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鉴(千古淇河文化外一节) 甲申年鉴(千古淇河文化外一节)
名城浚县2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浚县》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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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年鉴(千古淇河文化外一节)
 
作者:秋 雨  加入时间:2011-4-9 0:12:30

甲申年鉴(千古淇河文化外一节)(1)

郭沫若写有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写的是李自成进出北京的历史教训,郭老文中的甲申指的是公元1644年。虽然目前已经采用了公元纪年,但农历的干支纪年依然存续着。我国古代以天为主,以地为从,天和干相连叫天干,地和支相连叫地支,合起来叫天干地支,简称干支。 天干有十个,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十二个,依次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古人把它们按照甲子、乙丑、丙寅……的顺序而不重复地搭配起来,天干每往复六圈而地支循环五圈,从甲子到癸亥共六十对,正好一个循环,叫做一甲子。排在第21位的就是甲申年,公元1644、1704、1764、1824、1884、1944、2004年皆是农历的甲申年。

从公元1644年到公元1944年,正好是三百年。公元1944年也是农历甲申年,毛老人家那年同到达延安访问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在一起谈话,黄老先生问如何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历史的周期律”,引起了毛老人家的高度重视。《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延安让各解放区印成了单行本,供广大干部学习,这对当年解放区干部克服骄傲自满、防止腐败,迎接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公元1944年4月12日,毛老人家在《学习与时局》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自满的错误。”进入新的时代,若不能以史为鉴,认真接受当年李自成败亡的教训,就很有可能导致甲申悲剧的重演,这绝非危言耸听!

淇河卫地浚县的浮丘山北端,有一处清代康熙三十五年(1696)所建的忠烈祠,记录了明末浚县的一段历史。明末闯王李自成农民军举义,势若燎原烈火,直指北京。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以西安为都,宣布即顺王位,建国大顺,改元永昌。从这年三月到八月,淇河卫地成了大顺政权的辖区,李自成派遣马世聪为浚县县令。原籍秦中的李化桂惊闻崇祯吊死煤山,身着缟素望北痛哭,发誓要诛杀逆贼。李化桂与刘尚信、刘伟施、王化远、王元祯谋刺马世聪,决心与义军对抗。不想事与愿违,事情败露泄密,李化桂等被处死。康熙三十五年岁次丙子孟夏毂旦,浚县儒学署教谕事举人国之蒲,为昭李化桂所谓的忠臣大义之节,在浮丘山北端的小姑山上建起了忠烈祠,欲令忠臣之节与天地永垂不朽,次年丁丑夏月撰文勒石立碑,记述了李化桂等人阴谋推翻大顺浚县政权被镇压的经过。《忠烈祠碑记》写道:

天地之悠悠无疆,乾坤之正气,运行于不已;人纪之光照不磨,忠孝之大节,主持于无息。惟正气之恒伸,则专直翕辟;生物之广□,则仁敬孝慈;立身之端方,则无容回曲。是故逢、干、夷、齐舍生取义于前,张、许、文、陆及方、练诸公,杀身成仁于后,此皆志士仁人。烈烈志家,报国捐躯殉君者,亦历历有人焉。至于方策所未载,旌章所弗加,而文节之碼碼难掩者,则未有如今日崇奖之□□□□□李公矣。公讳化桂,原籍秦中。刚方正直,取予不苟,以彝常自励,以信惠及民,君子咸悦其德,小人悉从其化,盖磊落不群之义士。□值木猴之变,惊闻煤山之音,缟素痛哭,誓诛凶逆,密谋于义绅刘尚信、刘伟施、王化远、王元祯等,同雪不共戴天恨。行将□□□□而义旗直指,长驱于范阳,而锋锐未当,必欲得无礼于君王者而甘心焉。不意计泄于细人,反被伪令马世聪先事预防,潜□□□中,立毙杖下,骂不绝口而死。其共事者刘文显、刘襄宸亦次第遇害焉。呜乎,忠孝人之大□也,只缘生存死亡之迹未化,则□□□轻若秋毫矣。公以微员,而倡大义于天下,欲剪逆闯之凶暴,不忍求生以害仁,则四方皆知君父之遗憾宜雪,而利害□□□□□柱而纲常之范围也。贼虽未讨,此贼可讨之公愤,已凛凛于千载之下;事虽未成,斯事当成之大义,亦昭昭于天壤之间。□□□□临于浮丘之上,淇奥之旁,如公等所为,可以无愧于臣心矣。愚故择地于王公祠之左,建祠“忠烈”,为文纪序其略,而□□□□□国典之未备,实欲令忠臣之节义与天地同垂不朽焉。

明朝是由朱元璋打下的天下,他由一个要饭花子当上了皇帝,开华夏历史之先河。朱元璋小的时候名叫朱重八,因贫穷进了皇觉寺,当了小沙弥。传说朱重八总让泥胎佛像自己移位,皇觉寺老和尚高彬甚觉奇巧,重八刚满十岁,便被送出寺院。小沙弥变作放牛娃,因腹中饥饿,只好与小伙伴偷吃了东家的小牛,然后把牛尾巴插进山石,假称小牛钻入山中。东家不信,实地察看,果然尾巴在外,东家用力拉牛尾,听山中小牛有叫声。

