之路可谓一致《楚辞•离骚》中,屈原每次也是渡河才得以上天的与汉族祖源相同的土家族,其巫师有使灵魂升天的本领,称为“渡河上天”(注:马昌仪:《中国灵魂信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也与此相近

5、河可以灾人为祟《左传》哀公六年载,楚昭王疾,卜河为祟,“大夫请祭诸郊”昭王认为,“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不愿郊祀河见出昭王虽明古礼,却不愿相信卜筮之言,这从另一面也反映出河可以为祟于人,古来有之甲骨文中经常有卜“河

”,“贞河祟我,不我祟”,“贞河 王,贞河弗 王”之类,与之可谓一类

6、古时礼河常以珪、璧,而珪、璧为礼天通神之物前言王子朝以宝珪请于河,秦伯以璧祈于河,晋重耳投璧于河,还有驷带用两珪质于河(注:《左传》襄公三十年),等等珪璧为礼天之重器,《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苍璧礼天”,《穆天子传》(卷一)“天子受河宗璧,河宗柏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周穆王西往昆仑,河宗以璧礼河致敬神明,又以神的名义命令天子:“乃至于昆仑之上天于受命,南向再拜”《尚书•金滕》:“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伪孔安国注:“璧以礼神,珪以为贽”周公以珪璧上告三王神灵,与春秋时人致神礼河以珪璧是相一致的,珪璧正礼天通神之物,礼于河亦即礼敬神灵

有关资料还有不少由以上所述已可以看出,在古人心上目中河是天命所从来处,求福避祸、告事先祖、礼祀神灵、求神佑助等等能于河上进行最好,求神明鉴指河以为誓,人死灵魂升天以河为通途河不是先祖,但可以由之而达于祖先神灵,可以祸福世人,可以显示天命河之功伟哉!隆重祀之岂非当然?

明白以上道理,再来看甲骨文中祭于河、燎于岳之辞甚多,而且常与高祖先公并说就容易懂得了殷是大邦,天下之共主代表天命者,而河是四渎之精(注:《水经注》河水条引《考异邮》曰:“河者,水之气,四渎之精,所以流化”)、水之大者,即天下河流之宗主,殷人的神灵自然居于岳山而出自于河,其于河上祭祀祖先神灵以及其他大神,祈祷丰年,告成战事,询问祸祟等都在情理之中河只是河,不过是祖先神灵往来、傧居之所在,《礼记、礼运》所谓“山川,所以傧神鬼也”于此立宗(注:甲骨文有“河宗”,与《穆天子传》、《史记•赵世家》“河宗邦”相一致)祭祀,或径言“燎于河”(甲骨文中最多),一如后人之请于河;或合祭先祖于河上,如“燎于河,王亥、上甲十牛,卯十宰”,(《合集》1182)“贞其祀于河,以大示至于多后”(《合集》14851);或者告祭高祖而径称“高祖河”,一如楚人祀先君于河上应该说甲骨文关于河之刻辞所反映的各方面与文献所述河之意义大体是相一致的,反映了河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甲骨文中祭于洹水、滴水的刻辞也有,但是极少,绝不可以和祭于河的相比,这正是殷人以其天下大邦、共主的身份行祭于河的表现所以周人欲为天下共主,也必会有“大出于河”的占辞,以及“及河乔岳”的颂歌殷人对于河之祭礼的隆重,反过来也可以证明古人关于河图以及筑坛于河以俟天命等说法并非只是纬书家的捏造

(二)商之都邑为什么老是建于大河之滨?

