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与挚友刘尚信
　　
　　“王铎身逢乱世，仕途坎坷。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年份之一。这一年春天，王铎曾先后两次到浚县投奔好友刘尚信。”刘希诚老先生对笔者说。
　　刘希诚先生是刘尚信的后裔，今年79岁了，原是浚县一中学语文教师，退休后整理了《刘氏家谱》，对先祖刘尚信和王铎的史料收集了不少。谈起当年王铎和刘尚信的故事来，他口若悬河。
　　王铎（1592年~1652年），字觉斯，号嵩樵，又号痴庵，孟津人。他年幼时家境十分贫寒，过着“不能一日两粥”的生活。但王铎少年有志，勤奋好学，聪颖过人。他博学好古，工诗文。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以书法独具特色，世称“神笔王铎”。他的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说。他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流转自如，有着千钧的力量。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戴明皋在《王铎草书诗卷跋》中说：“元章（米芾）狂草尤讲法，觉斯则全讲势，魏晋之风轨扫地矣，然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也。”王铎书法至今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也深受欢迎。日本人对王铎的书法极其欣赏，还因此衍生一个派别“明清调”。他的《拟山园帖》传入日本，曾轰动一时，他们把王铎列为第一流的书法家，提出了“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的看法。
　　在京城，王铎与河南同乡刘尚信是好朋友，刘尚信字贯石，明末清初浚县弦歌里（今白寺乡）西郭村人，万历四十年（1615年）中进士，官至通政司右通政。刘尚信为官清正廉洁，广得民心，他志趣高雅，能诗善文，广结名士，家中常高朋满座。明天启四年（1624年），刘尚信曾为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状元杨守勤（浙江慈溪人）所著的《宁澹斋集》作序。
　　1644年动乱之际，颠沛流离中的王铎携家人来到了浚县，寻访故友刘尚信。当时刘尚信在故里省亲休假。两位挚友相见，分外激动，刘尚信将王铎及随行的家人安置在自己的“摄生阁”居住。
　　
　　王铎初登大伾山
　　
　　两位知己朋友，同为一朝重臣，国之精英，相逢后，自然少不了个人际遇、家之祸福的互相倾诉，少不了对社稷安危、国家兴亡的探究和交流，也少不了对眼下时局的分析和对国家、个人前途的预测。
　　王铎、刘尚信为什么能成为知己朋友？刘希诚有条有理的解释：主要在于两人有共同的志趣和操守。另外，还有3个原因：一是两人都是孝子。王铎身为礼部尚书，当得知父母病重时，随即向皇上告假回家探亲；刘尚信在徽州太守任上时，父亲病逝，他辞官服丧3年，后来母亲病逝时，他告假回乡服丧7年。二是两人志趣相仿。同为朝中重臣，官路可谓顺畅，但两人好像都对官运仕途看得轻淡，刘尚信曾三番五次辞职回乡；王铎在崇祯十三年被任命为礼部尚书，但据《王铎年谱》记载，他在崇祯皇帝驾崩前都没有上过任。后来，王铎被南京弘光帝任命为东阁大学士，成为南明朝廷的“次辅”，但王铎曾先后6次提出辞职。三是两人政治立场基本一致。都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持反对态度。这和两人的身份地位及个人遭遇有关。崇祯十三年（1640年），王铎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父母，在路上行至辉县张吴店，家人一行被农民军包围，后突围脱险。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铎安葬父母于祖茔，农民军这时占据了孟津，他匆匆安葬父母后，乘舟离开家乡辗转流离到了黄河以北。刘尚信的家乡浚县在崇祯十五年已被李自成部将刘淇魁攻克占领，义军头目马世聪为县令。刘尚信不拥护李自成，更看不上马世聪，称他们为“伪官”。因刘尚信公开反对李自成，不久，被李自成当成前朝犯人发配到了汉中。
　　王铎到浚县后，刘尚信十分高兴。这时，尽管国家正处在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之中，浚县一年一度的正月古庙会仍似潮汐涨落，如期而至。王铎在刘尚信的陪同下，避开庙会的热闹场景，登上了大伾山。行至大伾山东麓，但见眼前龙洞幽深，极目远眺，黄河东徙后在山脚下留下的紫金湖上波光闪闪，白鹭飞翔，如入仙境。王铎被这美妙胜景吸引住了。他们来到了天宁寺，会见了和尚朱隽。朱隽让他们在佛前上了香，然后领着他们登上了藏经阁，6000多卷的《大藏经》让王铎手不释卷，佛界的清静使他一时忘了家忧国难。特别是大伾山的风光激起了王铎要奋笔疾书的强烈欲望，他情不自禁地在云半山房的崖壁上写下了“仙崿”、“鹭涛虎岫”两方题记。
　　
　　执灯书《再至青坛》诗
　　
　　王铎在浚县住了几日后，在得到了李自成义军已进攻北京的消息后，当即乘船要赶往京城，行至内黄县楚旺一带时，北京又传来消息说：“李自成攻陷了京城，建大顺国，改永昌元年，崇祯皇帝自缢在煤山。”王铎闻听此消息，大为震惊，他只好掉转船头南渡，再次寄居刘尚信的“摄生阁”。
