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本《竹书纪年》之三代积年及相关问题
陈 力
十馀年前，笔者曾撰“今本《竹书纪年》研究”一文1，从今本《纪年》的流传、体例、注文、讹脱及辑文等方面探索今本《纪年》的真伪，以为今本《纪年》渊源有自，体例亦与宋代以前人所见本相合，故今本《纪年》并非宋代以後人所造伪书，而姚振宗指为明范钦伪造之说犹为无据。不过，该文于今本《纪年》与所谓“古本《纪年》”内容之异同、特别是最受人们重视的三代积年及相关问题，犹未能申论，因再考如次，以请教学界同仁。
就内容而言，清代以来，特别是近代学者，在指斥今本《纪年》为伪书时，都非常重视今、古本《纪年》所载三代积年之异同，并皆以今本所载不合於古本所述，从而认定为後人伪造之铁证2。但是，我们以为，这个问题还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并且，廓清这一问题，对我们认识古书所引与传世文献之是非与真伪等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事实上，各种唐宋以前古籍所引《纪年》即所谓“古本《纪年》”关於三代积年的记述即互有歧异，如《晋书·束皙传》谓《纪年》“夏年多殷”，而《史记集解》等书所引《纪年》记夏年为471年，而殷年为496年，则是殷年多夏。对此，朱右曾也只好说：
案《束皙传》云：“夏年多殷。”今据诸书所引，仍殷年多夏，未详。3
“古本《纪年》”“夏年多殷”与“殷年多夏”二说中，必有一误甚至二者皆误。盖古人之引书，省括原文者有之，以己意断章取义者有之，张冠李戴误引他书者有之，文字内容错讹者亦有之，此本属常事，凡此，皆须细加甄别，不应於今本《纪年》独为苛求。
今本《纪年》记事起於黄帝，此乃荀勖、和峤之旧4，但其有干支纪年，则始於帝尧元年。唐宋以前古书所引《纪年》，即所谓“古本《纪年》”，亦有干支岁名，亦始於帝尧元年。由於今、古本《纪年》皆有干支岁名，参以其他资料，则二者关於三代积年及其相关年代之异同，亦可由此大致推定。
干支岁名对於年代学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干支岁名乃是一种时间坐标。有了干支岁名，即使有字句讹脱，但其年代关系仍可大致确定。今本《纪年》於诸帝即位及特别重大的事件等皆附有干支岁名。近人多以干支纪年法起於东汉以後，不但无视今本《纪年》中干支岁名的年代学意义，反以此作为今本伪作的证据，而於所谓“古本《纪年》”中的干支岁名，则一概简单地予以否定，这未免失之武断。
我们认为，干支纪年法起於何时，本来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5。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在於既然唐宋以前人所引《纪年》已有干支岁名，则其当日所见《纪年》，必已逐年附加了干支岁名，至少引用者在引用《纪年》时，已用当时通行之干支纪年法进行了换算。道理很简单，干支以六十为一周期，循环叠加，三代之积年及夏商西周各王在位之年都可以很容易地配上干支岁名，并且这样从习惯上也便于年代的表述。因此，唐宋以前古书所引《纪年》之干支岁名，无论是《纪年》所固有，还是西晋出土时整理者所加，抑或後世引用者之换算，都是研究夏商西周年代最重要的时间坐标。
今本《纪年》尧元年为丙子年，当公元前2145年。《隋书·律历志》引《竹书纪年》亦云：“尧元年景（丙）子。”“丙子”这一干支岁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坐标，它虽然不能遽定唐尧之元年究为何年，但结合其他史料，所谓“尧元年丙子”必为公元前2145年或其前後一个或数个六十甲子6。
除了干支岁名可以作为研究今、古本《纪年》内容异同的资料外，一些唐宋以前人在引用《纪年》时的附加文字，也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只是由于清代以来辑“古本”者通常只取《纪年》原文，而将古人引用时的说明文字略去；而今日之研究者又大多只据辑本进行研究，而未核原书，以致这些说明附加文字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梁陶弘景《真诰》7卷十三云：
《诸历检课》谓尧元年戊戌，至齐之己卯岁，二千八百[四十]三年。高辛即尧父。说此语时又应在晋世，而已云三千年，即是尧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外历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数，不将已过乎！《汲冢纪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弥复大悬也。
由于《真诰》此处并无《汲冢纪年》之具体文字，所以诸家“古本《纪年》”皆未辑入，唯吴璵先生在论证《竹书纪年》为晋人伪造时曾经提及8。窃意此虽非《纪年》原文，但却是我们判定今、古本《纪年》关于上古年代最重要的材料。