商自成汤立国,至盘庚迁殷更不徙都,文献记载凡有五迁五迁之地,《尚书序》、《史记•殷本纪》、古本《竹书纪年》所记略有不同,而以《纪年》为最早我们这里以《纪年》所说略为考之五地分别是:仲丁居嚣(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庇,南庚迁奄,盘庚迁殷其中殷、隞、相皆在大河之滨,学者间无异辞祖乙所居的庇,《史记•殷本纪》作邢,《尚书序》作耿《史记》“索隐”:“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两者显然为一地的异名邢之地望所在,《史记•殷本纪》“索隐”以为在河东,今山西河津县,《汉书•地理志》以为在河北邢台,《说文解字》“邢”字下说邢在河内近代以来学者间又有争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承认它距黄河不远庇,李斐然说即“《诗》之邶”(注:李斐然:《中华民族古代之迁徙考》,《新亚细亚杂志》第12卷第5期),岑仲勉也认为庇、邶古音可通(注: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3页)邶,《说文》云:“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朝歌以北正当古黄河北流的西边南耿所迁的奄地,汉魏以来皆以曲阜奄里当之(注:有关情况,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362页介绍甚详)此奄里为周公东征“践奄”之奄国这个地方是否南耿所迁之奄地?前述几个商王都邑皆在大河之滨,南耿突然一下子迁到遥远东方的曲阜,很叫人觉得突然再说奄在曲阜虽有后世文献为证,但得不到考古资料的支持,考古工作者在其地进行了多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只见到西周时期的鲁国城址,未见有商代前期的遗址、遗物(注: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南庚迁奄若在此奄里,其地不至于连遗址、遗物都不曾留下又据董楚平考证,鲁国之“奄”乃徐偃王之“偃”,本徐国旧地(注:参董楚平为《徐国史研究》所作“序”,《徐国史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这些事实意味着找寻南耿之奄必另外求之我们觉得南耿之奄更可能是河南郾师理由有三其一,郾与奄,古音一协元韵,一在谈部,谈、元对转,又是双声,古音极近,当是一名之异写其二,郾师原是商人代夏后经营的旧地,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已能证明之,南耿迁于其地与理不悖据学者们的研究,郾师商城在二里岗上层某个时期曾进行过修补,重为使用(注:参彭金章、晓田:《试论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其再度兴用或者就是南耿迁居于此,时间上亦大略相当其三,《尚书•盘庚》有“惟涉河以民迁”,盘庚迁去殷地,自郾师必要过河,与“涉河以民迁”相合

如上,则商王都邑皆去大河不远,只是于大河之滨来回移徙这种情况不少学者也注意到了,如王国维《说殷》就据隞、相皆在大河附近而说祖乙所居不得远离黄河(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岑仲勉也说殷王迁来搬去距河“总不出二、三百里的范围”(注: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页),刘起釪指出:“殷人惯于选择定都居住的地方在河滨”(注: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页),王玉哲也言:“商人所迁的地方,都在距黄河两岸不远的地带”(注: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不光殷王居邑近于大河,夏时的都邑也是围绕大河两岸来回移徙的这方面已有人做了专门的讨论(注:史道祥:《关于夏文化的探索》,《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夏商王者的居邑为什么老是环绕大河来回移徙呢?我见过的多数论者都是拿《管子•乘马》上的一段话来解它其文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说立国都于大山之下、广川之上是对的,但是否为了“因天才就地利”的经济上的考虑呢?

我觉得以此来说上古王者邑于河滨未免有些“现代化”了,以为战国以来重视经济问题,建都立邑以此为重,上古之人亦必如此这是不明白上古王者都居的意义所致实际上上古王者之所以成其为王,固然是由于其实力的缘故,但古人并不这么想,或者说并不把这一切归之于自己的努力,而是认为它是老天爷的安排但看《诗经》中对于文王拥有天命的颂词便可知道了,而《尚书》、《逸周书》及许多先秦文献都把纣失天下归之于“废弃祀典”,“惟天不享于殷”,没有讨得上帝的欢心,等等,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再说古之都邑并非如《乘马》所言“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如《尚书序》言:“祖乙圯于耿”,即祖乙都邑被河水冲毁安阳殷墟两面临洹水,处在洹水曲隩处,考古发现表明北部近水处就被流水冲坏不少更早的有夏之居也是“自洛汭延于伊汭”的(注:《逸周书•度邑》),即在两水的交汇处西周文、武二王的都邑都在丰水的边上(注:《诗•大雅•文王有声》)周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水斗,将毁王宫”,周王宫也是在两水汇合的地方后谷水被堵,才使王宫免于毁弃为此太子晋发了一通议论,认为壅阻流水不合古礼,是“不共神祗,而蔑弃五则,……害之道也”(注:《国语•用语下》)周王壅堵谷水,说明春秋时为了现实利益已经不尊古制了《管子》的道理是战国时期古法析荡、国家争战情况下的产物,为了成为胜者、强者,理性化了的王侯、诸子们强调物质利益的首要价值所谓“因天材就地利”正是这种形势的反映,而非上古王者所守的信条我们认为弄明白古之王者大邑必近于河的道理,需要先懂得王之职任的所在,因为王都大邑正是王者成其大命的地方关于这一方面,过去少有论者,我们多说几句

