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论稿》

正文·七　周王朝的兴起
　　一　周人出于白狄说

　　向来认为周人是农业民族，古代关中农业由于周人的经营，已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所以诗人称其农稼所获乃有“千斯仓”、“万斯箱”的丰裕景象（见《诗·小雅·甫田》）。金文周作▓，从◎即象界划分明的农田，其中小点正象田中禾稼之形，从口，与“君”、“商”等字同意，示国家政令所从出。但是周人是否向来农业就很发达呢？这就不一定了。周人本来是白狄之一支，并不是农业民族。周人初居邠，后来公亶父迁于岐山下的周原，才称为周。《史记·周本纪》称周祖后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如果说后稷作为我国最早的农神，其时周人已达到高等农业阶段，他的儿子不窋却倒退到粗耕农业与戎狄同俗，传至不窋的孙子公刘又能在戎狄之间恢复到后稷的高等农业水平，这是不大合理的。周之先祖应自不窋始，从不窋到公刘他们世居邠，属于黄土高原地带的粗耕农业民族。《诗》称：“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大雅·公刘》）。厉是磨石，锻是砧石（春秋时公孙段字子石，段与石相应，后人误加金旁）。公刘时渡过渭水采取这些石材制作石器，因而得与渭水流城的姜姓高等农业民族接触，其经济文化乃得逐步提高。其后公亶父由邠地迁于周原，世与姜族通婚，周人从此接受其母家的高等农业，才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国家。周人的农业应是从其母系姜族学来的，以姜嫄、后稷作为自己的始祖，也应是继承母系的传说，同后来匈奴人改姓刘一样。

　　《说文·邑部》以豳为邠之重文，邠从邑分声乃后起的形声字，豳则其本字。豳从山从豕，山乃火形之讹。甲骨文火作●、◎，象火焰上出火星迸发之形，或省其二小点则与山形同。金文《◆鼎》有“作豳师冢司马”语，豳作■（《静簋》、《豳王盉》同），乃豳之繁文。此从二◇与从二豕同意，“◇，河内名豕也”（《说文·◇部》）。此从火不误。从攴者，象持杖驱捕之意，即用火焚林而田猎取野猪的形象，非常明白清楚。焚字亦从分得声，《战国纵横家书》焚字即作棼。邠从分，字又通作汾。《诗·大雅·韩奕》称“汾王之甥”，此汾王即周厉王，邠原为周之旧称，故周王又得称为汾王。《尔雅·释地》：“西至于邠国”，邠，《说文·水部》引作汃，汃即汾之省文。据此知古代邠地极为辽阔，从今甘肃庆阳以东至于山西汾水流域，皆属古代长林丰草野猪出没的黄土高原地带。居民营粗耕农业的复合经济，春夏以采捕游猎为生，居徙无常，秋冬始还旧居。由于粗放的农业收入并不丰富，所以还不很重视土地。《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论和戎说：“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正义》引服虔云：“荐，草地，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无常处。”春秋时人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左传·昭公十五年》），可见当时晋国周围还有许多戎狄部族在活动，他们同晋人交往频繁。《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吕相代表晋国指责秦国说：“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昏姻也。”白狄与秦同居雍州（即邠地），而又是与晋为婚姻的民族，他们就应是狐氏之戎与骊戎。晋是周武王子唐叔虞所建的姬姓国家，春秋时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晋文公），小戎子生夷吾（晋惠公）。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献公四子皆相继为晋君，而继世垂统者又皆为晋文公之后。狐氏就是晋文公的母家，他们就是姬姓的白狄，与晋同姓为婚。所以《国语·晋语四》称：“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成而俊才。”晋文公母家狐氏之戎出自唐叔虞，不仅同为姬姓，而且与晋同祖。可见周人同白狄并不是种族的不同，主要原因就是狄人的经济文化还停留在粗耕农业阶段，风俗习惯与戎狄无异，因而就名之为狐（胡），为戎，为狄。春秋时代的姬姓白狄便是沿袭其先祖不窋居戎狄间的旧俗，虽经历四五个世纪之久，犹无所改进。古代社会发展的迂缓以至停滞，这也是一个显著的实例。

　　晋国自建国以来，“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二》），他们长期处在赤狄、白狄包围之中。所以唐叔虞受封时需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即采用戎狄之民粗耕农业的传统办法进行统治，说明他们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同戎狄差别不大。公元前745年，晋文侯封其弟桓叔于曲沃，这里土地肥沃，又有汾、浍两水灌溉之利，农业得到迅速发展。到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灭晋侯缗，终于以旁支代替大宗而君临晋国，并得到周僖王的任命成为晋武公。这和周人迁居周原以至翦商，其发展次第也是差不多的。

