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于氏宗谱记载：浚县卫贤镇于村于氏家族是明代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兵部尚书于谦（《明史》卷一百七有《于谦传》）的后裔。五百年前于谦之子隐居娘子关下深山井陉县南峪村，留有三子：于有道、于东道、于南道兄第三人。成化年间（1486年），因生活所迫，于有道迁往白龙庙（今井陉县于家村），于东道留南峪村，于南道迁浚县谭城（今于村。相传东汉末袁绍之子袁谭、袁尚在此屯兵，故称谭城）。自于南道迁浚县至今，于姓已繁衍24代，全村于姓近1500余口。于南道二、三、四子分别迁往长垣、砀山、黄河南定居。其长子于稳后代除在于村繁衍外，还迁往本县新镇镇于庄、兰庄、新镇集、西郭村；卫贤镇裴村、山西村，外迁中牟县等地。南峪村于氏家族现有170余口。于家村于氏家族1600余口，从于家村外迁至井陉县水窑、尘洼村、山西平定县、浑源县等地于氏后代有数千人。据估算，于谦后裔今在万人以上。而河南省浚县于村和河北省井陉县于家村是于谦后裔最集中，人口最多的地方。

    源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浚县》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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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谦小传

    于谦（1398-1457），明代浙江钱塘人，字廷益。历任监察御史、兵部右侍郎、都御史、巡抚、兵部左侍郎、兵部尚书，至今仍脍炙人口的诗歌《石灰吟》的作者。

    于谦能诗，大约还在少年时代，他就曾以这样的诗句抒发过自己的襟怀：拔剑舞中庭，浩歌振林峦。丈夫意如此，不学腐儒酸。当时，这个少年已被器重为“他日救时宰相”。

    于谦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举进士，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于谦在扈从中，以胆识过人，初露头角。次年，以巡按御史出按江西。三年后，升授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这一年（宣德五年），明朝设立“巡抚”，做为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其职权在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三司之上。三十三岁的于谦首批膺选，此后，巡抚河南、山西达十九年。

    在巡抚任上，于谦先后平反冤狱数百起，倡建尚义仓和平准仓多处，并督率官民增筑黄河堤障，以防水患。正统十年（1445年），山东、山西、陕西的饥民成批流入河南，多达二十余万。根据当时明朝的法令，地方官应当把没有“路引（通行证）”的饥民，按照“逃户周知册”遣返回乡，以追索税粮。可是，对于流民，于谦竟然甘冒“有违国法”的罪名，奏请拨发河南官仓的存粮八十余万石进行赈济。同时，他又在附近州县予以安置，或新编里甲；或散插乡都，新编民户共七万有余，并且拨给一批境内荒田及黄河退滩地，酌量散发种籽、耕牛，使灾民得以生产自救。

    于谦虽然在河南、山西地方任职，但当他得知“陕西诸处官校为民害”，就上疏参奏，使这些害民的官员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当他了解到大同沿边的镇将把大批“军屯”田地据为私产，就依法夺回，作为官田，“以资边用”。

    由于于谦办了这样一些事情，老百姓把他视为当代的“包公”，称他为“于龙图”。有的州县还建立了“生祠”，为他祝福。

    当时，正值有名的贤相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执政内阁，雅重于谦，不断给予支持。可是那些惯于受贿的“诸权贵人”，对于谦这位“封疆大吏”，却另有“期待”。谁知道，于谦每次议事京师，总是“空囊以入”，使人大失所望。也有好心人劝告于谦说：“你虽然不愿送金宝，攀附权贵，至少总得带上点土特产，如合芗（线香）、干菌（蘑菇）、裹头（丝帕）这样的东西才好。”于谦哈哈一笑，举起两袖说：“带有清风！”事后，他戏作一绝，诗曰：

    手帕蘑菇和线香，本资民甲反为殃。猜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阎阎话短长．一时远近传诵，成为佳话。

    正统元年（1436年），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这个少年皇帝“童騃骄纵，荒嬉无度”，宦官近侍投其所好，恩宠日深。正统七年以后：军国大权就落到王振的手里。

    王振是个粗通文墨的奸佞无耻之徒，他早年科场落第，曾充任某县教官，后犯罪应当充军，适逢内宫需要阉人，就自宫献身，当了太监。因为他有些文化，在宫里教过太子朱祁镇认字，朱祁镇继位以后，他就掌握了司礼监。明朝的司礼监非同等闲，它是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既统管仪礼、刑名、提督东厂（特务机关），又掌管内外奏章、御前勘合。更重要的还代替皇帝“朱批”内阁大学士（相当宰相）的“票拟”。这样的制度自然会给宦官弄权大开方便之门。因此，王振得以“恃宠挟恩，夺主上之威福；怀奸行诈，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于朝廷，出语自称为圣旨”，“卖官鬻爵，诛杀无忌”。一时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

    朝廷如此，身为地方官的于谦自揣缺乏“回天之力”，曾不禁拊膺叹曰：“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不久，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等接替自己的职务。王振得知以后，竟以“久未升迁，心怀不满”的罪名，把于谦下到三法司，判处死刑。关押了三个月，幸被释放，降为大理寺少卿。这时“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周、晋诸王也为他讲了些好话。这样，于谦才官复原职。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调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秋天，瓦刺首领也先大兵南侵。

