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黎阳仓，经常用的词都是“隋朝国仓”、“天下名仓”，这些词用到黎阳仓上名副其实，一点都不过分。在这里，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黎阳仓。
所谓隋朝国仓，顾名思义，是国家粮仓，是国家直属的粮食仓库，不同于州、府、县所属的地方粮仓。那么，黎阳仓是国仓吗？为啥建这个粮仓？答案是肯定的。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可见隋朝初立，京都长安粮库空虚。民以食为天，国无粮不稳。建置黎阳仓，目的是集屯关东粮食，沿黄河向京师长安转运，用来充实京师仓廪，防备水旱灾荒。
黎阳仓不仅是国仓，而且是天下名仓。一般都常说黎阳仓与洛口仓齐名。洛口仓又叫兴洛仓，是隋朝大业二年（６０６年）兴建的，它的具体位置在今郑州市巩义境内的七里铺村东面的黄土岭上。这里地理位置极其险要，自洛河逆水而上，可至当时的东都洛阳。自黄河逆水而上，则可以达到陕西潼关和当时的西京长安。洛口仓的容量非常大。据史料记载，仓城周围２０多里，共有３０００窖，每窖藏粮８０００担，并有官兵上千人在此守卫。整个洛口仓可容纳粮食２４００万担左右，人称“天下第一粮仓”。黎阳仓真的可与洛口仓相提并论吗？答案又是肯定的。一是地理位置重要。黎阳仓地处中原，濒临黄河重要渡口黎阳津，对岸叫白马津。冷兵器时代，黄河绝对可称难以逾越的天堑。因此，黎阳津成为沟通黄河南北两岸交通的要冲，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黎阳仓在这个位置，何等重要。二是，仓储规模大。虽然史料上没有明确的容量记载，但宋代张舜民在其《画墁录》中为我们作了描述：仓窖犹存，各容数十万担，遍冒一山之上。三是，涉及历史事件重大。隋末唐初，围绕黎阳仓发生许多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如大业九年（613年）三月，隋炀帝二次征高丽，命礼部尚书杨玄感于黎阳督运粮草。杨玄感见天下大乱已起，遂与武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合谋起兵反隋。六月，杨玄感入黎阳城，大索男夫，取帆布为盔甲。选少壮运夫8000人，杀三牲为盟誓。以讨东莱叛军来护儿为名，令各州县兵汇集黎阳仓。并请李密为其谋划三策，杨玄感不听谋士李密之计，尽焚停泊黎阳之龙舟，以杨玄挺为前锋，引兵直向东都洛阳，结果兵败。这是一件大事。第二件大事是，大业十三年（
如此有重要影响的黎阳仓，具体位置在哪？历来众说不一，至今尚无定论。一种说法——在浚县西南三十里同山南麓，或者说在浚县西南。如《辞海·地理分册》、《古今地名大辞典》等。一种说法——在浚县大伾山北麓。如《通鉴纲目质实》记载：“黎阳仓在大名府浚县东二里，大伾山北麓，乃隋文帝所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是这个观点。这个问题，外地人搞不清，浚县人也搞不清，历代《浚县志》，都是将史书所记罗列，不作分析评定。同山与大伾山虽同属浚县，但前者在小河镇，后者紧临县城，二者相距
一、隋唐黎阳仓不在浚县同山
清嘉庆《浚县志》转引《通鉴纲目》记载：“隋文帝开皇三年，诏沿河置仓，运粟以给长安”。旧史书有一习惯，只记河而不记河名的，皆是指黄河。按此，则《隋书·食货志》载开皇三年卫州所置黎阳仓定当沿黄河。据1975年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史书记载，隋唐时期，黄河自今滑县城（道口）与滑县旧城间穿过，北经浚县大伾山东南，向东北流去。这里有一张示意图，从图上可以看出，大伾山紧临黄河；而同山，距黄河有30里，既不临黄河，又交通运输不便，因此，黎阳仓不可能在同山。此证一也。