　　赤狄、白狄原以其俗尚赤衣白衣著称。（《左传·宣公十五年》孔疏：“谓之赤白，其义未闻，益其俗尚赤衣白衣也。”）白衣就是麻衣，又称布衣。古代中国以衣冠上国自居，虽在粗耕时代，也要种麻纺绩。出土新石器时代遗物中，纺轮多为妇女殉葬品，男耕女织的分工，在中国实有极其悠远的历史。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穿白麻布衣，棉花代兴以后，就穿白棉布衣，都是白色的衣服。白狄就应是中国北方的原住民而不是什么外族。赤衣可能是武土甲上涂以红色，贵族所穿的。赤狄媿姓（经典作隗，从阜与从土同意，示其为穴居之人），乃鬼方氏之后，他们以穿赤衣著称，这不是中国人民固有的风俗。《新唐书·回鹘传》称：“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其种杂丁零。……其君曰阿热，遂姓阿热氏，建一纛，下皆尚赤。”赤狄应是从西伯利亚森林中南下的部族。《北史·高车传》称：“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高车、丁零。”狄历应读为titr，其义即为森林中人。战国时人每以两个单音缀字译之为澹林，或称之为林胡（见《史记·李牧传》），因为他们从西伯利亚远方而来，故狄字义训又得引申为远（《诗·瞻卬》传）。赤狄、白狄族类虽不相同，但其经济文化的落后，则属一致。《孟子·告子下》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周人初居邠时和春秋时代赤狄、白赤的经济文化水平，大致就应是这样的。

　　二　周之先世

　　《史记·周本纪》载周王朝的先代，其世系如下：

　　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王季历——文王

　　周人居邠时，尚普遍营穴居生活，其始祖应是从不窋开始。不与丕同，大也；窋与窟同，正与穴居之义相应。《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今甘肃庆阳县），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一直到古公亶父前期，周人都是住在邠地，过着穴居生活。《诗·大雅·绵》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夏陶穴，未有家室。”陶与窑同，古谓之陶，今谓之窑。穴即窑洞，夏是半穴居，家室即地上建筑的房屋。诗称周人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邠地漆沮二水间，到古公亶父时仍住在窑洞里，没有地上建筑的房屋。《诗·大雅·公刘》称：“迺陟南冈，乃觏于京，……于京斯依”，这也是穴居的现象。《尔雅·释丘》云：“绝高为之京”；《说文·京部》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即人力所造的最深窑洞。周人在古公亶父自邠地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东北），才开始建筑房屋，这是学习当地原住农业民族的东西。《诗·大雅·绵》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月无][月无]，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二千年后金王朝兴起时，也曾走过同样的道路。《金史·世纪》云：“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周人居邠迁周的情况与此相类，可借以推知古公亶父以前周人在邠地时的生活状况和文化面貌。《绵》篇歌颂古公亶父建造宫室，诗人是用周原全盛时期的宫殿规模刻画摹写的，未免夸张失实。然而他们原住邠地时仍是“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过着同后来的白狄、女真相同的生活，却是无可怀疑的。

　　据《史记·周本纪》，从后稷到文王是十五代。《国语·周语下》也说：“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如果这些说法是正确的，后稷就不能如《史记》所说早在虞夏之世，因为殷人的始祖契，照《史记》说与后稷为同父异母兄弟，而殷人从契到纣王（与周文王、武王同时）已是三十一代了。殷人世系有甲骨文证明是可靠的，所以《史记·周本纪》所载周人先世年代是有许多问题的。《诗·大雅》讲述周族兴起的几篇史诗也有不同背景，内容不尽一致。《绵》篇讲古公亶父是“民之初生”，《生民》篇却讲姜嫄是“厥初生民”。可能《绵》篇是周人姬姓民族的始祖传说，《生民》是姜姓民族的传说，周人迁岐后与姜姓民族结合，便把母系的始祖传说承袭过来了。《生民》歌颂姜嫄履大人迹，无夫感天而生后稷，无夫生子原是母系社会现象。后稷无父面生，屡被抛弃，因名为弃，则属父系社会意识形态。古代姜姓民族居于有邰，从事农业，即《生民》所说的：“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有邰也在岐山下，今陕西武功县西，这里正是渭河中游同漆水交会处，土地肥沃。因此他们的农业得到迅速发展之后，社会也就由母系进入父系，这便是姜嫄、后稷传说产生的时间和地理条件。《生民》诗作于文王全盛时代，其时周人自邠迁居周原已将及百年。他们同姜族世为婚媾，因此就以他们的先住民，也是他们母家的传说作为自己的传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文化上的承袭也是常见的。周人居邠时，穴居野处，从事粗耕农业，既不能产生这个传说，也没有传播这个传说的环境。姜嫄后稷的传说既非邠地所宜有，因此周人世系应当从不窋开始。

　　周人自不窋居邠，至公叔祖类已历十一世，除公刘外，全无史迹可寻。公刘居邠，杂于戎狄之间，其生产情况仅能比于战国时代的大貉小貉，恐怕未能过着“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的富裕生活。《大雅·公刘》也是文王全盛时代的宗庙诗歌，当时距公刘时代已极遥远，故老遗闻罕有存者。诗人以为周人建国规模早已奠定于公刘时代，邠地生活也当与周原无异，以今度古发为诗歌，恐怕缺少信史价值。《世本》称高圉为高圉侯侔，亚圉为亚圉云都，公叔祖类为太公组绀诸盩。古代中国人名多用单字，这些人名可能有戎狄语言成份在内。这十一人中有三人称公，说明周人强盛时已自尊为公，民族内部可能已产生阶级分化了。今本《竹书纪年》载“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盘庚十九年，命邠侯亚圉。”“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组绀。”这些材料也还是可以参考的，今本《竹书纪年》有错乱，也有后人整理改动之处，但还是有所依据，不必完全排斥。