　　王铎向刘尚信说明了返回的原因，两人都为这风云突变感到心情无比沉重。为排遣心中烦恼，二人傍晚重登大伾山。上山走的还是那条路，去的还是云半山房，迎接他们的还是朱隽和尚，可大明江山已经易手。王铎在暮色中打量这云半山房：云半山房建筑奇特，房分三间，随地势，曲折有致，南间一半面东，窗对古槐，名“小槐安”，小槐安以西的另半间面南，抬头一望，云绕雾罩，名“云邮”。云邮北边的一间壁上有龛，供着释迦牟尼(雕塑) 。绕龛而过，为山房北间，名“维石斋”。整个山房石壁环绕，天然回合，磊砢万状。房壁上有他前几日刚书写的“鹭涛虎岫”和“仙崿”题记。旧地重游，看着这景这物，一种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王铎在云半山房一手执灯，一手写下了《再至青坛》诗：
　　窅窅崇青色，
　　中兴谥此坛。
　　石稠原少树，
　　洞背故多寒。
　　帝子留神鼎，
　　河渠自汉宫。
　　为怜骐馵歇，
　　暂得憩安磐。
　　青坛山是大伾山的别名。当年，汉光武帝刘秀曾在大伾山巅筑青坛祭天，故名青坛山。王铎在诗中回顾了大伾山的历史名望，表露了渴望安宁、希求歇息的心情。
　　不久，王铎的亲友彭而述、张云斋、张寀、张亮相继从几百里外聚集在“摄生阁”。早春二月，王铎别了刘尚信，去了南京。
　　谁知，这一别，二人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天下不可一日无帝。没了皇帝，天下大乱，急需拥立一位新皇帝，而此时崇祯的太子已在北京被杀，太子的两个弟弟也失踪了。在这种情况下，流落在江南的福王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等的支持下，在南京登基，坐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南明弘光帝。福王落难时曾得到过王铎的鼎力相助，他念及旧日恩情，任王铎为东阁大学士，相当于副总理，王铎成为南明的“次辅”。1644年6月，王铎正式就任。几乎在这同时，远在浚县的刘尚信由于公开反对李自成，被判发配到汉中服刑。
　　
　　王铎墨宝永留大伾山
　　
　　浚县文物旅游局张富民先生对笔者介绍：当时王铎的题记和题诗，是写在云半山房的墙壁和纸张上的，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知县刘德新差人将王铎的三幅字雕刻在了云半山房周围的石壁上，使这些墨宝长期保存了下来。或许是借此扬名吧，刘德新还为云半山房题了字，同样雕刻在了云半山房一边墙上。为让更多的人欣赏到王铎在大伾山上留下的墨宝，康熙末年拆除了云半山房。2001年6月，王铎的“仙崿”、“鹭涛虎岫”和《再至青坛》三处摩崖石刻，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鹭涛虎岫”高170厘米，宽180厘米，字径70厘米；“仙崿”为隶书，高90厘米，宽250厘米，字径70厘米；《再至青坛》为行草，高76厘米，宽126厘米。
　　张富民先生说，王铎的这3幅字，既有很高的书法价值，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比如“鹭涛虎岫”四字，就用了3种书体，“鹭”是篆书，“涛”是隶书，“岫”是魏碑，“涛”字的一长横突出了隶书蚕头燕尾的写法，“岫”的右边“由”字突出了魏碑的内圆外方的特点，“鹭”指鸟类，“涛”指黄河，“虎”指大伾山，“岫”指不远处的龙洞。书法美与自然景观美完美融合，给人带来无限的审美空间和审美愉悦。
　　无疑，大伾山是一座历史名山，也是一座文化高峰。的确，大伾山山不高、山不奇、山不大，但文化的含金量却十分的饱满。
　　大伾山拥有10项国宝，王铎的书法作品为其中之一。此时此刻，笔者站在《再至青坛》下，读王铎诗，品王铎的书法，也在感悟大伾山。大伾山拥有这么丰厚而璀璨的历史文化，这不仅是大自然的造化，而且还凝聚着历代文士贤达的大量心血和黎民百姓的广大智慧。仙崿与仙境融汇了，心境与意象贯一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和谐了，于是，大伾山就在这灵性中涌动着。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尊佛，佛边有石刻，国宝遍山坡。”吟着这首古老的歌谣，笔者登上了大伾山。过天宁寺山门不留步，经龙洞不住脚，绕坡而行，沿摩崖路，笔者寻觅留有王铎摩崖石刻的山崖处，渴盼早一分钟目睹其风采。
　　上山前，对大伾山摩崖石刻深有研究的浚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刘会喜先生说，大凡到过浚县大伾山的，都不能不为山上那精美的摩崖石刻所陶醉。在这个面积仅有1平方公里，相对高度只有70米的小山上，沉淀着唐宋至今历代摩崖题刻200余方。走进大伾山，流目崖岩，到处是大大小小的题方，文体有字、记、诗、赋，书体有真、草、隶、篆，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使人如置身在巨大的诗书画卷中。而“神笔王铎”的摩崖石刻，无疑是其中最引人入胜、光彩夺目的看点。王铎当年在大伾山留下的3处墨宝，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