    瓦剌（也称斡亦刺、厄鲁特）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永乐初年，也先的祖父马哈木被明朝封为顺宁王以后，瓦刺与中原往来不断。正统年间，瓦刺势力逐渐强大，而明朝国政日非’边防策弛，瓦刺就成了明朝北方的严重威胁。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春，也先派使者二千人到北京贡马，虚报为三千以图冒领些“凛饩（供应）”。王振发见后，大发雷霆，在不准领之外，又把马价削减去五分之四。也先听到以后，十分忿怒。七月，兵分四路，向辽东、宣府、大同和甘州大举进攻。边报传来，王振根本提不出妥善的对策，却希图挠幸取胜，冒滥边功，以乘机加重自己的威福。因此，极力怂意明英宗御驾亲征。此议既定，朝野震惊。事出仓促，危如垒卵。于谦和兵部尚书王直等人伏阙谏止，遭到驳斥。七月十六日，朱祁镇和王振率领大军从北京出发。八月初一，进入大同城。当时明军的处境十分险恶，朱祁镇又仓促回师。八月十五，当撤退到土木堡狼山一带（今河北省怀来县境），瓦刺铁骑四面袭来，明朝的五十万兵马全军覆没，朱祁镇作了俘虏。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一锤砸死在乱军之中。这就是历史上的“土木之变”。

    明朝建国八十多年以来的空前危机，使朝野大震，不知所措。已经把妻、子送回南方的徐理，借口“星象有变，天命已去，”倡言南迁。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怒叱：“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之事乎！？”经过这番争论，坚守北京的决策才确定下来。接着，两京、河南，山东等地的军队陆续调到，防御的部署也大体就绪，人心稍微安定下来。这时，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九月，监国的郕王（朱祁镇的弟弟朱祁拯）即位，是为景帝。十月，也先挟明英宗直捣北京。主将石亨主张尽闭九门，以避其锋。于谦以为不可。他分派诸将，率二十二万军队，列阵于九门之外，自己“率先士卒，躬提甲胄”，设营德胜门外迎敌。也先连续向德胜门、西直门，彰义门猛攻，全来得逞，撤到土城（元大都残留城址）。这时，“居民弃屋，号呼投石，哗声震天”，也先败走。这次也先兵临城下，本以为北京旦夕可破，及至见到明军严阵以待，连续攻击，一再受挫，就打算以送还朱祁镇为条件，约于谦、王直等出城“议和”，以期“索金帛以万万计”。于谦看清了也先这种“议和”的图谋，不加理睬。

    景泰元年（1450年）正月开始，也先不断进攻宁夏、大同、万全等地，都未取胜，屡次提出“议和”，也未如愿。但是也先不断扬言的送回“上皇”，在明朝大臣中却引起了反响。许多人主张赶快讲和。当时只有于谦力排众议，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三月，参将许贵又报告，北边来了三个人，要求朝廷讲和，并建议多送些金帛给也先。于谦说：“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他继续指出：“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不可和。（许）贵为介胄臣，而惧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从此边将人人主战守，无人敢再侈谈议和，士气为之大振。

    七月，也先看到明朝边防日渐强固，愈发难以兵戎取胜，同时在瓦刺内部，也先和脱脱不花、阿刺知院的矛盾也日渐尖锐，而他手中的“上皇”不仅不再是可居的奇货，实际上已变成累赘。所以，决意罢兵，送回朱祁镇。随即派使者五人到北京，与明朝讲和。这时，大臣们一再奏请迎接上皇。景帝朱祁钰却很不高兴，他满面怒容地说：“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寇绝。”“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一时群臣惶恐，不知所对。于谦从容说道：“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景帝的面色才平和下来，说：“从汝，从汝。”这年八月十五，明英宗回到北京，正好是“土木之变”一周年。随后，明朝与瓦刺的关系又“化干戈为玉帛”，贡使络绎，贸易不绝。《明史》作者评论道：“卒奉上皇以归，（于）谦之力也。”

    在“土木之变”爆发的危急关头，于谦身系朝野安危，爱国忘身，但他“至性过人”，从来“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皇帝在西华门附近赐他一所大宅第，他说：“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坚决辞让不受。保卫北京的胜利，石亨功劳次于于谦而得了世侯，有些内愧，因此上书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皇帝诏于冕到京的诏书已下，而于冕辞谢不来。于谦说：“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石）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坚决表示：“决不敢以子滥功。”

    景泰八年正月初，明景帝重病不起。当时太子未立，朝廷内外惶惶不安。十六日夜，在石亨、徐有贞等人的策划下；产生了“夺门之变”。十七日破晓，上皇朱祁镇重登宝座。正午，传旨逮捕于谦、王文下狱。次日，明英宗朱祁镇、石亨、徐有贞等进行“廷审”，诬陷于谦、王文谋逆。但是，“所司勘之无验（没有证据）”，石、徐异口同声说：“虽无显迹，其意则有。”于是以“意欲”二字定了案。王文愤怒已极，双目圆睁如炬，争辩不已。于谦笑着对他说：“辩，生耶？无用。彼不论事有无，直死我耳！”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白发苍苍的于谦，在北京的东市，被杀头“就义”，时年六十。同时，妻、子被发配边疆。抄家时，发现于谦“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而已”。史书记载：“公被刑之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行路嗟叹，天下冤之。”

    天顺三年（1459年），于谦的遗骸被运回家乡。西子湖头，三台山麓，筑起了一座新坟，这座坟墓犹如一座壮丽的纪念碑，和岳飞墓遥相对应，为如画的湖山，又添了几分悲壮豪迈的英雄气魄。清人袁子才有诗道：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于谦的一生，坚定地实践了自己诗中的誓言：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源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浚县》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