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弟子，都尊崇孔子，都是儒家学说的信奉者，这是他们的共性。在此前提下具体到每个人，也还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这些特点和个性，又丰富了他们的共性。根据资料研究，子贡的特点可以看出如下几个方面。

    1,以“言语”著称

    孔子办学时，把教学和教育的内容分成四科，即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在这四科中，也各自出现了几为有名的学生，就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子贡之所以被列到了“言语”科的优秀弟子之中，是有实际内容的。

    (1)有“能言善辩”的先天才能。子贡以“言语”著称，是指他在孔子教育下,培养起来的外交谈判和宣传能力。在介绍他的性格特点时，曾说他“能言善辩”，那是先天才能。先天的才能和后天的特长是两个问题，但是有联系。因为有了能言善辩的先天素质，才为以后成为宣传外交家提供了有利条件。

    (2)有搞外交谈判的兴趣和志向。孔子经常询问和了解弟子们各自的兴趣和志向，而弟子们也很坦率地说出了各自的想法。如《韩诗外传》卷九载:“孔子与子路、子贡、颜渊游于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叹曰：“二三子各言尔志，予将览焉。由尔何如?”对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击钟鼓者，上闻于天，旌旗翩飜，下蟠于地，使将而攻之，惟由为能”。孔子曰：“勇士哉!赐尔何如?”对曰：“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孔子曰：“辩士哉! ”.这里各自说的很清楚，子路的志向就是当武将，而子贡则愿当个和平谈判的外交使节。类似的材料，在《新书》和《孔子家语》等书中也有记载。总之，他是喜欢搞外交和谈判活动的，这对他以后成为有名的外交家是有直接关系的。

    (3)突出的外交成就。《论语·子路》篇中记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就是说，子是注意用《诗》来提高弟子的外交能力的。子贡有好的先天的条件，再加上孔子的培养和在实际活动中的磨练，使他成了好的外交人才。突出事例按时间先后顺序有如下几点：第一,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和他的弟子“在陈绝粮”时,孔子派子贡至楚，请求楚国出兵营救，结果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石迎孔子，然后得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是子贡在外交方面的第一次胜利。第二,鲁哀公七年(前488)，吴国想称霸中国，兴师北上，向鲁国征百牢(牛`羊`猪各一百)，鲁哀公亲自到鄫地(山东枣庄市附近)去会见吴人。而吴人还叫掌实权的季康也去参加会见，这时季康子就派子贡去辞谢吴人，子贡说了一套季康子不能去的理由，说得吴人哑口无言。这又是一次外交的成功。第三，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吴国的军队伐齐得胜后，吴王赐给鲁国叔孙氏甲、剑等物，一时间使叔孙氏不知如何言语答谢，而跟随叔孙氏的子贡就出来应酬，从而圆满地结束了这一外交场面。第四，鲁哀公十二年(前483)，鲁、卫等国君会见吴国人，吴人把卫侯扣留，还是子贡说服了吴国的太宰，而把卫侯释放。第五,鲁哀公十五年(前480)子贡在齐、鲁媾和的会上，说服齐国把它以前占据的鲁国的“成”地归还鲁国。这又是子贡在外交活动上的一个成就。(以上四例均见《左传》各该年传)

    (4)他的这方面的才干，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承认和称赞。如楚昭王就承认，楚国的外交官没有一个能和子贡相比(参《史记·孔自世家》)。鲁国的季康子在外交上受到挫折时，也说要是子贡在场的话，就不会遭受这样的耻辱。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子贡却是一位取得重大成绩的杰出的外交家。

    2.重视教化的作用。

    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子路是喜欢用武力来解决争端，而子贡是善于用外交谈判来解决问题。在国内政务上，子路是擅长治军赋，而子贡是喜欢搞教化。有很多资料能证明子贡的这一特点。如《韩诗外传》卷三载：“季孙之治鲁也，众杀人而必当其罪，多罚人而必当其过，子贡曰：‘暴哉治乎！’季孙氏闻之，曰：‘吾杀人必当其罪，罚人必当其过，先生以为暴，何也?’子贡曰:‘夫奚不若子产自治郑?一年而负罚之过省，二年而刑杀之罚亡，三年而库无拘人。故民归之如水就下，爱之如孝敬父母…… 赐闻之，托法而治谓之暴，不戒致期谓之虐，不教而诛谓之贼，以身胜人谓之责。责者失身，贼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赐闻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于是季孙稽首谢曰:‘谨闻命矣’。”另外,在《新书·政理》中记载说：“卫灵公问国家政务什么最重要?史鳅就说刑法最重要，子路就说军事最重要，最后子贡否定了前二人的说法，并提出教化最重要。可见重视教化是子贡思想的一个特点。