商代的王者每行事必占卜请问祖先神灵,大到征伐、祈年求雨,小到睡觉、做梦、老婆生孩子顺利否,都要仰仗神灵的指导吉则行之,凶则慎之因为这样,巫师在商代的地位非同一般,《尚书•君奭》言:“巫咸又王家”,巫咸以其巫术成为商王辅政大臣武丁时的辅臣傅说,死后成为箕尾的傅说星,“主后宫女巫”(注:参《庄子•大宗师》、《楚辞•远游》、《通志•天文略一》等),应该也是以巫术而著名的因此有的学者指出,“在周代之前是神权崇拜时代,巫祝社会地位甚高这绝非后人所能想像的”,甲骨文中不少巫师与殷先王一起受祭,有的还用“禘礼”,说明规格之高(注:王晖:《殷商为神本时代说》,《殷都学刊》2000年第2期)早期人们的心目中,神灵决定一切,可以福佑也可以祸祟于人为了得到神的佑助,为王者频繁地举行祭享神灵的活动,“日祭、月享、时类、年祀”(注:《国语•楚语下》;又《国语•周语上》、《荀子•正论》所言略异),每一天都要进行祭祀甲骨文中商王繁忙的祭祀活动可以与之印证,祭祀占卜聆听天命正是上古人君的主要职任《左传》文公二年:“祀,国之大事也”,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语•鲁语上》:“祀,国之大节;而节,政之所成也”,这些春秋时人还在称道的祭祀事大正是夏商西周早期的历史实情这就难怪王要“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言宫,择宫之中而立庙”(注:《吕氏春秋•慎势》)了目前考古发现春秋以前的主要都邑遗址都是以宗庙宫邑建筑为中心的(注:参《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2000年第7期),后世有天下国家者曰“奉社稷”、“奉宗庙”,仍依稀可见古时人君主于祭事的影子汉人总结的“帝王之事莫大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注:《汉书•郊祀志》),与《尚书•盘庚》所说的“恪谨天命”,“迓续乃命于天”,一起道出了上古人君最本质的一面,这就是:祭祀以享神灵,占卜以听天命,命人以达天功,《国语•周语上》所谓“媚于神而和于民”

古之王者以祭祀为天职,本于王者为祖先选中的继嗣,受有天命,是天神的代理者,《诗•皇矣》所谓“天立厥配”,《文王》:“克配上帝”,《后汉书•马严传》“代天官人”《尚书大传》亦言:“天立五帝以为相”,就是说的上天拥立君主,是让他们为自己看守世业,代理天下,所谓“天工人其代之”(注:《尚书•皋陶谟》),这地上天下的事业是在上之神灵的,王受命而理之,自然要听命于上天,所谓“恪谨天命”,遵行上天的意志行事,不得有违所以古之王者出则“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回来要“归假于祖祢”,以示其“受命于祖”(注:《礼记•王制》)宗庙的神位曰“主”、“神主”,正是说的它才是真正的主人,天子是靠拥有奉祀它的特权才获得统御天下的权力的《墨子•明鬼》说,“古圣王治天下也,必先鬼神而后人者”,“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道理即在于此王命来自天命,《礼记•祭义》:“天子有善,让德于天”,不敢自以为是

王命本于天命,王之任在祭祀以享神灵,神灵傧居于山川,王要祭祀占卜以听天命,宅居于河水之滨自是最为方便这个道理其实古人早已指出来了,周大夫伯阳甫把它总结为“国必依山川”,意思是说王之都邑必依山近水而建他并从“伊洛竭而夏亡,河渴而商亡”来说明,西周三川震,岐山崩,造成流水不通,天命难达,得不到上天的支持,“亡之征也”(注:《国语•周语上》)这就是安阳殷都,周初的丰、镐,以及早先的“有夏之居”皆滨水而建的道理所在