　　公叔祖类之子古公亶父才由邠迁于岐山下的周原，《诗·大雅·绵》篇即是歌咏这件大事的史诗。迁徙的原因据《孟子·梁惠王下》说：“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透去孟子的粉饰，可以看出当时周人势弱力小，无法抗拒狄人侵略之祸的窘迫状况，但是迁到土地肥美的周原农业区后，加速吸收姜姓民族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周人在生产和文化上都得到迅猛的发展，国力日益强大，为周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今本《竹书纪年》称：“武乙元年，邠迁于岐周。”“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诗·鲁颂·閟宫》称：“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翦商之翦，《毛传》释为齐，《郑笺》及《周礼·翦氏》注均训为断，断、齐均斩伐芟除之意，这是说太王开始了翦灭商朝的事业。太王是文王受命称王以后对古公亶父追尊的称号。周人的名号，起初是共名在前，私名在后，如公刘、公非、公亶父，是古语法。文王、武王则定语在前，共名在后，是后起的语法。

　　大王迁到岐下的周原，地处渭水河谷，土质肥美，是一个很好的农业区，对发展生产极为有利；同时岐下南接褒斜，是通往南方江汉流域的要道，故周人得此而国势始盛，对翦商的大业起了重要作用。太王翦商的事业，旧史无明确记载，惟泰伯、仲雍奔荆蛮的传说，颇可为此事提供线索。《史记·吴太伯世家》称：“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大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所谓让国的说法是后来的解释，其实乃是太王派年长的儿子去开拓殖民。后来的楚国以至蒙古，常传位于幼子而不传长子，因为幼于成长较晚，他总是和父亲长期住在一起的，往往继承父业。而他的兄长则在成年后即分出去自谋发展了。太王之世周为初兴的小国，同殷商相比国力极其悬殊，当时绝不能与殷商正面冲突。太王选择抵抗力最小而又与殷商关系较疏远的地方进行殖民，以逐步培植国力，实为上策，所以他派太伯、仲雍沿江汉而至吴。

　　太伯、仲雍也不可能是只身私逃出去的，他们一定得带上属于自己的一批臣民，组成严整队伍，才能长途远征去开拓地盘并确立统治。古代关中与江汉流域的交通，是从岐山过渭水到郿县，从郿县南下褒斜，沿汉水以达长江，这是古代关中与南方的交通要道。《诗·大雅·崧高》云：“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在南阳，郿在丰镐之西岐山附近。申伯到汉水北边的南阳去，宣王不是送他由镐京直出武关，而要到西边的郿来饯行，说明南下的大道是从郿出褒斜去的。《左传·定公四年》云：“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说明在汉水流域本来有许多周人建立的小国，后来都被楚国吞并了。这些小国有可能即是从大王时起陆续殖民去的，由于力量不强，文化不高，未能立足发展起来。他们的建国必不在武王以后，因为武王克商后的封国都是比较强大而能屏藩周室的。就是太伯仲雍，当时也没有多高的文化，所以他们能接受当地“文身断发”的习俗，到春秋时吴国也仍被视为蛮夷。如果周人已有较高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必能影响和开发当地，他们反而同化于被证服者，正说明彼此处于相同水平，可见太王时代周人整个水平尚低。

　　三　殷周关系

　　古公亶父自邠迁于岐山周原奠定了周人王业的始基，他对殷王朝有无朝贡交往，除了今本《竹书纪年》有两条记载，并称“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此外尚无文献可资说明。王季历时代，殷周关系便有较多的记录了。古本《竹书纪年》称：“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三十五年，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这时王季历已称王，狄也有多人称王，说明古代边区强大民族首领普遍可以称王。《三国志·乌丸传》注引《西戎传》云：“氏人有王，所以来久矣。”巴蜀铜器铭文也有王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称“巴七姓夷王朴胡……为巴东太守”（建安二十年），看来边区民族称王并得到中央承认是经常现象。同公亶宣父对狄人侵扰只能迁国逃避相比，王季历伐鬼戎大胜应是周人国力增长的标志。不过周人此役还有由来，《易·未济·九四》爻辞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说明王季历伐鬼戎应是接受殷王之命。《易·既济·九三》爻辞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武丁时强大的殷人尚经三年才战胜鬼方，可见鬼方与殷为世仇且势力雄厚，王季历受命讨伐不免有震恐之心，最后获得胜利因而受到殷商的奖赏。其后“太丁（文丁）四年，周人伐余吾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古本竹书纪年》）牧师即后来周王朝的方伯，为一方诸侯之长，周人已成为殷商对付西方戎狄的支柱。

　　王季历时国势增强，同时为了联欢大国，进而与殷商统治下的东方国家通婚。《诗·大雅·大明》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样，亲迎于渭。……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挚国是殷商男服，以任为姓（男，任也，任王事。男、任古音同属侵部，故得相通）。仲是次，挚国的二小姐任氏许配王季，生下了文王。文王也同东方大国联姻，莘国的大小姐姒氏出嫁文王，生下了武王。周人以同殷商集团通婚为光宠，而殷人亦欲倚重周国安抚西陲，这样的政治结合对双方都有利，而周人更得借此机会吸收东方集团的高度文化，对自身的发展好处尤多。但是周人的强盛并不符合殷人的长远利益，难免引起疑忌，《古本竹书纪年》载：“文丁杀季历”，便是殷周交恶的记录。由于殷商是中央王朝的宗主国，周初文献常称之为“大国殷”、“大邦殷”（《书·召诰》），“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左传·桓公十一年》）。作为新兴小国的周人只得逆来顺受。周原甲骨卜辞有“彝文武帝乙宗”的记载，这是周文王时在自己都城内建立殷商宗庙，春秋岁时在其中祭祀殷商先王，为殷人祝福。《战国策·韩策一》记韩王愿意归附秦国时说：“请比郡县，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魏策四》亦有类似说法）。这完全是附属国对宗主国的礼制，这种礼制就是要把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在宗教仪节上体现出来，使附属国的君民在神明的监临下对宗主国唯命是从，不敢背叛。我们知道，前清时政府在各个省、府、县所在地皆建有万寿宫，每年春秋岁时，省、府、县各级官长都要在这里祭祀清代先帝，为清帝祝福。这种万寿宫便是历代王朝相沿的旧规，可说是源远流长。周原甲骨中的这一片骨版也就是当时殷周依附关系最具体的说明。