《隋书·地理志》汲郡下有这样的记载：“卫县有朝阳山、同山……黎阳县有仓，有关官，有大伾山、枉人山。”在地理志中记仓，此仓定非一般，虽未明确说明为黎阳仓，但根据当时黎阳县的情况，舍黎阳仓而无它，一定就是黎阳仓。上述记载可知：同山在卫县，黎阳仓在黎阳县，同山和黎阳仓根本不在一个县内，所以黎阳仓绝对不可能在同山。此证二也。
或许有人说，《隋书·地理志》所载为隋末建置情况，那么，隋初是什么情况呢？隋朝初年，就是设置黎阳仓的时间，没有卫县，卫县是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由朝歌县改置的。也就是说，隋末卫县之同山，隋初当在朝歌县，仍然不在黎阳县。况且，假如隋开皇三年置仓于同山，那么该仓要么以朝歌命名，叫朝歌仓，要么以同山命名，叫同山仓，断不会以黎阳命名，叫黎阳仓。既名黎阳仓，肯定在黎阳县，而不可能在朝歌县同山。此证三也。
此外，唐代著作郎萧德言等所著《括地志》载：“黎阳西南有故仓城，相传袁绍聚粟之所，亦隋开皇中置仓处也。”《括地志》是唐代前期分道计州的地志，当时黎阳仓还在使用。它对黎阳仓的记载应是非常可信的。唐代沿用隋末建置，有黎阳县，有卫县。《括地志》既云隋开皇中置仓处在黎阳西南，黎阳仓肯定不会在同山，因为同山当时不属黎阳县而属卫县。况切《括地志》主要作者之一，也是唐代著名诗人——谢偃（？—643年）就是卫县人，现在说谢偃是浚县人，那是到了宋代，卫县撤销了，并入了黎阳县。如果当时黎阳仓在卫县，谢偃作为卫县人，是绝不会错记在黎阳县的。此证四也。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黎阳仓不在卫县之同山，亦即今浚县小河之同山。（二）黎阳仓在黎阳县。
黎阳仓在黎阳县，不在今浚县同山，那么，他在大伾山吗？说它在大伾山有依据吗？且听下一讲——《黎阳仓在大伾山北麓》。
二、黎阳仓在大伾山北麓
前面排除了同山说，我们再来看是否在大伾山。如上所引《括地志》载：“黎阳西南有故仓城，相传袁绍聚粟之所，亦隋开皇中置仓处也。”意思是说，隋开皇中置仓处，即黎阳仓，在“黎阳西南”。这里的“黎阳”现在来看，可有两种解释：一作黎阳县讲，说黎阳仓黎阳县境的西南方向；一作黎阳城讲，说黎阳仓在黎阳城西南。但在过去，史书习惯是指黎阳县城。因此，要考证黎阳仓的位置，首先要弄清黎阳城的位置。据《浚县志》（1990年12月，中州古籍出版社）：黎阳城系西汉至北宋故城。其下引《汉书·地理志》：黎阳县属魏郡。应邵注曰：“黎山（今大伾山）在其南，河（黄河）水经其东。其山上碑云：县取山之名，取水在其阳以为名。”又引《水经注》：“今黎山之东北故城盖黎阳县之故城也。山在城西，城凭山为基，东阻为河。故刘桢《黎阳山赋》曰：南荫黄河，左覆金城，青坛承祀，高碑颂灵。”又引《元和郡县志》：“黎阳县在黎山北。”五代因之。据文物调查资料，今大伾山东北有黎阳城遗址。遗址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000米。面积约150平方米，文化层厚度4至5米，曾有大量汉至宋代瓷器等遗物出土，未正式发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黎山即今大伾山，是大伾山的原名，宋代改名大伾山。河即指黄河，前面已说过。这些记载统统将隋唐之黎阳城定位在大伾山东北，即现在我们常说的凤凰山北。说黎阳仓在大伾山，黎阳仓正在黎阳城西南，与《括地志》载：黎阳仓在“黎阳西南”正好吻合。