    3 “欲去告朔之饩羊”的务实思想

     《论语·八佾 》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告朔之饩羊”是什么意思呢？子贡又是为什么想去掉它呢?情况是这样的：以前周天子每年冬天把第二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叫做“颁告朔”。诸侯就把历书藏于祖庙。并且国君要在每月初一杀一只羊祭于庙，以示敬重，这就叫做“告朔饩羊”。这是“周礼”的一个规定。可是到了春秋时代，很多国家已不用周历，如晋国、卫国用夏历，宋国就用殷历等（祥见《孔子“礼”的思想》，见《齐鲁学刊》1980年6期）。所以这种规定也就逐渐遭到破坏，如《春秋》文公十六年载：“夏五月，公四不视朔”，这就是说，在文公时代（前622—前609）国君就开始不举行这种仪式了。到了孔子时代，鲁君就更不参加了。而别人代为杀羊举行此礼，就更成了虚应故事。子贡从实际出发，认为再杀羊去举行“告朔”，仪式，实在没有实际内容，所以就“欲去告朔之饩羊”。后来《汉书·律历志》在评论这个事情时，也说：“自文公闰月不告朔，至此百有余年，莫能正历数，故子贡欲去其饩羊。”这里对子贡的行为也是表示理解和赞成的。而孔子则表示反对，其理由就是为了保护过时了的旧礼节。从这个问题看，子贡的思想是讲求实际和比较开朗的，而孔子是比较保守的。

    4、经商致富及有关问题

    《史记·货殖列传》共记述了十七个人的经商活动，而子贡则列为第二，可见他是历史上的一位有名的商人。根据已有的材料，他经商的条件和情况有如下几点。第一，他能言善辩，反映敏捷，为他经商提供了个好条件；第二，“子贡善居积，亿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论衡·知实》）。这就是说他善于了解行情的现况，推测行情的动向，并能“与时（及时）转货赀”（《史记·货殖列传》），来赚取利润；第三，因为有如上的情况，所以他“家累千金”（同上注），“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他是个发了大财的人。《吕氏春秋·察微》篇记：“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去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本来他用自己的钱为鲁国赎回人来后，应当再到鲁国国库里去领取所用的钱数，可是子贡不去领。可见他的钱很多，感到这几个赎金是无所谓的事；第四，当时虽已有了自由商人和自由市场，但是官商还占着很大的比重。子贡不论买或卖都还需要和官府进行交往。他又是位有学识的大商人，诸侯不仅需要他的货物，还尊重他的学识，所以“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分庭”就是把庭院分成两半，“抗礼”就是平等之礼。这就是说，他做买卖需要进见诸侯时，各国的君主都以平等的礼节来会见他。可见他的能量达到什么程度；第五，在转运货物结交国君的过程中，他没有忘记他是孔子的学生。所以，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地宣扬孔子和儒家学说。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同上）。子贡在宣扬孔子方面，是作出了极大努力的。

    最后是孔子对子贡经商的态度问题。孔子对此是说过话的。《论语·先进》记：“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是说，颜回的学识和道德是差不多了，可是常常穷得没有办法。子贡“不受命”而猜测行情做买卖，竟每每猜对了。关键问题是，这里的“不受命”是什么意思？古今对此颇有不同解释。有的把“命”解为“天命”，“不受命”就是不尊从天命。孔子是尊天命的，孔子说子贡不尊天命而去做买卖，就是对子贡的批评。这种理解对不对呢？我感到是欠妥当的。因为西周时代是“工商食官”的，尊从天命的贵族也在经商，尊天命是不矛盾的。这里孔子说他经商不受命，绝不是说他不尊天命。就是孔子这位尊从“周礼”和“天命”的大师，也是同意进行买卖活动的，如《论语·子罕》载：“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这里虽是双关语，但是完全可以看出，孔子把尊天命和进行交换活动也是看作不矛盾的。因之我认为俞樾在《群经平议》中的解释是对的，他说：“若夫不受命于官，而自以其财市贱鬻贵，逐什一之利，是谓不受命而货殖”。这就是说“不受命而货殖”，就是不用官府之资，不受官府之命，而自出钱财自做生意的意思。这里只是说了个情况，并没指责的意思。后面说他每每猜中，确是对子贡才干的肯定。子贡在经商过程中也宣扬孔子及其学说，并使之扩大了影响，孔子对此是清楚的，他是不会反对子贡这些活动的。另外，子贡是最听从孔子指教的学生之一，如果孔子坚决反对经商的话，子贡是不会再干下去的。总之，从各个角度分析，孔子是承认和允许子贡的经商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