　　殷虚甲骨文有关“周”的卜辞多至五六十条，但文字简略，年代不详，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过去虽有人用来解说殷周关系，实不足信。例如下面的一条卜辞：“己卯卜，▼贞，令多子族从犬侯璞周，叶（协）王事，五月。”（《续》5·2·2）“璞”卜辞原文作■，或释为寇，都是从上下文义而以意拟定的，并没有多少依据。再说，此卜辞的贞人▼乃武丁时人，其年代远在太王迁岐以前，应与姬姓的周族无关。其余有关周的卜辞有贞人名者，如[南殳]、古、内等，也都是武丁时人，最晚的如贞人▲，也是祖甲时人，这些卜辞都应同殷周之间的历史无关。另有下列二条卜辞：“丁未卜，侯弗●（敦）周”。（《拾》4·12）“癸卯卜，其◆周。”（《掇》2·164）“敦周”、“◆周”，伐周、灭周也。宗周钟：“南国◇子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敦伐连文，敦亦伐也。墙盘：“粤武王既◆殷”。◆同灾，灭也。此二条卜辞既无年代可征，王季历和文王在旧文献中也没有与殷以兵戎相见之事，所以这二条卜辞也不能说明殷周之间的历史。其他有关卜辞更为零碎，就不必论述了。

　　《史记·殷本纪》称，纣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后来又“囚西伯羑里”。大约殷周间的关系时好时坏。《战国策·赵策三》云：“昔者文王之拘于牖里，而武王羁于玉门。”《吕氏春秋·首时》云：“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凤夜不懈，亦不忘王门之辱”（王门当从《战国策》作玉门，《竹书纪年》称“纣作琼室；立玉门”）。周人主代君主皆受殷人屈辱，其甚者困顿至死，他们仍须凤夜不懈以服事殷，就是由于殷人强大周人弱小，周人不得不隐忍待时而暗自蓄积国力。

　　四　文王时代的发展

　　周人自季历开始称王，文王继位也称王，其时国力也有很大发展。《孟子·梁惠王下》称：“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说明周已从公亶父时的小国发展成文王时的大国，与其邻邦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性变化。文王为了集中力量向中原发展，所以要同西边的异族搞好关系，免除后顾之忧。同时首先征讨不愿归附的邻国，《诗·大雅·皇矣》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祐，以对于天下。”统一了西边的力量之后，便谋求向东方发展，此时的用人自称大邦，并打算安天下，可能已经准备同殷商抗衡较量了。

　　向东发展的第一步是控制虞、芮，《诗·大雅·绵》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毛传云：“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期，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而归者四十余国。”这当然有许多后人附会夸张的说法，可能表明这是通过和平方式用政治手段去控制的。《史记·周本纪》在记载此事后也说：“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黎）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七）年而崩，谥为文王。”

　　《史记》这里所讲的发展顺序不尽合适。殷为天下共主，虞芮决平不往殷而如周，也就是周人收纳叛逃翦商之始。周原为商之侯服，在西边为商服役守卫，国势发展后，祟侯虎谮之，纣王囚文王于羑里七年，文王归后即伐崇。崇在今河南嵩县附近，以筑有高大城堡著称，是殷王朝西部重镇，扼周人向东进出的通道，周人东向攻殷，非先灭崇不可。这是文王向东发展的一次重大战役，《诗·大雅·皇矣》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闹，崇墉言言，执迅连连，攸馘安安。……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左传·僖公十九年》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都说明这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崇国高大坚固的堡垒，使周人不得不联络与国，备好器械，经过重大杀伤去努力夺取。《诗·大雅·文王有声》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四方攸同。”也是强调伐祟的重大意义，并接着就迁都丰邑（今西安西南），显示了大举东进的布局，这对统一四方的王业起了重要作用。

　　伐崇之后接着就是戡黎，黎在今山西长治南的壶关，由此向东越过太行山就是平原，殷都朝歌一带就无险可守了。《书·西伯戡黎》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至人）元龟（占卜），罔敢知吉。”可见戡黎对殷商王朝威胁极大。 

