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公元1472年～1582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弘治十二年进士。正德初年，因得罪宦官刘瑾，王守仁被贬为龙场（今贵州修文县境）驿丞。刘瑾被诛后，王守仁移任庐陵知县。他是明代重要的哲学家和文学家，还平定过叛乱，立下军功。他主张以心为本体，以为“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他反对朱熹的“外心以求理”，提出“求理于吾心”的“知行合一”说，被称为“姚江学派”。因他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所以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

王阳明虽善书法，但正如明代大书画家徐渭所说：“古人论右军（指王羲之）以书掩人，新建先生（指守仁）乃不然，以人掩其书。”这就是说，由于其他方面的名气太大了，结果把他的善书之名掩盖掉了。

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浚县名宦王越死于甘州军中。消息传到北京后，皇上很伤心，特意辍朝一日以示哀悼。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新科进士王守仁奉旨送王越灵柩回浚县安葬。在这次出差期间，王守仁来到了大伾山。登山揽胜，他有感而发，写下了《大伾山诗》和《大伾山赋》。写诗的时间是“己未仲秋朔”，而作赋的时间为“己未重阳”，这说明王守仁在浚县至少逗留了一个月。

据传说，在浚县逗留的这段时间中，王守仁曾在大伾山上聚众讲学。其间，他做了一个梦，梦中见到王越赠他宝剑一把。王越安葬后，为表示答谢之意，他的儿子果然将王越的宝剑赠给了王守仁。为纪念阳明先生，明代后期，人们把大伾山上建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的东山书院改建为阳明书院，并将王阳明的《大伾山诗》和《大伾山赋》复制后立于书院中。民国二十三年，有人又将王阳明画像碑仿刻后镶入书院墙壁。

《大伾山诗》原作刻于大石佛北崖下，宽1.66米，高0.93米，为行书。通览全篇，《大伾山诗》风格豪放，气势逼人，字里行间犹如黄河之水浪涛汹涌，令人观后激情为之奔荡。

《大伾山诗》中，除了对大伾山的赞誉之外，还充溢着诗人对人生、对仕途的信心与激情。“宫阙五云天北极，高秋更上九霄看。”前句讲，登上大伾山向北方遥望，似见五彩祥云正缭绕于皇宫之上，后一句则阐释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人生哲理。

《大伾山赋》碑为中行书，高2米，宽0.88米，立于大伾山巅。《大伾山赋》从文采上，不失为一篇好散文；从书法上，行书中杂以魏碑，实是一幅好帖。

《大伾山赋》文情并茂，表述了“山河之在天地也，不犹毛发之在吾躯乎？千载之于一元也，不犹一日之于须夷乎？”的辩证思想。一咏一叹间，抒发了一代名儒旷达博大的胸怀。

不难看出，王守仁当年写作《大伾山诗》和《大伾山赋》时，正值气盛志满之时，眼前物，天外景，胸中意，无不诱发作者昂扬的斗志与饱满的政治激情。然而，由于刚正不阿的内在性格，王守仁很快就因得罪宦官刘瑾而遭贬谪，后被放逐到蛮荒边远的龙场当驿丞。这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死刑的处分。在他人生低谷时期的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王守仁写下了著名的《瘗旅文》，流露出一种“人生飘忽，死生不定，只好达观自处随遇而安”的心情。前后仅隔10年，王守仁经历了人生大波折，对人生和仕途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也从此使他的世界观逐步走向了成熟和完整。刘瑾被诛后王守仁东山再起，官职屡升，直至南京兵部尚书。

专家认为，石刻《大伾山诗》和《大伾山赋》对研究王守仁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今，王阳明已经走了，但以他名字命名的书院还在，他的魂也在，“愿天下尽读有用书”的摩崖石刻也在。

“这是个聚仙聚气的地方！”面对只留下残垣断壁的阳明书院，国家文物学会副秘书长葛宇先生说，“过去文人从风水上看这里有灵气，有仙气，所以在这里抒发心情，泼洒笔墨。这里的气场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