以上我们论述了商王于河上祭享先祖百神,缘于河为天下大邦、共主之神灵往来休居之所在;王命本于天命,王之职任就在于祭享百神求其佑助;为了请命于神,王者筑邑于大河之滨,依山傍水,所谓“国必依山川”、“国主山川”(注:《国语•晋语五》)过去讨论古之都邑问题的学者很少注意这些问题,我们这里用了较多的篇幅加以说明明白古之王者的职任与其居邑的本来再来说亳地的所在,我以为就有了根据,不至于随意推说而无有定准了

三、亳在大伾的七重证据

依据上面的讨论,再求汤初居之亳地就必须具备这样两个前提条件:一者亳地必不远于古黄河;二者亳地必在先商文化的范围以内求之关于先商文化的范围,学术界已有了大致相近的看法,这就是以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为代表的文化,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地区,大略而言,北起北易水,南至沁水,东自古黄河北流的地段,西达太行山系,以沁河为界,与分布于豫西晋南的二里头夏文化分处东西先商文化又可分为漳河型、辉卫型两个主要类型,整个文化区的形势是自北向南发展(注: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李伯谦:《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依据这两个条件,综合其它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商汤伐夏之前所居的亳地即《禹贡》所说之“大伾”,也即《国语•周语》上的“丕(伾)山”考古学研究也表明,这里正是先商文化后期发达之地先说大伾的位置

《禹贡》大伾之所在,汉魏以来考证它的人非常之多,综合言之则有三说一说在河内,即今河南修武、武德间,首倡者为东汉郑玄,见于《水经注》河水条引郑康成说二说在成皋,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提出者为三国魏人张揖,见于孔颖达《尚书正义》引张楫说三说在黎阳,今河南浚县内,提出者为晋人臣瓒,见于《汉书音义》引臣瓒说清以来又有不少学者加入讨论行列如辛树帜在《禹贡新解》中提出所谓大伾者,指大阜之地貌而言,所包甚广,非指成皋、黎阳某一小区某一小山这样,成皋、黎阳有大阜之地形为河所经者,皆可用以释《禹贡》之大伾刘起釪以为“此说最为通达”(注:刘起釪:《古史续辨》,第494页)史念海以实地踏察、文献记载及卫星拍摄古河道图片相结合考之,认为大伾即黎阳丕山(注:史念海:《河南浚县大伾山西部古河道考》,《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谭其骧综合上古黄河下游地区的考古邑落与文献记载,指出大伾在今河南浚县东郊,古代大伾还包括今县西南的浮丘山(注: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王法星则坚持大伾在成皋,认为河内、成皋二山原是—山的两端,后被黄河冲断为两截(注:王法星:《大伾山古貌粗探》,《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禹贡大伾今何在?》,《黄河史志资料》1984年第2期,转引自刘起釪《古史续辨》,第493-494页)比较诸说,我们认为大伾在浚县说可从卜辞有“贞,于丕南舄奠”(《前》四、三六、七),刘起釪先生据此也指出:“殷王在殷都贞卜奠于伾,其地点自不宜太远,似只能以今浚县大伾当其地若成皋之伾,就嫌远了”(注:刘起釪:《古史续辨》,第494页)大伾的地点在浚县,这个地方的两边为古黄河北与东北流的两支,也就是《史记•河渠书》所说的“厮为二渠”之“二渠”,大伾山正在这分叉之两河的中间大伾在浚县,则说它是亳邑的所在道理就很显然了以下七点可以为之证明

(一)大伾山为商人兴起的预兆显现之地,即宗邑之所在《国语•周语上》载内史过应对周王的一段话,其中说到“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崇山、岐山为夏、周之宗山、兴起之地,文献多有载述,论者也多,可以无疑丕即伾,又作岯、邳、坯、伾、等,皆从丕得声伾山为商人兴起的预兆显现之地,一如崇山之于夏人,岐山之于周人,也是宗山即兴起之地《周语下》还说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商十四世正当成汤时,其时梼杌次于伾山,则成汤兴起于此可知兴起之地,也即是宗邑初建之地,如周人兴起于岐山,其宗邑即在岐山,曰“岐周”因此汤初居之亳邑应在伾山