　　文王时代，周人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但比较殷商王朝还是弱小的，所以周初人常自称“小邦周”（《书·大诰》）。文王为了开疆辟土和发展生产，就要招徕人民尤其要延揽各方前来的武士。《诗·大雅·文王》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古代所谓士都是武士，中国之有文士，还是春秋后期发展起来的。周初文化包括文字在内，皆效法殷人，近年周原出土甲骨即与殷虚甲骨无异。周初史官也出自殷，近年发现的微氏家族铜器群，微氏就是微子启安排在周王朝当质子的后裔，他们的子孙有的便在周王朝担任作册即史官。中国文字出于殷代的巫史集团，殷代帝王崇尚占卜，需要文字记录以检验其吉凶休咎。当时巫史集团从事这些活动，他们就发展了古代象形文字苗头，世代相继，既有承袭，又有增益，使六书条例逐渐完善，这就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甲骨文。我国大汶口文化陶器上有些刻划符号，已具有象形文字苗头。夏代尚无巫史集团，所以至今未发现夏代文字。中国文字的创造，如没有殷代这样的巫史集团世代延续达数百年之久的努力，是不能完成像甲骨文这样繁杂的象形文字的。

　　史称文王善养士，周公也是“一沫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史记·鲁世家》）。他们所养的士，所礼的士，都是武士。古代武土都是自由民，他们自幼就在辟雍的大池旁从事射御的学习，他们都要自备弓矢甲胄戈盾以装备自己。这些武士（或称甲士）便是当时冲锋陷阵作战的主力军，统治者对于他们带着武装前来投效的当然不敢怠慢，即便自己正在洗沐吃饭的时刻，也要握发辍食立刻延见。《书·无逸》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文王以壮年继位，励精图治，《史记·周本记》称他“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文王就这样在周原积聚壮大了自己的武力。

　　古代中国大陆普遍存在着村社共同体（说详《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二期），其文化风俗习惯大体相同。联合几个共同体形成一个部落，只要他们的生产发达，政治休明，就可以吸引许多村社共同体的民众前来归附。《说文·王部》：“王，天下所归往也。”儒家王道学说，虽不免流于迂阔，但在古代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我们看看后来清代的兴起也可有所启发。清初努尔哈赤原是建州右卫锡宝齐篇古的后裔，锡宝齐，满语鹰也；篇古即汉语百户的对音。努尔哈赤的父、祖，原隶于建州右卫王杲的部下。当明朝辽东将领李成梁讨伐王杲时，并将努尔哈赤父、祖杀害，努尔哈赤即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家。十三名甲士加上随从的徒兵，大概可以组成一文百夫的队伍。努尔哈赤凭借这十三副遗甲起家后，就有满州的许多姓长、乡长率其部众来归。他一面征服一面招徕，就逐步统一了语言相同的满州民族。《孟子·尽心下》云：“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古代以“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一井以八家或九夫计，则一丘正有百户左右的人家。他们的领袖如果领导有方，生产发达，为远近村社共同体的民众所向往，再以武备为后盾，蓄力待时，就可以迅速地发展为一个大国。这是中国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后来不少王朝的兴起都走过这种道路。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称：“《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说明文王晚年周已成为威望很高的强国。《论语·尧曰》更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分之二，旧说是指在天下九州中，周控制了六州。大体说来，冀、兖、豫三州属于殷商统治区，雍州是周人根据地，扬州为吴国所在，荆州有汉阳诸姬，梁州有牧誓八国的蜀羌等，都是周人势力范围。青、徐二州是东夷所居地，本属殷商，这时可能同周人结盟，所以周能有占天下三分之二的优势。《左传·襄公四年》载：“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说这些是殷之叛国属实，包括周本身也可说是殷之叛国。事纣就不对了，周和东夷是东西呼应配合进攻殷纣王的，《左传·昭公四年》记：“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蒐是春天打猎，古代打猎就是军事演习。纣治兵于黎，向西边的周示威，却引起了东夷的背叛，可见东夷对纣王起着牵制的作用。《左传·昭公十一年》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同书《宣公十二年》又说：“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说明讨伐东夷虽多次获胜，却也损耗了殷王朝国力，以致终于灭亡。甲骨文和商代铜器铭文也有不少纣王伐夷方的记录，看来不止一次，而且每次时间拖得很长，与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这说明当时周人和东夷可能是有联络的，东夷分布于淮水流域以至沿海地带，同周人无直接冲突，在反抗殷商方面利益一致，故能结合。但周灭殷后，他们的矛盾又发展了，所以后来周人也长期向东南用兵。

　　五　武王克商

　　文王时代虽有很大发展，但并未同殷商正面冲突，《左传》说是“唯知时也”，大约是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武王伐商则是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史记·周本纪》称：“武王即位，……师修文王绪业。九年（武王未改元，此为文王受命的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都是表示伐商为继承文王遗志，并非自作主张。周军渡河之后，见殷内部尚无间隙可乘，还没有必胜的把握，武王不敢轻举妄动，又退兵回来了。后二年，听到纣王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于是武王又率大军东伐，以十一年二月甲子朝到达商郊牧野。武王一直继承文王的年数，这也说明周人称王改元是从文王开始的。后来清人在入关前即已改国号、称帝、纪年，入关后仍继续从前的年数，约略相同。

　　殷纣王在位多年，内部矛盾发展了，《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太誓》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主要矛盾是，纣王为壮大自己的力量，收容叛逃，损害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权益。《左传·昭公七年》载：“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这个“夫”就是“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史记·周本记》）之“夫”的氏族长。他们的下属叛逃被纣王所收容，其多如鱼之聚于渊薮，所以引起他们决死斗争。这件事《书·牧誓》讲得更清楚：“今商王受（受乃纣王本名，金文作受，经典文献多讹作纣）……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究于商邑。”大约是殷商王畿生产发展较高，对奴隶要宽松些，故四方的奴隶往王畿逃亡，纣王又加以提拔重用，使他们凌驾于其旧主那些氏族长之上。百姓则旧贵族，就是原来的氏族长。殷纣王疏远自己的王族亲属，以致引起本族权贵的离心，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周人却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左传·昭公七年》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即对奴隶逃亡实行大搜捕，以此争取广大奴隶主的支持拥护，因而取得天下。