齐之己卯岁，指齐东昏侯之永元元年，当公元499年。以公元499年逆推2643年（不计当年），正是公元前2145年，于干支岁名为丙子，既与今本《纪年》完全相合，又与《隋书·律历志》所引《纪年》“尧元年丙子”之文合。据此，陶弘景所见《纪年》及《隋书·律历志》等所引与今本《纪年》是完全一致的。
上述材料，既可证明今本《纪年》记事起於五帝实荀、和之旧，同时至少亦可证今本《纪年》尧元年的绝对年代与梁陶弘景、唐魏徵等所见《纪年》是完全相同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今、古本《纪年》关於夏商西周的年代问题。
关于夏商西周三代之积年，今本《纪年》有非常明确而系统的记载，其夏纪末注云：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原注：始壬子，终壬戌。）
案夏禹元年壬子（公元前1989年）至夏桀三十年壬戌（公元前1559年），凡431年（不计桀亡之当年）；若加上禹为舜服丧之3年、桀亡之年，则夏年共计435年。所谓“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者，乃自帝舜十四年（公元前2029年）夏禹受命之岁至桀之亡也。
又商纪末注云：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原注：始癸亥，终戊寅）
“汤灭夏，以至于受”者，乃至于受之四十年戊寅（当公元前1063年），明年己卯为西伯昌薨、武王即位之年，再明年即武王元年，越十一年庚寅（当公元前1051年），即武王伐商之年。盖古人以为武王即位，则天命归周，是商年仅计至其前年，共得496年。若自汤灭夏之年至纣之灭，则共计508年。
又周幽王十一年下注云：
武王灭殷，岁在庚寅。二十四年，岁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己卯9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
是据今本《纪年》，周之年代，有自武王受命之年起算者，有自武王克殷之年起算者，也有自成王定鼎洛邑之年起算者。
《史记集解》及《太平御览》等所引《纪年》也有相关文字，如：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0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11
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12
比较二者的异同，我们认为似乎应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第一，《史记集解》所引《纪年》文皆在今本《纪年》大字注中，如果以客观的态度并参考今本《纪年》的相关文字，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提出如下疑问：《史记集解》等引《纪年》所谓“自禹至桀”，是否即是自夏禹元年至桀之亡？“汤灭夏以至于受”，是否即是至受之亡？至於“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语意虽明，但其中有无字句讹脱，亦未可断言。第二，倘若《史记集解》所引《纪年》并无上述疑义，则它与今本《纪年》所记三代积年有何关系？造成它们之间差异的原因何在？
关於第一点，我们认为，今本《纪年》关於夏商西周年代的记载，不仅自有其内在的规律，同时还有一些相关资料可为佐证，更可与不少唐宋以前古籍所引《纪年》相映证。
如前所引，《隋书·律历志》引《纪年》有“尧元年丙子”之语，所谓尧元年丙子，当公元前2145年。传统载籍谓尧在位100年，舜在位50年，另加舜为尧服丧3年、禹为舜服丧3年，则夏禹元年当公元前1989年，此与今本《纪年》完全相同。
《易纬稽览图》托名郑康成注，但其中称“至今大唐”，则其显然作於唐代以後。其卷下记上古以来年数云：
……黄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颛顼五百年，帝喾三百五十年，尧一百年，舜五十年，禹四百三十一年，殷四百九十六年，周八百六十七年，秦五十年。……13
案，记夏殷周年代者，唐宋以前较为通行的说法为夏年432岁14、殷年629岁15、周年867岁16，而谓殷年为496年者，唯《史记集解》引《纪年》、今本《纪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易纬稽览图》所记殷年盖出《纪年》；至於《易纬稽览图》言夏年为431年，与其所记殷年一样，皆不取当时通行的说法，因此我们也有理由推测这同样出於《纪年》。如果我们的推测不误的话，则今本《纪年》所载自有相当依据，而《史记集解》所引《纪年》关於夏商西周积年有关文字，亦自有一个以历史的眼光全面、准确地理解的问题。至於《易纬稽览图》所记之周年，盖本之《世经》，与今、古本《纪年》皆不同，姑置勿论。
如果说《隋书·律历志》、《易纬稽览图》及其他相关文字所记夏代431年只是一个旁证的话，《新唐书·历志》所引《纪年》就是证明今本《纪年》所载渊源有自的最直接的证据。