(二)伾(邳)与亳古音相通,为一语之异写丕,《广韵》敷悲切,《集韵》攀悲切,古音在滂纽之部,又作邳,《史记•河渠书》:“至于大邳”邳,《广韵》符悲切,古在并母之部亳,《广韵》傍各切,古在并母铎部之、铎对转,又是双声,则亳与丕(邳)两者古音相通可知名其山则曰丕、伾、岯、坯等,山上之邑则为邳,尤如邙为“亡(芒)山上邑,”“山本名芒(亡),山上之邑则作邙”(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六篇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亳,林义光《文源》:“从京,宅省,亳、宅互体而省”;京,《说文》:“人所为绝高丘也”,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释京:“象宫观嵯峨之形,在古素朴之世非王者所居莫属”甲骨文的亳字与郭老所释“京”之形意甚相近,上为宫观庙宇之象形是以,汤之宗邑,从其所在之地可曰邳,由其宫观庙宇之形象则曰亳,实则一邑之二名,故邳与亳音最相近后世亳名显而伾(邳)名没,缘于丕山之名为景山所取代(说详下)

(三)亳在滨河之伾山,则商王于河上才可直达

《国语•楚语上》载白公谏楚王语,其中言:“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人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这是说殷高宗武丁政事归于冢宰,于祖庙亳邑默思治道三年事,也见于《尚书•无逸》、《史记•殷本纪》、《尚书大传》等,当为可信武丁时已都殷,即今安阳殷墟,白公说他“以入于河,自河徂亳”,语意明白,即武丁自殷都经河上直达亳之宗邑殷在洹水之滨,东边便是古黄河,南下不远就到了大伾山的亳邑,正所谓“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亳只有在大伾,傍依于河,由河才可以直达

(四)亳在大伾,与孟子说汤居亳“与葛为邻”相一致

《孟子•腾文公下》:“汤居亳,与葛为邻”,《梁惠王下》孟子复引《书》曰:“汤一征,自葛始”,见出葛与亳不相远这个葛国所在的地方,我们已有专门的考证(注:陈立柱:《夏末葛国考》,《殷都学刊》2003年第3期):葛即《后汉书•郡国志二》魏郡斥丘县之“葛”,春秋时曰乾侯,当今河北磁县至成安一带,漳水流域,这里正是先商文化区的中心,《逸周书•史记》又名之曰“洛”,是葛音的异写,葛伯与汤为同族而异支,葛伯还是同姓中拥用宗主权一类的氏族大老,势力雄大的商汤要统一全族以为代夏的准备,葛伯不从,汤借故伐之,诛其君而吊其民亳在大伾,而葛在磁县一带,两者空间距离不过80里,作为两个邦国相距可谓近也,何况商汤也是自北边发展而来的大伾当先商文化的前哨,和夏之与国韦、顾、昆吾相接