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乐史编修的《太平寰宇记》载：“仓城……在黎阳县西南隅，袁绍聚粟之所，亦即隋开皇中置仓处也。”与《括地志》所载大致相同。由上述分析可知，亦与黎阳仓在大伾山说吻合。不过，宋代比唐代晚他的记载没有《括地志》可信。而且把黎阳西南改为黎阳县西南隅，虽然只有两字之差，却更易引起我们歧义，因为卫县划归黎阳县后，大伾山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在黎阳县西南境了。或许乐史就是黎阳仓同山说的始作俑者。
《资治通鉴·后晋纪五》载：开运二年（945年）春正月，“张从恩等议曰：以相州粮少，不若引军就黎阳仓，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万全。”根据浚县地理形势，大伾山南依大河，这一记载亦与黎阳仓大伾山说相吻合（见附图）。
黎阳仓为隋朝国仓，且“唐宋皆仍其制，漕河北粮储以饷京师，自政和后，河易故道始废”（见清嘉庆《浚县志·漕运》引《通鉴纲目质实》）。从黎阳仓的影响和作用看，其规制应当很大，在其废后，遗址不可能短时间内消失殆尽。清嘉庆《浚县志·古迹》引载宋张舜民（字芸叟
如果说张舜民的记载还不够明确，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元代王恽的《游东山记》一文。
元代王恽《游东山记》一文，收入四库全书王恽的《秋涧集》中，是其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偕友游览大伾山的记录。为啥那时称大伾山为东山呢？因为当时浚州城在浮丘山，相对州城而言，大伾山在东，就叫东山。《游东山记》文中还记有岳祠，即东岳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天齐庙；龙洞，大石佛，白金泉、军城等，也全是大伾山的景点。所以王恽的《游东山记》实际就是游大伾山记。文中提到黎阳仓了吗？当然。王恽从大伾山转一圈下来，又游了紫金山白金泉，在回浮丘山浚州城时写道：“遥径北麓，穿苍（仓）城，按观隋唐廪制。”这里北麓毫无疑问是指大伾山北麓，仓城也无疑是指黎阳仓城遗址。为啥呢？因为后面有“按观隋唐廪制”一句。按观就是查看、考察的意思，廪就是粮仓，隋唐廪制就是隋唐时期粮储制度或粮仓形制。来到大伾山北麓，见到仓城，考察隋唐时期粮仓形制，说明王恽认为所见仓城是隋唐黎阳仓遗址。王恽是啥人物？他会不会搞错呢？据《元史·人物传》：王恽，字仲谋，卫州汲县人，好学善属文。初拜监察御史。至元十四年（1277年）拜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元贞元年（1295年）加通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大德元年（1297年）进中奉大夫。大德八年（1304年）卒。《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140页，宿白先生在《南朝龛像研究》注释中说：王恽留心乡邦文献，至元三年（1266年）纂《汲郡图志》。王恽是汲县人，留心乡邦文献，还纂写了《汲郡图志》，汲县距黎阳不足百里，王恽对黎阳的历史风物应当是熟悉的。他游大伾山时，距黎阳仓废止时间不过百余年。他的记述，应该是非常可信的。
以上几点可以证明：隋朝黎阳仓在大伾山。