《新唐书·历志》引《竹书》云：
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此处之岁名“庚寅”，也是与前面“尧元年丙子”同样性质的问题。按今本《纪年》武王伐商为殷纣王之五十二年即周武王之十一年庚寅，当公元前1051年，陈梦家先生谓此乃“後人据《纪年》推校出来的，因东汉以前无干支记年法”17。方诗铭先生亦谓《新唐书·历志》所载，“此唐代一行《历议》所引，‘庚寅’二字为一行推算所得，并非《纪年》原文”18。我们姑依陈、方先生之说，但问题是，唐代僧一行等既然是根据《竹书》推算得出武王伐商之十一年为庚寅19，则其当日所见《纪年》记武王伐商之年，必以公元前1051年为基点之前後六十年或其倍数20，如是，《纪年》所载伐商之年，参之以其他文献，亦可大致确定。
二十年代，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在其《周初之年代》一文中，对传统文献包括今、古本《纪年》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许多方面都有值得重视的见解，例如论证《国语》武王伐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一段乃战国中叶人本其当时天象之观测、以当时行用之历法，又以其所习闻之周初年代推算而成，然因斯时历法未臻完善，故所言之天象并非周初之事实。不过，他的另外一些观点尚可进一步推敲，例如对《竹书纪年》有关记载的分析。
新城新藏认为，《新唐书·历志》所引《竹书纪年》“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乃唐僧一行等以与刘歆同样之方法而处理同一史料，但因《三统历》之所载与《大衍历》所推朏魄之月相不合，而《竹书纪年》本又有“十一年周始伐殷”之语，故“改武王克殷之岁为庚寅（前1111），以己卯（前1122）当文王崩年，则上自《周书》之惟元祀二月丙辰朔、中与《武成》之惟一月壬辰旁死魄、终至於《召诰》、《顾命》、《毕命》上下五十馀年间之朏魄及日名，皆无不合。反之，如《三统历》以武王克殷为己卯，则朏魄、日名之记事皆不合矣”。要之，新城新藏以为《竹书纪年》“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之岁名仍非《纪年》所固有，且其“未足单独主张决定克殷之年代”21。至於今本《纪年》，据新城新藏看来，“不过仅集出所不明之材料而成者也”。
我们以为，如果仅仅就考辨史事而言，新城新藏之说当然不无道理，因为即使“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确属《纪年》旧文，但也只能代表《纪年》作者之古史观甚至晋代整理者之古史观。不过，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今本《纪年》与唐宋以前人所见《纪年》的异同问题，即考辨文献的真伪，因此其他问题我们暂且搁置一边。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材料可以证明，今本《纪年》所谓西周257年为定鼎洛邑之岁至幽王十一年，而非武王克殷之岁至幽王十一年之说，也有较早的来源。
《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王问鼎云：
成王定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宋刘恕《通鉴外纪》卷三成王定鼎郏鄏下引《左传》此文後亦云：
《汲冢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东周适合七百年之数。
今本《纪年》自成王十八年定鼎洛邑自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沦泗”，恰好七百年（公元前1027-公元前327年），可见刘恕所见《纪年》的“二百五十七年”，也是从成王定鼎洛邑之年而并非自武王灭殷之年起算的，与今本《纪年》完全相同22。
还应该注意的是，夏商西周一些重大事件的年代特别是干支岁名，今本《纪年》与《新唐书·历志》颇多脗合，如：
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太康十二年戊子岁……。（今本《纪年》夏年同，但太康在位仅四年，不同）
仲康五年癸巳岁……。（今本《纪年》同）
成汤伐桀，岁在壬戌。（今本《纪年》同）
商六百二十八年（今、古本《纪年》皆不同），……太甲二年壬午。（今本《纪年》同）
纣六祀，周文王初禴于毕（今本《纪年》同，宋金履祥谓为《竹书纪年》旧文23），十三祀，岁在己卯，星在鹑火，武王嗣位（今本《纪年》不同）。
己卯，……武王成君之岁。（今本《纪年》同）
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今本《纪年》同）
革命六年而武王崩。（今本《纪年》同）
周公摄政七年。（今本《纪年》同）
成王正位三十年。（今本《纪年》同）