(五)汤的宗邑所在又曰景山,景山的位置与大伾相当,名“景山”乃由筑坛祀日而来

《诗•商颂•殷武》:“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此景山一般解为商人宗庙所在,朱熹《诗经集传》明日:“此盖特为百世不迁之庙”,也就是商汤所建的亳邑,为商人之宗邑景山的位置所在,诗文本身没有交待《左传》昭公四年载椒举例举古代诸侯大会,其中言“商汤有景亳之命”此“景亳”杜预无注,做疏的孔颖达说,“书传无文,不能知其本末”《水经注》汳水条有“所谓景薄为北亳也”,《括地志》言“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说“景亳”是景山上的亳邑是可取的,但不在大蒙城(今曹县)景山之名与商汤于其山上筑坛礼日相关古之王者礼日,《礼记•祭法》所谓“王宫,祭日也”,王宫为礼祭天日的坛场,甲骨文经常有“王出入日”、“王宾日”的占辞,后世王者“朝日夕月”(注:《国语•周语上》)也是其遗响中国上古盛行太阳崇拜,天下共主即礼祀天日之人,死后“神归日母”(注:《文选•七发》),又为继任者所祀守于此近年来论者甚多,不赘述夏时天下共主即是礼日祀日之人,故以日为言,夏桀所谓“天之有日,尤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注:《通鉴外纪》卷二)可以见之,其民众亦以日视之,曰:“时日曷丧,余及汝皆亡”(注:《尚书•汤誓》)文献中商汤征伐夏桀过程中有“两日斗”的传闻甚多(注:参《吕氏春秋•慎大》、《开元占经》引《孝经纬》、《博物志》、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等)汤代桀为天下主,自也继承了共主礼日以及日干为名而治天下的传统,所谓“汤入夏而用其法”(注:《淮南子•齐俗训》)故于亳邑所在的山上筑宫坛礼日,以示其为天命所归这就是“王宫,祭日也”的来处景字从日从京,京为人为之高丘宫坛,取意于高丘之上筑宫礼日,故曰“景”《说文》:“景,光也”,《尔雅•释诂》:“景,大也”,又大又能发光者自是天上的太阳无疑是以天赐王命、大命又曰“景命”,如《诗•大雅•既醉》:“君子万年,景命有仆”,班固《典引》:“逢吉丁辰,景命也”后世商王迁徙,都邑附近常有景山(注:如偃师附近就有景山,参《文选•洛神赋》及注),即是筑坛礼日而名之的古书多言“禹都阳城”,阳城的“阳”字,甲骨文从阜从日从示,阜为山形梯状,示为神事,则阳(陽)字本即在山丘上礼祀日神的会意,所谓“都阳城”即是于山丘礼祀日神的意思,这本是天下共主的特权

何以知商汤亳邑所在的景山即丕山?这可以从四方面证之一者景山周围皆大河,普天之下只有浚县大伾可以当之《诗•商颂•玄鸟》:“景圆维河,殷受命咸宜”朱熹《诗经集传》:“景山四周皆大河也,”陈奂《诗毛氏传疏》:“景亳,……三面距河”能三面皆近于河者天下显然只有浚县大伾山才可以当得,因为只是在这里黄河分叉流出,形成中间之山周环黄河二者前引《国语•周语上》商之兴梼杌次于丕山,丕山为商人之宗山,商汤兴起之地,与景山为商之宗邑亳地的所在,也即宗山相同三者据卫诗,景山的位置在漕墟不远,浚县大伾山正在其附近《诗•鄘风•定之方中》:“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墟为漕墟,今在滑县,这是卫文公登漕之墟东张西望所见到的附近的城邑与丘山楚丘、堂邑在漕墟之东,景山(注:此景山,过去多训为大山,与楚和堂为实有地点不能一致,不?可取)在此不远,而大伾山是漕墟西北、浚县东南最高的山,登漕之墟正可以望见景山若在曹县那就望不见了四者景与丕皆有大意,与古之大人天子相关系前言《说文》训景为大,丕也训大为主,《尔雅•释诂》:“丕,大也”,《说文》,“丕,大也”,《尚书•大诰》:“弼我丕丕基”,《金滕》“丕子之责于天”,两丕字古来皆训大上古统治者曰“大人”,写为字则作“大”,商初尤然,商初诸直系王者日干名前都有一大字,如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等,皆示其为天下之大、共主后来从斧铖演变而来的“王”成为共主的称名,“大人”才成为王者贵族的通称,一如后世“皇帝”成为帝王的专称,而王则成为次一级的爵称和帝王的通称一样然王之嫡子曰“太(大)子”仍可见其来自“大人”于此我们有专文论说(注:陈立柱:《说“天在山中”》,《文史》第59辑)大伾尤如“丕丕”,古人形容物事常以重言为说,如夏为大(注:夏字训大多见,参《诗•周颂•时迈》毛传、《方言》第一、《尔雅•释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礼记•乐记》等),“大夏”即是夏之重言复语,一如“大伾”丕山(景山)不过是一百多米高的小山,以“大”言之即取意于天下共主大人所居之地