重八自幼聪明顽皮,也曾经读过几天书。牧童们常在一处玩游戏,重八扮皇帝,他穿着破衣烂衫,把棕树叶撕成丝丝缕缕,粘在嘴上当胡子,用一块车辐板放在头上顶着当作平天冠,然后往土堆上一坐,就装模作样称起皇帝来,让小伙伴每人捡一木块,用双手捧着,三跪九叩,并高呼万岁。其实那只是孩童们的玩耍,相信他当时并没有想到后来能真的当皇帝,人生的理想或者欲望是带有阶段性的,只是后来的历史发展把他推上了皇帝的位置,当然与他个人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蒙古族统治神州时期,把人分为四等,蒙古族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杀蒙古族的人偿命,杀回族罚银八十两,杀汉人罚交一头毛驴价钱。汉族村寨里的新媳妇初夜权归蒙古保长,华夏子孙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重八就是这样起的名字。汉人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赋役沉重,再加上灾荒不断,广大汉人在死亡线上挣扎。

饥寒交迫,饿殍满地,尸骨遍野,重八的父母活活被饿死了,还是邻居给了一块坟地,重八好不容易找了几件破衣服包裹好父母尸体,将父母安葬,重八在父母的墓碑上写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重八再次投奔皇觉寺,剃度为僧,做了小行童,皈依佛门。他每日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烧饭洗衣,整天忙得团团转,有时仍会受到老和尚的斥责。重八一肚子冤屈无处诉说,每日用扫帚打那些泥胎神像,还在伽蓝神的背后写了“发配三千里”。

皇觉寺因饥荒自身难以维持,只好罢粥散僧,打发和尚们云游化缘。重八流浪中走遍了淮西的山川,接触了风土人情,目睹了国是日非、人民生活恶化的现状,意识到天下大乱很快就会来临,眼界变得开阔,变得果敢坚毅。从此他的人生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

小沙弥、小放牛,破衣烂衫,食不果腹,谁能想到重八会梦想成真?经过十六年的征战讨伐,朱元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从一个横笛牛背的牧童、小行僧,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称帝之前,所奉行的策略是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高筑墙是指加强军事防备,巩固后方;广积粮是指发展经济生产,储备粮食,增强经济实力;缓称王则是指不要过早称帝,以免树敌过多。这三条建议极具战略眼光,是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

朱元璋在北伐途中,发布了由宋濂起草的告北方官吏和人民的檄文,文中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凝聚了华夏的力量;檄文还说,蒙古人等若愿为新皇朝臣民,则与中原人民一样看待。这标志着朱元璋的政治统治走向成熟。

朱元璋从军后,因为他作战勇敢,机智灵活,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郭子兴把朱元璋调到帅府当差,任命为亲兵九夫长。朱元璋精明能干,身先士卒,获得的战利品全部都上交,得了赏赐总说功劳是大家的。朱元璋在军旅中的好名声传播开来,郭子兴也把他视作心腹知己。

郭子兴有一养女马氏,是至交马公的女儿,年方21岁,郭子兴把养女嫁给了朱元璋,从此军中改称他为朱公子。有了身份,便不再用从前的小名重八,于是就另起了正式名字元璋,字国瑞。

朱元璋建明朝伊始,中华大地百废待兴,他实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对外地州县官们说:“天下初定,老百姓财力困乏,像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如同新栽的树,不可动摇它的根。现在重要的是休养生息。”

朱元璋鼓励开垦荒地,曾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进行了明朝的人口大迁移。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当上皇帝之初,朱元璋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须及时奏报,否则加以处罚。朱元璋出身农民,深知灾荒给农民造成的痛苦,他常常减免受灾和受战争影响地区农民的赋税,或给以救济。

朱元璋还十分爱惜民力,提倡节俭。他倡导工程只求坚固耐用,不求奇巧华丽。朱元璋使用的车舆、器具等物,按惯例应该用黄金装饰,朱元璋下令全部以铜代替。他说不是吝惜一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自己要作典范。

明朝初期,机构沿袭了元朝,朱元璋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弊病,于是进行了改革:首先是废除行省制,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其次是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并和兵部互相牵制。兵部有权颁发命令,但是不直接统帅军队,都督府掌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是没有调遣军队的权力,军权集于皇帝之手。其三是废除丞相制。

朱元璋出身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他曾发誓: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后来他当了皇帝,果不食言,很快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敢于从自己身边人开刀;发明“剥皮实草“的残酷刑法处置贪官;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凭借自己的威望,以极其残酷的法律严惩贪官污吏,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得力,起到了强烈震慑作用。朱元璋从执政到魂归,他“杀尽贪官”的运动贯穿始终没有减弱,但贪官现象始终没有根除。弥留之际,他发出了“为何贪官如此之多,早晨杀了,晚上又生一拨”的感叹。

明朝几经盛衰,期间迁都北京,但因内部的“贪官如此之多,早晨杀了,晚上又生一拨”,终于激起民变,终于在三百多年前的甲申年,没能躲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历史的周期律”,以崇祯吊死煤山为标志,终结了自己的历史。





 

 
     
甲申年鉴(千古淇河文化外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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