成王三年，岁在丙午，星在大火，唐叔始封。（今本《纪年》同）
康王十二年，岁在乙酉。（今本《纪年》同）
自伐纣及此（康王十二年），五十六年。（今本《纪年》同）
《大衍历议》除了周始伐商之年明载出於《竹书》而外，馀皆不注出处，但《晋书·束皙传》谓《纪年》载“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且《初学记》引《纪年》有“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於汉”之语24，此正与《史记·周本纪》“昭王南巡不返”的故事相映证，因此现在一般学者都相信周昭王在位十九年为《纪年》旧文。如此，《新唐书·历志》载武王受命十一年周始伐商、革命六年而武王崩、周公摄政七年、成王正位三十年、康王在位二十六年，加昭王之十九年，至穆王元年，适得百年之数。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上引《新唐书·历志》所记周初史事皆出《纪年》，而今本《纪年》与之若合符节，则今本所载，有自来矣。
由於今本《纪年》与《新唐书·历志》所载基本相同（《新唐书·历志》所载夏商西周积年乃据刘歆《三统历》，今本《纪年》自然与之不同），王静安先生因谓今本《纪年》系据《大衍历议》辑录而成，并据《史记集解》所引《纪年》与今本不同而谓为今本伪造之证据。对此，我们认为，首先，王先生自己就已经陷於一个矛盾之中了：《史记集解》所引《纪年》自武王灭殷至幽王共二百五十七年，推其干支岁名，则其灭殷之年必不为“庚寅”；而《新唐书·历志》所引《纪年》，亦属“古本”之范畴，但明载灭殷之年为“庚寅”，二者必有一误。以客观的眼光来看，《新唐书·历志》所引《纪年》含义较为明确，不太容易引起误解，而《史记集解》所引，乃概括《纪年》之文，因此有一个是否准确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的问题。第二，我们既已初步证明这些文字皆属《纪年》旧文，这至少说明今本《纪年》所载乃唐宋以前传本之旧，并非後人向壁虚造。至於今本《纪年》之与《大衍历议》，前者与後者之间既存在着前者辑自後者的可能，但同时也存在二者同出一源的并列关系的可能，如果不从多方面综合研究，难免失之片面；而判断二者之间的关系，则需进一步分析今本《纪年》的版本渊源，关於这一点我们将在後面讨论。
前面就今、古本《纪年》夏商西周积年的有关文字应如何理解作了一些初步的分析，我们认为，今本《纪年》关於夏商西周积年的记载，与唐宋以前古籍所引《纪年》旧文颇多相合，且三代年数的计算，也不能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待，而应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根据古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对其所载加以诠释和还原。
对古籍所引《纪年》文字的正确、全面理解是我们研究今、古本《纪年》时应该注意的一个方面，而今本《纪年》与某些古籍所引《纪年》是否出於同一系统，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另一个方面。因为，根据文献记载，《纪年》在出土後即迭经整理，诚如清代学者林春溥所言：“《竹书》之出，其定之非一人，则传之非一本。”25各种传本之间，文字内容容有差异。今本《纪年》与《史记集解》所引《纪年》关於夏商西周年代的不同记载，也许就有这方面的因素。
如果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史记集解》所载夏商西周年代即是三代从立国到亡国（西周至幽王十一年），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另一个结论：今本《纪年》及《新唐书·历志》等所引《纪年》与《史记集解》所引《纪年》文字之异，并不完全是一个理解的问题，而是由于二者出於不同系统的整理本所致。
以《史记集解》所引《纪年》关于三代积年相加，则夏商西周三代积年为1224年，从幽王十一年即公元前771年逆推，则得夏禹元年当公元前1994年。而据今本《纪年》，夏禹元年当公元前1989年，因禹为舜服丧三年，故夏禹之即位，实当公元前1992年，今本《纪年》与《史记集解》所引《纪年》三代积年似有两年之差，但如果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商革夏命与周革商命，前朝之末年实际上就是新朝之元年，中间应减去二年，因此，据《史记集解》所引《纪年》，夏禹之元年实当公元前1992年，夏商西周之积年应为1222年26，与今本《纪年》所载完全相同，见下表：
古本《纪年》积年
公元纪年
今本《纪年》积年
公元纪年
夏
471
-1992—-1522
434 27
-1992—-1559
商
496
-1522—-1027
496
-1558—-1063
西周
257
-1027—-771
292
-1062—-771
总计
1224-2=1222
1222