(六)大伾在商邑殷都东南一日路程的地方,与甲骨文所述商与亳的距离、位置相当

卜辞关于亳的记述很多,其中就有言王征人方而在亳的人方的地望,过去或以为在商邑东南,或者说在渭水流域,因为索族铜器的发现,其在东南方淮河流域或其以北已可确定(注:参王恩田:《人方位置与征人方路线新证》,王伊成主编:《杞文化与新泰》“附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准此,亳之地望可由以下两辞推出:

……[在]商贞,[今][日][步]于亳,亡灾,

甲寅王卜,在亳贞,今日[步]于 ,亡灾,《后》上9.12

上面两辞刻在一处,次序前后相连,刻文虽残,辞意则可推知不少学者都由此推说,自商至亳与自亳至于

的距离都是一日里程古代军队日行40公里,商一般认为即殷都,今安阳殷墟的所在按甲文辞例,凡言“今日步于某”者,一般情况下是一日可以达到的路程据此推测,处在商都东南一日里程的亳之位置,与浚县大伾的位置正相当,这个地方去殷墟不足百里,适可一日抵达,又在其东南方向(注:本节参考了孙淼《夏商史稿》第289-291页有关内容)

(七)汤之邦国 当春秋卫地,而大伾正在其中间,

与衣、殷、卫、丕(邳)等皆相通,为邳之音转

汤初兴之地曰 ,《吕氏春秋》屡言之如《慎势》:“汤其无

,武其无岐,贤虽十全,不能成功”高诱注:“ 、岐,汤、武之国”《高义》:“

、岐之广也,万国之顺也,从此生矣”《慎大》:“农不去畴,商不交肆,亲 如夏”,高注:“

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具备》:“汤常约于 薄矣”《分职》:“无费于 与岐周”又《路史•国名纪丁》:“

,殷也,读如衣”

、殷为商民族的旧称,本居之地,读如衣,不同写法则有卫、丕、沬、妹、牧、坶等,商则是殷民族成为天下共主以后代表天命统治天下的徽号至周,“大命”转移到周族一边,周人就以其旧名称呼商邦为殷、衣、

(卫),其地当春秋时之卫,横贯大河东西,而处在大河分叉中间的丕山正在(卫)地的中心古时都邑之称常也是国族之名商人兴起于丕山,宗邑初建其上,是以小而言之谓之 (邳)邑,大而言之曰

国,不同写法则有丕、邳、妹等,由其宗邑形象则曰亳,为商汤初起时之邦国与宗邑所在于此笔者已有专文详为讨论(注:陈立柱:《周人名商为殷解》,《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可参看

由以上两个前提、七重证据,说亳在大伾也即邳(

)可以信也亳在大伾,则许多相关问题皆可以通解如前述西周伯阳甫论西周三川震,说到“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事这句话中的“河竭而商亡”过去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释由我们上面的讨论,河为天下共主商之神灵傧居往来之涂,亳在河滨,殷都在洹水之上,通于河,河竭则流水不通,人神隔绝无以交通,意味着天不保佑,自然是“亡之征也”商人频频祭于河、燎于岳,正是祭享先祖神灵求其佑助的需要《周诗》言:“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注:《国语•周语下》引)老天不保佑或厌弃之,那是不会支持多久的,而得到上天的保助也就能保有一切对于商人来说,这一观念应该更其明显与强烈殷纣王所谓“我生不有命在天”(注:《尚书•西伯戡黎》),周武王所谓“唯天不享于殷”(注:《逸周书•度邑》),以及甲骨文中商王每事必卜问神灵都说明这一点“河竭”应该是如地震之类导致的河流阻断,或者改道而行黄河阻断事春秋时也发生过鲁成公五年,《谷梁传》、《公羊传》都说因地震梁山崩,黄河为之壅遏三日,《左传》说晋君“为之不举、降服、乘慢、彻乐、出次,祝币,史称以礼焉”,《国语•晋语五》记此事还说到“国主山川”,即国家以山川为神主梁山是晋国望祭的宗山(注:《尔雅•释山》:“梁山,晋望也”),山崩河壅,晋国无以主,晋君当然要以国丧大礼事之,因为“凡天地之大灾,类社稷宗庙”(注:《周礼•春官•大宗伯》),天地大灾难是要祭告祖先神灵的可以看出,山崩河壅对有国家者来说不是一般的小事,而是要以国丧大礼事之、有关宗庙社稷的大事这就难怪《诗经》中经常有祈求山川坚岩如常、不骞不崩的辞句了(注:参《诗经》之《天保》、《十月之交》、《閟宫》等)商末地震导致河壅也非不可能,据今本《竹书纪年》,帝乙、帝辛时就发生过几回地震,“洹水一日三绝”《战国策•秦策一》亦言商纣时“淇水竭而洹水不流”另一方面,黄河在战国以前“决溢改道是屡见不鲜的事”,殷未,连接洹、淇水的西边的河道枯竭很有可能,本来它就不是河水北去的主流常道(注: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由于山川和神灵的关系,古人看重山川的变异,河竭而商亡的真谛即在于此