至于黎阳仓在大伾山的具体位置，《通鉴纲目质实》、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均谓在大伾山北麓。王恽《游东山记》“遥经北麓，穿苍（仓）城”，可证其言不虚。但从前文所引宋张舜民《画墁录》：“予尝登大伾，仓窑犹存，各容数十万，遍冒一山之山”的记载来看，还应不止是北麓，满山皆是，至少说大伾山北坡也是黎阳仓之所在。
三、同山说是读史不慎之误
以上分析可以证明，隋唐黎阳仓在大伾山北麓是没有疑问的。那么，为什么会有黎阳仓在同山或同山南麓的说法呢？笔者据手头资料分析如下：
一是多数史书对黎阳仓位置记载不够具体。如《隋书·食货志》：“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以为水旱之备，……于卫州置黎阳仓。”《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史书均有类似记载，只言于卫州置黎阳仓。同山当时也属卫州，这使黎阳仓同山说有了可能。
二是浚县古称黎阳，后人便经常误将二者境域等同，认为黎阳即浚县，浚县即黎阳，于是《括地志》所记黎阳仓在黎阳西南和《太平寰宇记》所记黎阳仓在黎阳县西南隅就被理解为黎阳仓在浚县西南和浚县西南隅。按浚县境域，同山在浚县西南，而大伾山却在浚县中东部，照此解读《括地志》和《太平寰宇记》，黎阳仓能且只能在同山，完全排除了大伾山说。其实浚县与古黎阳县的境域非但不等同，而且相差颇大。前文已提及，隋唐至北宋中期，一直既有卫县又有黎阳县，同山属卫县，大伾山属黎阳县。虽然宋熙宁六年（1073年）曾废卫县为镇，入黎阳县。但仅13年后，即元佑元年（1086年）又复置卫县。元代设州，省黎阳县、卫县入浚州，明洪武三年改浚州为浚县。由此可知，虽然浚县古称黎阳，但浚县的境域与黎阳县的境域是不同的。同山在今浚县西南，但不在隋唐之黎阳县，更谈不上黎阳县西南，唐代《括地志》、宋初《太平寰宇记》所记黎阳县西南之黎阳仓自然不会在同山。
三是县城位置的变迁，使后人读史书时容易产生误解。新修《浚县志》载：宋代以前黎阳县城在大伾山东北。至元代省黎阳县、卫县入浚州，治所迁于浮丘山（大伾山西1里）
四是宇文化及与瓦岗军争夺黎阳仓的主战场在同山坡，很容易使人产生黎阳仓在同山的误解。如《隋书·李密传》：“化及至黎阳，与密相遇。密知其军少食，利在急战，故不与交锋，遣徐世勣守仓城，化及久攻不下……与密大战于同山下。”这段记载很容易使读者产生这样的印象：黎阳仓之战既在同山下，则黎阳仓定在同山。笔者虽不认为黎阳仓在同山，但对上述记载也一直无法解释。明万历《续浚县志·地理·古迹》则认为上文之“仓城”指汉袁绍聚粟之仓城，不是指黎阳仓，黎阳仓在大伾山。这显然是牵强附会。司马光是记载军事战争的高人，他在《资治通鉴》中对这次战争的经过作了详细的介绍，经过仔细研读，终于弄清了为什么争夺黎阳仓的主战场不在黎阳仓附近而在同山坡。原来这次战斗实际有两个战场：一个在黎阳仓，徐世勣领兵坚守，宇文化及几路大军包围攻打；一个在清淇县（今枋城一带），李密领轻骑兵2万驻扎，形成掎角之势，与徐世勣以烽火相呼应。每当宇文化及攻黎阳仓，李密就带兵进攻他的后方大本营——滑台，致使宇文化及首鼠两端，屡攻黎阳仓而不下。李密又假意与宇文化及讲和，答应给宇文化及军粮。宇文化及信以为真，让士兵恣食，敞开肚皮吃吧，有粮食了。李密部下军校违纪被打，叛逃宇文化及，告知是李密之计。宇文化及知道上当，十分气愤，于是渡过永济渠（今卫河），与李密在同山下大战，从早晨七八点直打到傍晚六七点，可以说是血风腥雨，天昏地暗。李密也在战斗中被流矢射中落马，眼见被擒，幸亏秦叔宝赶到，就起李密，掳力再战，打退宇文化及。经过一天血战，宇文化及退走魏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