从上表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夏年之始、夏商西周三代之积年今本《纪年》与《史记集解》所引《纪年》皆同，但夏代之年数今本《纪年》与《史记集解》所引实际上相差40年。盖《史记集解》所引《纪年》於夏年431年之外，另有羿、浞篡位之40年，而今本《纪年》羿、浞篡位之年并在431年之中。因此，《史记集解》所引《纪年》与今本《纪年》虽然夏年皆始於公元前1992年（这大概是汲简旧文），夏代积年亦皆为431年（这大概也是汲简旧文），但由於由於汲简出土时本已篇残简缺，不同的整理者对“无王”之40年是否应该包括在431年之内产生了意见分歧。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今本《纪年》与《史记集解》所引《纪年》乃出於两种不同的整理本。我们更可以进一步推想：当初在整理《竹书纪年》时，整理者在重新编排竹简时，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掺进了整理者对古史的认识。并且，由於对夏年认识的不同，他们对於一些相关的年代特别是商周年代进行了调整，夏含夷先生对武王克商後在位年数及今本《纪年》错简的研究28，更加强了我们这一推测。
前面我们讨论了今、古本《纪年》三代积年及其相关问题，肯定了今本《纪年》的有关记载有着较早的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今本《纪年》或者古本《纪年》即是汲简之旧。我们只是想要说明，《纪年》自西晋以後即有不同的整理本，而它们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从表面上看，其原因似乎在於整理方法的不同，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关於夏商西周的年代问题上，乃是因整理者出於不同的历史观或经学思想而对汲简重新编排所致，这中间自然有一个有意无意改篡汲简原文的问题；同时，如何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全面地认识古籍所引《纪年》即所谓“古本《纪年》”原意，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由於所谓“古本《纪年》”系後人从各种唐宋以前古籍中所辑出者，各条记载是否属於同一系统？有无文字的讹脱？有无前人误引？凡此种种，今皆难於考定，因此我们在使用这些资料时，自然应该特别审慎；而今本《纪年》所载史事特别是关於夏商西周年代的记载与唐宋以前学者所引多相符合，也许，由於今本《纪年》首尾基本完具并且自成体系，较之只言片语的“古本《纪年》”，可能更具参考价值。至於《纪年》自晋代以来不同的整理本和传本之间的关系、今本《纪年》的渊源以及今本《纪年》与古本《纪年》的史料价值，限於篇幅，当另为文考证。
1 该文发表於《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8辑《研究生论文选刊》，1985年10月；又译载於《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3年第3期。
2 参见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年《王国维遗书》本，1983年。
3 转录自《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4 说详陈梦家先生《六国纪年·六国纪年表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朱希祖先生《汲冢书考·纪年写定年月》（中华书局，1960年），另参见拙文“今本《竹书纪年》研究”。
5 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释“尧元年景（丙）子”云：“案古人不以甲子名岁，自王莽下书言：‘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仓龙癸酉。’又云：‘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是始变古。原古人之法，以岁星定太岁之所舍，星有超辰，则太岁亦与俱超，故不可以甲子名岁也。东汉以来，步历家废超辰之法，乃以甲子纪年，以便推算。此‘丙子’二字，疑荀勖、和峤等所增也。”（转引自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近人吕子方先生则以为至迟於战国未年人们便开始以干支纪年。（详《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上册第138-1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李学勤先生亦指出：“近年出土文物已经证明，（干支纪年始于王莽）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汉初已有系统的干支纪年，因此《纪年》有这一纪年法是完全可能的。”（《走出疑古时代·论古代文明》，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我们认为，战国时代可能确已有了干支纪年，不过，就《纪年》所附的干支岁名而言，以今本《纪年》整篇文字与“古本《纪年》”及其他古史细加排比推敲，特别是结合战国史事，我们认为今本《纪年》所附之干支确非汲简所原有，而是由西晋以後人所加。