又如,殷之都邑屡迁而皆在大河之滨,围绕大河来回移徙,而大伾正当诸都邑的中心位置前述岑仲勉先生批评殷人屡迁缘于“河患”,说:“假如商族屡迁都是力避河患而起,那么前车之鉴,自应远远撒去,为甚么转来转去总不出二、三百里的范围”(注: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119页)其实他不明白,商人正如他所言是不知道前车之鉴而以神灵为根本的商时是“巫史思想”占主导的时代,人神杂揉,过去与现在不甚分别,死了的祖先并不意味着过去,而是以神灵的身份继续主宰现在,继续活在现实当中,对于现实事物的变化也是以神灵的意志作解释,没有后世逻辑思考中的矛盾意识,因而将神灵绝对化了与这种思想不同的“历史思考”,即从经验到历史理性的认识是到了西周时期才产生的周初文、武时代受旧思想的影响还很深周公开始对现实和历史加以比较分析,尤其是对于殷周之间的巨大变化能由经验认识进入到历史对比分析,从而产生了历史理性意识,超越了过去的“巫史思想”商周之间的最大不同就是这种思想认识上的改变(于此笔者另有文详说)所以商人不论迁到哪里,必以其能与神灵交通为前提盘庚迁殷后二百多年更不徙都,就是因为殷都地处洹水的曲隩处,距离黄河甚近,易与神灵交通,加上武丁于此中兴商朝,这个地方被认为是地势最好而得神灵之助

再比如,《诗•商颂•玄鸟》“景员维河”一句,古代以来对于它的说解可谓千差万别毛传:“景,大;员,均;何,住也”;郑玄笺发挥毛说:“其所贡于殷大至,所云维言何乎?”讲得不知所云唐孔颖达解释毛传的意思说:“殷王之政甚大均,如河之润物”也是附会之言,不着边际宋朱熹看到前人说解太牵强,集传则明言:“景员维河之义未详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言景山周围皆大河也”朱熹自己不知其义,但引别人说,照字面直解,意思说明白了所以清代以来学者,如陈奂、黄山、王先谦等人说诗,皆从朱说但是,第一,他们并不知道景山在黄河北流两支的分叉处,即大伾山,象黄山就认为“景员维河”指的“宋之国土”(注: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06页)第二,不明白景山即大伾山,当然也就不能将诗之上下文意贯通,不能懂得“景员维河”的真意“维河”下文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荷)”,上文曰“四海来假,来假祁祁”《玄鸟》诗讲的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其中主要讲了商汤受命奄有四方,而后武丁中兴,再振商威通过歌颂二人的业绩来说明商族得上天保佑,能为天下共主结句正是通过景山环绕大河来说明殷商得有天命最为合宜,因为亳邑环绕大河,极便与神灵交通,是以曰福禄所系,四方皆来朝观贡献商代诸王不断迁居而皆在大河之滨,正是围绕亳邑而迁徙的这样来看商人迁都,才会有张光直所说的“俗都围绕圣都,如行星围绕恒星”(注: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页)若亳在商丘或其它地区,不仅“景员维河”难以说通,所谓的俗都围绕圣都也是讲不通的可以看出,只有懂得商王与河的关系以及古之都邑依山近水的内在根据,诗文的真正含义才可以说清楚

如上的情形还可以举出很多,限于篇幅,这里打住至于早期王邑的具体形态,我们将在另一文中详为论述





 

 
     
亳在大伾说-龙龟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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