　　周军到达牧野，纣王发大兵抗击。《诗·大雅·大明》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二尔心。……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可见约王军队数量还是很多的，但是，“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史记·周本纪》）。这说明大战的胜负并非取决于武力搏斗，起主要作用的是内部政治因素。后来辽王朝受到金人攻击时，也是由于部族内部崩溃而失败的。

　　《史记·周本纪》称：“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大明》也说：“会朝清明”，即牧野之战是甲子日早上进行的。现在，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也提供了佐证。近年发现的利簋铭文记载：“珷克商。唯甲子朝，岁则克。闻，夙又（有）商。辛未，王在阑▲，易（锡）又（右）史利金。”此铭以武王克商总挈全文。岁是岁星，祭祀岁星亦曰岁。“岁则克”是右史利的建议，闻是上闻于武王。武王采纳了右史利的建议，因而就在祭岁星的早上（夙）便占有了商王朝。辛未是甲子后的第八日。阑▲地在管，阑、管古元部字，故得相通。管在今河南郑州，后来三监中的管叔即驻此监殷。右史利可能是古代的占星师，由于他的建议而获胜，所以武王赏之以金（即铸簋用的青铜）。《荀子·儒效》称，武王伐商，“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向，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周军的武土既无功赏可叙，而这位占星师右史利却得到赏金，把功绩归于占星师，则周人胜殷是由于殷军的倒戈，也不辨自明。

　　《史记·周本纪》称，武王曾封许多先代古老民族之后为诸侯，“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这些本是早就存在的古国，对周表示服以，周也就承认他们的原有地位，可以理解为武王所封。其中如陈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胡公即阏父之子，陈国始祖。其他各封国，情况当亦大致相似。但是，《周本纪》接着又说：“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这些说法却不可靠。牧野之战取胜既来自殷人倒戈，殷人实力便无重大损失，其主力“三百六十夫”还是完整的，纣王之子武庚仍继位统治殷商王畿故地。《逸周书·作雒》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这是所谓三监，周只是派人监督，并未完全占领。王子禄父即武庚，铜器铭文有《录伯◆簋》，西周时录尚为国名。武庚继纣为王大约改殷为录，故旧史称之为禄父。既然殷人还盘据故土，周人就不能越过殷商而在其东边封建诸侯如齐鲁等国。这要在武庚、三监以及徐淮夷等起来叛乱，周公东征打垮了他们之后，才有可能建立齐鲁等封国，《史记》是误把后来的事情提前了，时间错误就同当时形势合不起来。

　　《史记·周本纪》称，武王克商之后，“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可见武王灭商之后，仍还夜不安枕，说明殷商势力犹盛。经过劳心焦思，武王决定“营周居于雒邑”，即在雒邑兴建据点，驻守重兵以控御东方。这的确是一件有力的措施，但也是在周公东征之后才完成的。所以，终武王之世，殷人并未被彻底征服，形势是严峻的。

　　六　周公东征

　　《史记·封禅书》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其子成王继位，年少，其弟周公旦摄政称王，这便引起了周王朝内部的矛盾。《书·金縢》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管叔对周公的攻击也是有原故的。嫡长继承制在周代只是一种习惯法，并无明文规定。当初王季历以幼子继位为君，这便是古代村社共同体的习惯法：儿子长成以后，皆次第离开自己的家庭，娶妻生子，另立门户，只有幼子与父母同居，继承祖业。殷商的氏族制，兄弟在一起共同生产，共同作战，也自然形成一种兄终弟及的继承制。管叔习闻殷代故事，他又是周公之兄，继承君位应当是他而不是成王，退一步说成王继位，摄政的也应当是他而不是周公。周公辅成王而自行摄政称王，这和清初多尔衮拥立幼君福临而自称摄政王，先后如出一辙。这都是建国初期国家体制未定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斗争而出现的一种现象。

　　《左传·定公四年》称：“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管叔等为了反对周公不惜和从前的敌人殷商勾结起来。《尚书大传》卷四载：“奄君薄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世之将乱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亡国之后随时图谋恢复的武庚当然要充分利用这一良机，于是管叔、蔡叔、武庚同东方的徐、奄、淮夷诸族群起反周。这时周王室内部也不尽一致，周公地位难处，《书·金縢》称：“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叛乱初起时，周公避谗居东，担负讨伐重任的则是召公。铜器《太保簋》铭文称：“王伐录子●。■（同徂，今也）厥反，王降征命于大保。”武庚又称禄父，●可能即其名之一。此铭文反映了太保召公征讨叛乱的情况。《逸周书·作雒》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史记·周本纪》也记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周公、召公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同时担负重任，旧文献和地下新史料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周公居东时，传说还曾去过楚国。《史记·蒙恬传》称：“昔周成王初立，……周公旦负王以朗，卒定天下。……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这里讲述周初史事虽有误，但提出周公曾奔楚。《左传·昭公七年》记鲁昭公将去朝见楚王，“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祖是古代出行时的祖祭，鲁襄公第一次去楚国时，是梦见周公祭神引导的。现在昭公第一次去楚国，便梦见襄公祭神引导。梓慎认为昭公未梦见周公祖，可能不会去楚国；子服惠伯认为襄公既在周公祭神引导下去过楚国，正好由他来祭神引导昭公，所以昭公肯定要去楚国，事实上昭公接着就去了楚，这说明鲁国相传也认为周公曾去过楚国。从周初情势来看，周公去楚国大约是说服楚人不要参加武庚的叛乱活动。