6 《隋书·袁充传》：“自放勲以来，凡经八上元，……唐尧丙辰生，丙子年受命，……”此与《律历志》引《竹书纪年》“尧元年丙子”同，大概亦出於《纪年》。
7 清照旷阁刻学津讨原本。
8 “竹书纪年系年证伪”，《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第九号，1965年。
9 今本《纪年》帝辛四十二年庚辰下大字注云：“周武王元年”，故此“武王元年己卯”当为“武王即位”之误。
10 《太平御览》卷八十二皇王部，中华书局重印上海涵芬楼影宋本，1960年。另见《史记·夏本纪》集解、《史记·夏本纪》索隐及《通鉴外纪》卷二等。
11 《史记·殷本纪》集解，中华书局标点本。本文凡引用廿四史及注释者皆为中华书局标点本。
12 《史记·周本纪》集解。
13 《易纬稽览图》卷下，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4 《汉书·律历志》卷下引《世经》，《初学记》卷九引“皇甫谧云”（《帝王世纪》）、《通鉴外纪》同。
15 《汉书·律历志》卷下引《世经》，《初学记》卷九引“皇甫谧云”（《帝王世纪》）、《通鉴外纪》同。
16 《汉书·律历志》卷下引《世经》，《初学记》卷九引“皇甫谧云”（《帝王世纪》）、《通鉴外纪》同。
17 《六国纪年》，第9页。
18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9 劳榦先生认为《竹书纪年》在萧梁亡国後就名存实亡了，因此僧一行等所见已是残本，而庚寅灭商之说更是出於一行的凭空推算。（见“殷周年代的问题──长期求证的结果及其处理的方法”，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七本第二分，1996年）力案，从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宋初《太平御览》等书系统引用《纪年》文字来看，至迟在宋初《纪年》还有非常完整的传本，因此劳氏之说实过於牵强。至於庚寅灭商纯系一行凭空推算之说，则更为无据。董作宾先生指出：“‘庚寅’乃晋人据各王积年依东汉以来‘干支纪年法’推算注入者，（如杜预曾‘推校襄王二十年，太岁在壬戌’之类，可见纪年中干支纪年之推校，晋人已为之。）”（见“武王伐纣年月日今考”，《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一册，艺文印书馆，1977年。）董先生此说甚是。不过，董先生据以为《竹书》所记庚寅当公元前1111年，不仅与今本不合，亦与古书所引《纪年》之其他相关文字不能相应，说详後。
20 《新唐书·历志》所指武王十一年庚寅实较今本《纪年》多一甲子，即为公元前1111年。这大概是因为一行等只取干支岁名，而并未注意其所推之年实较《纪年》所载多六十年，颇有“断章取义”的味道，这也是古人一个习见的毛病。又，倘依《史记·周本纪》集解、《通鉴外纪》引《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之说，武王十一年庚寅只能如今本《纪年》所载为公元前1051年。
21 见“周初之年代”，戴家祥译，《国学论丛》第二卷第一号。力按，实际上新城新藏在推算西周年代时，并未遵循他自己所提出的这一观点，说见李仲操《西周年代·西周年代综述》（文物出版社，1991年）。
22 据《通鉴外纪》，武王克商之年当公元前1122年，其成王定鼎之年当公元前1109年，至公元前327年九鼎沦泗共计772年，因此刘恕所称自成王定鼎加东周之年适合七百年之数必据《纪年》而言。又，《通鉴外纪》卷三共和行政下引《汲冢纪年》曰：“自武王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此当系转引《史记集解》之文而又有节略，不足据。
23 《资治通鉴前编》卷五，清乾隆中率祖堂刻本。
24 《初学记》卷七地部下引，中华书局，1962年。
25 《竹书後案》，清道光二十年竹柏山房刻竹柏山房丛书本。
26 今本《纪年》所载三代积年的计算，即非以建国之年起算至灭国之年止，而是各按其受命之年或後一朝受命之年分别计算积年。
27 包括禹为舜服丧三年。
28 参见夏含夷“也谈武王的卒年──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文史》第29辑，中华书局，1988年。
（本文原载《四川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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