　　武庚败灭之后，殷东徐奄以及淮夷尚继续与周为敌，周公东征经过三年苦战始告平定。《诗·豳风·破斧》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铜器《班簋》铭文云：“咸王令毛公以邦家君土（徒）御或人伐东或（国），咸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同庇，保护也）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令曰：‘以乃族从父征’；◆，‘城卫父身。’三年静东或。”此铭以咸王与王并称，咸王即周公，王即周成王。他们都关心主帅毛父的安全，分命吴伯、吕伯左右保护毛父。”“令曰”也是成王命▲和◆两人之词，◆后蒙上文省今曰二字，分别命令他们随从毛父出征和护卫毛父。▲是周军中一员战将，有关他的铜器不少。毛公当即毛叔郑，他是文王子、周公弟，对他的安全保卫，咸王和王都用命令规定下来。▼人不详，字从十，或为什长的专名。“咸王”见于金文中共有四器，从前都把咸字属上读，不成文，咸王应是周公摄政称王时的名号。钢器《般甗》铭文云：“王俎（同徂，往也）夷方，无瞀（病也），咸王赏作册般贝。”此铭也是王与咸王并称，夷方即东国叛乱地区。周公东征期间，成王也曾到过奄国，《书·多方》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此铭所记，当是周公先已在奄，其后作册般随侍成王安全到达，故周公奖赏作册般以贝。

　　周公摄政称王在文献上也有确切明证，如《书·康诰》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当时武王已去世，若是成王则应称康叔封为叔父、称文王为祖父；这位称康叔封为弟、称文王为父的王，就只能是周公了。咸王是周公摄政时的名称，唯见于金文，这是旧文献中久已遗忘的史实。

　　周公东征是周王朝一件大事，奠定了周王朝一代规模。《孟子·滕文公下》称：“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指奄君薄姑），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荀子·儒效》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坐，诸侯趋走堂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周公东征才彻底摧毁了殷商的统治，也才为周初大分封创造了条件，尤其是齐、鲁、卫等东方大国，必然是在东征之后方能建立。《左传·定公四年》记述鲁卫之封即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并称分给鲁国“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等，而且鲁国就是建立在奄国故地，卫国建立在殷虚，这绝不能是武王时代的事情。

　　东征之役似不限于东方，还曾打到江南，引起了殷周之际的民族大迁徙。奄君薄姑率其部族北迁为夫余（说详下）。其南迁者，《吕氏春秋·古乐》称：“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入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古代黄河流域广大平原地区森林茂密，气候温暖，还能适宜于象的生存，所以甲骨文有获象的记载（《前》3·31．3·），古文字“为”作●，即象征以爪牵象为人服役的形状。陈国妫姓，妫从为，他们可能就是服象的民族。陈在河南南部，河南古称豫州。豫即象、邑二字合文（战国时两足布中邑皆作◣，予即邑字之讹）。古代产象之地称为豫州，这和秦汉时代在产象的地方设立象郡，是同样的道理。殷周之际，可能有一些服象的民族迁到了江南。

　　七　蒲姑迁徙

　　周公东征，经过历时三年的长期战斗，给殷商残余势力以歼灭性的打击，击溃了殷商的三百六十夫，有的被分散赏赐给诸侯（如鲁国的“殷民六族”、卫国的“殷民七族”），有的被消灭，有的就逃亡远方，北去东北以至朝鲜半岛，南到江南都有。

　　东征之役，《史记·周本纪》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正义引《括地志》云：“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淮夷之中，徐国最大，是商民族在东方的一支重要力量。薄姑亦称蒲姑，是山东半岛上齐地的先住民，他们迁走后，才有姜太公的建国。《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婴讲述齐地历史变迁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蒲姑北迁即东北的夫余，夫余为蒲姑的对音。余和姑是鱼部叠韵字，夫与蒲古音读相同。《后汉书·东夷传》称：夫余国“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以员栅为城，有宫室、仓库、牢狱。其人粗大强勇，而谨厚不为寇钞。”《三国志·夫余传》称：“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犬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诸加别主四出道，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加与家同，加、家古歌鱼合韵。夫余四加有似于后来蒙古的马、牛、羊、驼四个部落的军事首长，四出道就是从这个城邦向四方分布的四个部落的所在地，以畜名官即是以其主管的畜类为官名。蒲姑北迁前所住的山东半岛，畜牧业也是很盛的，《书·禹贡》称：“莱夷作牧”，莱即在山东半岛东北角。《三国志》又说：夫余民众“食饮皆用俎豆，会同（宴会）拜爵、洗爵，揖让升降，以殷正月祭天”（这些都是中原风俗，可参看《仪礼》）。“窃盗一，责十二，男女淫，妇人妬，皆杀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杀人殉葬，多者百数。”死者夏月用冰也是山东半岛的风俗，在《诗·豳风》和《左传》中均有记载。《三国志》还说：夫余“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濊是夏商之际豕韦迁去建立的，夫余其后追踪而来，征服了濊民，加以统治。濊民的一部分便迁到了更北的地方，称为北夫余。《魏书·豆莫娄传》称：“豆莫娄国在勿吉国北千里（勿吉又称沃沮、窝集，即大森林之意），旧北夫余也。”其习俗用器大致与夫余同。《三国志·夫余传》称：“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可见他们口耳相传还知道祖先是从内地迁去的。

　　《后汉书·高句丽传》称：“东夷相传以为夫余别种，故言语法则多同。”《魏书》则直接说：“高句丽者出于夫余。”《隋书》也说：“高丽之先，出自夫余。”说是夫余王得河伯女，被日光照射而孕，生一大卵，有男子破壳而出，名曰朱蒙（即逢蒙、朱明，传说中的神射手），长大后逃难至河边，水深不可渡，朱蒙称：“我是河伯外孙、日之子也，今有难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于是鱼鳖积而成桥，朱蒙遂度，追骑不得济而还。“朱蒙建国，自号高句丽。”《离骚》中说：“挥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这种传说似乎也带有中原的色彩。

　　《三国志·东沃沮传》说：“无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长帅，其言语与句丽大同。……诸邑落渠帅皆称三老。”东沃沮当是殷周之际随夫余北迁的村社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相当于县下面的乡，所以他们的首领都以三老为名。

　　殷周之际还有一些人越过渤海，迁到辽东半岛以至朝鲜半岛。《汉书·地理志》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钱）。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这说明古代村社共同体对盗窃的惩罚很重，故可以做到夜不闭户，余粮栖于亩首，漫藏野积而无寇盗，社会秩序良好。《地理志》还说：“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按：野外的农民）饮食以笾豆（东方古代因席地而坐，故用高足器即豆。豆在古文字中作■，象高足容器。笾用竹制，形式同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羽觞之类，平底，放在几上。）食。”用豆是古代遗俗，用杯器则是后来仿效汉朝官吏的。《地理志》又说：“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寝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这种风俗应是商周之际殷人北迁时由中原带去的。虽然到汉代才见诸记载，其流传却是很久远而早已存在的。从中可以考见中国古俗，是很宝贵的材料。

　　朝鲜半岛南部有三韩，《后汉书·东夷传》称：“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马韩最大，是当地的先住民。“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辰韩人的语言还保留了秦语，称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辰韩又称秦韩，辰、秦音近而通。辰韩“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以礼，行者让路。”而马韩则“不知骑乘牛马”，说明他们就是那里的土著。“弁韩与辰韩杂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语风俗有异。”可能他们也是从中原先后迁去的。

　　中国古代中原居民在夏商之际和商周之际的动乱时代，都曾陆续迁到东北以至朝鲜。到秦末农民起义之时，燕齐赵等地居民迁去的有数万户。燕人卫满就利用这部分人的力量，攻走朝鲜王准，自己在朝鲜建国称王。

　　周公东征迫使殷人及其同盟各族逃亡迁徙，一部分向北已如上述，还有一部向南的即成为后来的瑶族、畲族。瑶本作摇，他们原是被殷人征服的东夷，在殷人军事统治下，服一切繁重的徭役（包括贡赋在内），所以称为徭人。殷亡以后，周公东征商奄蒲姑，他们就从山东半岛南下，先居于秦时的闽中郡（今浙江、福建）。汉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后来汉武帝伐闽越，闽越王郢被杀，而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史记·东越传》索隐称：“繇音摇，邑号也。”繇为邑号，即因其为殷代服徭役者所居而得名。繇、徭同从缶声，古通作繇，从系，明其为系虏之人。他们的农业还是停留于刀耕火种的畲田阶段，所以又称为畬民。畬，后来又写作畲。

　　瑶族以盘瓠为始祖，音转为盘古。盘瓠、盘古也是蒲姑、夫余的对音。古无轻唇音，夫应与蒲、盘并读重唇音，姑、余、瓠、古，又同在鱼韵，故得相通。《后汉书·南蛮传》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其后滋蔓，号曰蛮夷。”这一段神话，并不是瑶族凭空臆造出来的。夫余以六畜名官，有狗加、犬使的名号。瑶族应是为蒲姑征服的共同体而隶属于狗加、犬使之下，跟着他们迁到闽越，这便是盘瓠为高辛氏畜犬传说的由来。

　　《史记·五帝本纪》以帝喾为高辛氏，而《殷本纪》则称殷人始祖契的母亲简狄为帝喾次妃，是认殷人为高辛氏的后裔，而蒲姑则是同殷王联盟的民族，所以这个传说就以盘瓠为高辛氏畜犬。根据以上分析，瑶族出于夫余的狗加，所以瑶族以狗头人身的盘瓠作为他们的始祖。三国时代，孙吴大力开发吴越，瑶族大多融合于汉旅之中，于是他们的始祖盘古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盘古故事始见于三国时代吴人徐整的《三五历记》，这也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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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中舒　　前中国先秦史研究会理事长、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徐中舒教授是当代著名的先秦史与古文字学专家，是学术界公认的史学大师。徐先生1898年生于安徽怀宁，是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所招的第一届学生，受业于王国维等名师。1928年即任复旦大学教授，1930年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门从事史学研究。1937年入川，在川大任教五十余年，直至1991年辞世。在徐先生治学与育人的六十余年中，门墙桃李，遍于国中；科研...